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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虛擲的時代,最無畏的堅持

1949年9月30日,在開國大典的前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大會決定,為紀念人民解放戰爭與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

1952年5月,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任委員會主任,梁思成任副主任,林徽因是委員之一。

當時,碑頂的設計最為困難,爭議最多。最終敲定的方案是由梁思成提出的在碑頂上破天荒地加了個「小屋頂」的裝飾,後來這個「小屋頂」也被廣泛運用到各式建築物之上。此外,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表示對英雄的永久紀念的浮雕花圈,則由林徽因負責主要設計。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此時距林徽因逝世已整整三年。

十四年後,梁思成在孤寂和痛苦中與世長辭。

一代才子,一代佳人,終歸落幕。

Wilma Cannon Fairbank, 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鎮,大學畢業後,隻身來到北平,與當時在清華執教的未婚夫John King Fairbank結婚。在那裡他們結識了一生的摯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費慰梅與費正清,正是梁思成為他們所取的中文名字,寓意高風亮節的梅花與正直清廉。

費慰梅是研究中國建築藝術的美國學者,她的丈夫費正清更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

很多年後,當費慰梅想起與梁林夫婦相識的最初,她回憶道:「我們在客廳一個舒適的角落坐下,泡上兩杯熱茶後,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為對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腦倒出來……」這一幕也正如史景遷所言:

孩子和友朋的笑鬧聲在客廳里迴響著,徽因燦笑如花,書桌上放著未完的詩稿,腦海里卻跳動著在未來幾個月中前往未知的古老廟宇考察的計劃……

自1932年相識以來,慰梅與徽因陸續都有依靠著書信,互訴衷腸,直到1948年12月的「最後一封信」寄出。1949年元月,北京解放,中美之間,天各一方。

左起:梁思成、林徽因、費慰梅

依靠著相熟相知與書信,以及在梁從誡、林洙等人的幫助,費慰梅寫下這本《中國建築之魂》,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梁家的長子,林家的掌上明珠

1901年,是清光緒二十七年,也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年。

這一年,慈禧太后下詔變法,「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開始實行「新政」。

這一年,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至此,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廷被判賠償列強四億五千萬兩,史稱「庚子賠款」。

這一年,張學良、陳毅、徐向前出生。

那年出生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

戊戌年間,因慈禧發動政變,「百日維新」宣告失敗,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亡法國與日本。1898年至1912年在日本流亡的歲月,對於梁啟超來說,可謂五味雜陳。他一方面努力學習西方的政治學術,另一方面憂心著母國的發展,時刻不能忘懷。梁思成深受他父親思想的熏陶,以致他日後在艱苦的環境中依舊保持著不畏強難的奮鬥精神。

梁思成生命中嶄新的一頁自1919年鋪陳開來,這一年,他遇到了比他年小三歲的林徽因。

林徽因同樣也是出生在名流世家,是林家的掌上明珠,她的父親林長民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主攻政治、經濟。與梁啟超一樣,林長民懷著一顆報效國家的赤誠之心,革命後也同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管。兩家門當戶對、一拍即合,由媒人牽線,為長子長女定下秦晉之好。

梁思成與林徽因

遨遊世界,情定建築

1924年,梁思成離華赴美,林徽因和他一起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他們的建築圖作業經常得滿分,被人稱讚為「無懈可擊」。

梁思成在賓州大學期間,曾受到父親寄過來的一本《營造法式》,那是宋徽宗時期工部侍郎李誡所著,描寫北宋京城宮殿的營造手法。梁思成一直苦於古代中國缺乏建築歷史的記錄,此書正為思成打開了一道通往中國建築史的大門。梁林二人將結婚的日子定在三月二十一日,那是宋朝為李誡立的碑刻上唯一的日期。數年後,當第一個兒子出生時,他們給他取名叫從誡,意為「追從李誡」。

襁褓中的梁從誡和母親林徽因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發,張作霖重傷身亡。年底,張學良在奉天升起中華民國國旗,史稱「東北易幟」,中國也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來年,東北大學成立,梁思成林徽因成為建築系僅有的兩位教員。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人關閉東北大學之前,他們作為建築師和教師方面都成績斐然。

離開瀋陽後,梁思成在中國建築研究會(又名「中國營造學社」)擔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擔任「校理」,兩人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被譽為「華北四寶」,其中滄州獅子代表鑄鐵工藝,應州塔是木建築工藝,正定菩薩是鑄銅工藝,趙州橋是橋樑工藝。在河北民歌《小放牛》中有這麼一段唱:

趙州橋,魯班爺修,

玉石欄杆聖人留,

張果老騎驢橋上走,

柴王爺推車扎了一道溝……

傳說魯班於一夜之間造成了雄偉的趙州橋,神仙要考驗考驗趙州橋的承載能力,張果老騎著小毛驢,柴王爺手推獨輪車,招來了日月星辰,搬來的五嶽大山,趙州橋依然安然無恙。梁思成從民歌民謠中發掘中國古代建築的線索,帶著「營造學社」的調查隊,「騎驢走馬過山西」,一次又一次地踏上考察古建築的征途。

直到1937年。

八年抗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受過教育、具有先進技術的國民僅佔全國人口的2%。中國政府很清楚,這是能保住中國未來最寶貴的資源,他們決定把這些知識分子保護起來。

從北京到天津、到長沙、到昆明、到李庄、再到陪都重慶,頻繁的遷移以及惡劣的生存環境,讓林徽因染上了肺疾。通貨膨脹、食物短缺、缺醫少葯,逐漸壓垮了思成和徽因的身體。然而他們帶著2個孩子,以苦作樂,也多虧了傅斯年、費正清等人的救濟,他們才不至於有凍餒之苦。即便在這艱苦的泥土當中,他們也能開出花來:梁思成夫婦仍在共同奮力完成《圖像中國建築史》(英文稿)等一批重要著作,成為日後這一領域中的學術經典。

梁思成手稿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縱斷面和西立面

美國當代著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在為《中國建築之魂》作序時,他寫道:

這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也虛擲了生命。

梁林二人都出生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他們生於名門之中,但是仍腳踏實地,事必親躬;他們學於國外之地,但是仍胸懷天下,關心國家大局;他們流離於亂世,但是仍不畏艱辛,即使條件再艱苦再簡陋,也堅持科研和教學,使民族文化得以薪火相傳,保存發展中華國魂。

這本《中國建築之魂》,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它沒有華麗的辭藻;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它的文筆似乎也不夠犀利;從一生的知己來看,費慰梅對梁林夫婦的描寫也沒有面面俱到。

文字中,沒有婉轉哀思、怨聲遍野的憂愁,沒有驚天動地、跌宕起伏的愛情,沒有蜚短流長、是是非非的八卦,也沒有振臂一呼、慷慨激昂的廝殺,有的只是信件中字裡行間的細水長流:

它是戰場,雖沒有炮火連天、硝煙瀰漫;它是希望,雖衣不蔽體、捉襟見肘;它是守護,雖手無寸鐵、身無寸甲;它是堅定,雖城破樓塌,國將不國。

身處最虛擲的時代,這是他們最無畏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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