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城濮之戰：一場「經典中國」保衛戰——《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22）城濮之戰：一場「經典中國」保衛戰——《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在講述這個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戰例前，我們必須先來釐清一個關於什麼是 「中國」的概念。
有讀者笑了：這還用問？這不是蔑視我們的智商嗎？
先別！事實上，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知道「中國」這個概念從何而來。尤其是在春秋時期，所謂的「中國」還真的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中國」
今天我們自稱為「中國人」，實際上是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權帝國以後逐步形成的概念。而在先秦時期，夏、商兩朝是純粹的邦聯制，最強大、能夠統治其它邦國的國家稱為「中國」。所謂「中國」，並不是統治者以為自己所在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以我為中」的方位判斷。天子所在即中，「中國」即天子之國。其餘的則稱為「四方」。周克商建政後，分封建邦，只有與周王朝有密切聯繫的諸侯，包括重新獲封的奉嗣舜帝的陳國、奉嗣夏帝的杞國，奉嗣奉殷祀的宋國，以及和周朝有大功臣和姻親關係的齊國，以及姬姓封國晉、魯等國，統稱為「中國」，以區別於蠻、夷、戎、狄「四方」。當然，從名義上講，周王室是包括「四方」及中國諸侯在內的共主。
春秋時期的周王室，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但已經沒有力量控制「中國」諸侯之間的相互征伐，更無力抵制強大起來的「南蠻之國」楚國對中國的侵略。在漢陽諸姬（西周早期，周人的拓殖重心在舊殷商畿內地區，如衛、齊、魯等地。到了西周中期以後，周的統治在中原逐漸穩固，開始在更大範圍中拓展，昭王、穆王時期不斷向淮夷、于越、荊楚用兵，為鞏固對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時也為了奪取戰略物資「銅」和保護南征通道，又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從山西、陝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漢水中游地帶，建立起數十個封國，組成一個龐大的姬姓封國集團，史稱「漢陽諸姬」。它們互為犄角之勢，負責監視並阻斷荊楚和淮夷、于越結盟，為安定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漢陽諸姬」主要包括以下諸侯國：隨，今湖北隨州市境；唐，今湖北隨州市西北境的唐縣鎮；申，今河南南陽市北境；呂，今南陽市西北境；曾，今南陽市北一帶；厲(賴），今湖北隨州市東北；貳，今湖北應山境；軫，今湖北應城境；鄖，今湖北安陸境；蓼，今河南唐河境。另外，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國或屬國有：江(嬴），今河南正陽西南；息(姬），今河南息縣境；弦(姬），今河南息縣南；黃(嬴），今河南潢川境；蔣(姬），古期思縣，今河南固始境；蓼(偃），今河南固始東；)等。在淮北及江、淮間，亦有眾多的封國與屬國，無疑都嚴重地阻障著楚國的發展）被楚吞滅之後，蔡、鄭等「中國」侯國明顯感覺到形勢嚴峻。魯僖公四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是「中國」諸侯聯合抵抗楚對「中國」侵略的開始。西周初年採取分封諸侯「以藩屏周」的戰略在此開始得以充分的顯現：如欲改朝換代，用「殷革夏命」或「周革殷命」這種單純的靠推翻王室方式已經不能實現，必須在征服大多數諸侯的基礎上，才可能建立起穩固的政權。所以有後來王孫滿對楚莊王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的話。齊桓公後來之所以能夠成為諸侯霸主，是因為只有他能夠團結和帶領「中國」諸侯抵禦外敵的侵略，而並不是因為其在「中國」諸侯之間「瞎逞強」。
而此時的楚國，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荊蠻！非「中國」人也！
我們看當時的歷史記載是如何「定位」楚國的：
《春秋穀梁傳·庄公十年》載：
「荊者，楚也。何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這段話明確定位了楚國在當時「中國」人眼裡的「性格特徵」和「外國地位」。
由此可見，雖然在經過兩千多年民族融合後的今天，荊楚無論是否曾經屬於蠻夷戎狄序列，都是中國和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楚是與「中國諸侯」身份不同的「荊蠻」。在城濮之戰結束後的踐土之會上，晉「獻楚俘於王」，可以證明楚的蠻狄身份是確定的。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只有蠻夷戎狄之俘才可獻於天子，否則，天子是不接受的。
事實上，即便當時的楚國，也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史載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楚王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綜上所述，當時的晉楚之間的戰爭與「中國」諸侯之間征伐吞併有著本質的區別：後者是「中國」之間內戰，而楚對中國諸侯的戰爭則屬於「入寇」性質的「侵略」戰爭。
這個背景，正是晉文公組織「城濮之城」以保衛「中國」的重要意義所在。
晉文公流亡在齊時，管仲已經去世。失去了管仲的晚年齊桓公開始重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個小人（《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記載：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前643年，齊桓公重病，五公子（公子無虧、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黨羽爭位而至國內大亂。經此大亂的齊國已經無力領導「中國」諸侯。後來，以奉殷嗣而立的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繼承齊桓公的霸業，與楚國爭霸。並於公元前638年討伐「投降」楚國的鄭國時，與救鄭的楚兵展開了著名的「泓之戰」。此戰中，宋襄公講究「仁義」，非要待楚兵渡河列陣後再戰，結果大敗受傷，次年傷重而死。「中國」自此失去了能夠領導「中國」諸侯的霸主。
於是，「中國」諸侯六神無主，與楚國相鄰的小國鄭、曹、衛等迫於楚國的壓力，紛紛投降楚國。
可以說，當時的「中國」形勢，比齊桓公時期「中國不絕若線」（《春秋·公羊傳僖公四年》載：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的形勢更加危急。
經過長期流亡生涯「錘鍊」的晉文公對當時的「國際戰略形勢」洞若觀火。
終於到了他名垂青史、致霸天下的時侯了！
在出手前，晉文公首先幹了幾件大事：
首先是結好周王室，興兵討伐發動兵變叛亂的王子帶（子帶又稱姬帶，系周襄王姬鄭之弟，因不甘心與襄王爭位失敗，從公元前648年起，多次引導西戎兵攻周。公元前636年，姬鄭發覺王后隗氏與子帶秘密勾結，立即廢黜了隗後。子帶再次引西戎兵攻周並攻佔了都城。姬鄭倉皇逃出，避居於鄭國的汜(今河南省襄城縣)，向各國諸侯求救。即位不久的晉文公出兵勤王，於公元前635年生擒子帶，迎姬鄭回都城，從而平定了內亂。這次內亂，史稱「子帶之亂」），助周襄王歸位洛邑，建大信義於諸侯。這一點相信晉文公是向管仲和齊桓公學習的「尊王攘夷」之術。
其次助秦攻若，襲取楚國所屬商密之地，使秦南下攻楚門戶大開，從此使楚真正面對強秦，從而牽制楚國對中原的壓力。
最後，當上述戰略措施部署完成後，晉便始聯合秦齊等「中國」諸侯，以「投降」附屬楚國的曹、衛、鄭為目標，攻曹伐衛，救宋服鄭，致怒楚國，使其興兵來犯，而晉於中原整軍經武，組織「中國聯軍」以逸待勞，為城濮之勝奠定了基礎。
城濮之前還曾經發生了一場由晉國大夫先軫導演的漂亮外交戰。
史載當「中國聯軍」攻曹伐衛、救宋服鄭之際，即按先軫之謀，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與宋人（把曹衛諸國的良田分給宋國人，以懲罰投降楚國的曹、衛，獎勵不願意臣服於楚國的宋國）。當時正在圍攻宋國的楚令尹（相當於宰相）子玉決心一戰，因派宛春為使告於晉文公曰：
「請復衛侯而封曹伯，則楚亦釋宋之圍」。
子玉之意，若晉許其請，則楚可樹恩於三國（曹、衛、宋）；若不許其請，則三國將怨晉而助楚，誠為一舉兩得之謀。殊料晉國謀臣先軫深悉其用意，乃提出一更高明之對策。先軫對晉文公曰：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二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這就是著名的「以三怨對三施」外交戰。晉文公大悅，即採納其議，拘宛春於衛，而私許曹衛復國；曹衛因之告絕於楚。子玉既憤宛春之拘，復怒曹衛之告絕，於是決然背棄楚王「無從晉師」之命，而向曹衛境內的「聯軍」進兵以尋求決戰。於是，楚軍果然進入晉文公和先珍預想的戰爭「彀中」矣。
接下來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戰了。
戰爭開始，楚軍以伐罪之師自宋都向曹境北進，以求與聯軍決戰。
晉文公乃令聯軍向後撤退三舍，一方面以報昔日流亡楚時，楚成王曾厚遇與己時的承諾；一方面造成「哀軍之勢」以激勵士氣。「中國退至城濮而止，楚軍則緊追不捨，於城濮之南面對晉軍依託丘陵為營，居高臨下壓迫聯軍。是年四月五日，兩軍對峙。楚令尹子玉使其大將向聯軍請戰曰：
「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語見《國語·晉語》）。
看看我們的先人，不但把一場大戰說成一場讓人靠著戰車欄杆觀賞的遊戲，而且說得輕描淡寫和平淡至極；
當然，這番話里還包含著子玉對晉文公的蔑視和驕狂。這時侯，晉文公使臣欒枝回應說：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語見《國語·晉語》）。」
這裡，欒枝告訴子玉：「我們國君知道您的意思了。楚君的恩惠，沒有敢忘記，所以待在這裡（即提醒他我們已經退避三舍了，你別太過分了）。我們以為大夫已經退兵了，臣下難道敢抵擋國君嗎？既然大夫不肯退兵，那就煩大夫對貴部將士們說：「準備好你們的戰車，忠於你們的國事，明天早晨將再見面。」
是時聯軍部署，以其上中下三軍作成橫陣排列，先軫率中軍居中，狐毛率上軍在右，欒枝率下軍在左，秦齊宋三國軍隊，配列於晉三軍之中，整列陣勢於東莘墟之北。晉文公親登有莘之墟（有莘之墟在今河南省商丘虞城縣店集鄉魏固堆村，相傳是商代名相伊尹的墓地所在）以觀，並令伐來樹木，曳於兵車之後，使塵土飛揚，以迷誤楚軍。
四月六日，兩軍始戰。聯軍左翼下軍胥臣部，以虎皮蒙於馬上，首先衝擊較弱之楚軍右翼之陳蔡軍，陳蔡軍驚駭而潰。同時欒枝部以多數車輛曳樹枝而馳，因之塵土飛揚，並乘冬末春初東北風勁，猛烈沖向楚軍，楚軍因之目不能視，故楚右軍亦潰。聯軍右翼之上軍狐毛部，設兩大將旗，當與楚軍接觸時，佯向後退以誘敵，楚子玉以為晉大將所在的右軍敗退，即縱其左翼軍追擊之，但當其左翼軍追擊時，其右側翼則暴露於聯軍的中軍之前。於是先軫部即以中軍橫擊之，同時狐毛部之上軍亦回軍反擊，楚左軍在聯軍中上軍夾擊之下，力不能支而潰敗。子玉見其左右軍均已敗退，遂急令中軍停止前進，得以不敗。子玉乃收集敗殘之兵，向西南撤退。聯軍隨即起而追擊，直追至楚軍後方屯糧之地，便利用楚之糧食及營舍而休兵三日，然後毀其營舍而還師。
此戰後，楚令尹子玉因楚成王之怒而自殺。而晉文公則挾一戰之威，率軍入於經常依違於齊楚之間的鄭國境內，迫使鄭文公親自來晉軍犒師並謝罪。時周襄王得知「中國聯軍」在晉軍主導下大敗楚軍，不勝歡喜。蓋周室曾被楚王「問鼎」欺凌，今有姬姓諸侯擊敗強楚，得以重振周威。且晉文公昔年曾有勤王討逆之功，是以周襄王準備親往軍前慰勞。晉文公得悉襄王親至勞軍，乃令軍中築王宮於踐土，率宋、齊、魯、鄭、魯、衛、陳諸侯朝覲襄王，並告捷獻俘，有甲胄之馬及兵車百乘，步卒千人，此為「踐土之盟」。周襄王因是役之功，封晉文公為諸侯之伯並賜其黑紅二箭，以專征伐之權。此後百多年間，晉國始終是「中國」諸侯之長。
博按：城濮之戰的重要性在於，此戰後的春秋大部分時間，「中國」所謂的「霸權」即主導權均賴晉國維持。是以梁惠王曾向孟子云，晉國天下莫強焉」（晉國一度在天下稱強呀）。正是因為晉國這一超級強國的存在,北面狄人無法南侵,南面楚人無法北上,西面秦人難以東進。隨著當時中原華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融合,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緣關係三要素為區分標準的「華夷觀「逐漸被以文化為區分標準的「夷夏觀」所取代。此後的春秋歷史，每當大國崛起 ,他們都力求擺脫自己的夷狄身份獲得諸夏認同 (如:秦、楚、吳、越等國)或者向夷狄開戰以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 如:齊晉等國 ),體現出當時中原各國和周圍蠻夷各族共同的「文化認同和趨一」。可見晉文公能贏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諸國的支持 ,就是充分利用了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站在這個角度上說，晉國的勝利，本質上也是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勝利。
城濮之戰的意義，不但奠定了此後晉國的百年霸業，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了唯一一場以「德攻」取勝的戰例。當然，晉文公在兩軍陣前敢於「退避三舍」而後再戰，是晉文公君臣在對楚軍深入中原不敢冒然出擊而做出的正確判斷，亦是晉文公對「聯軍」的充分掌握和正確運用，是在有意造成「哀軍」之勢而成「德攻」之勝，反映了晉文公君臣高超的軍事謀略水平。站在今天的視角反觀城濮之戰的全過程，晉文公君臣無論在政略設計還是戰略籌劃；無論是戰術運用還是戰後的措置，都可謂臻於完美。尤其是晉大臣先軫以「三怨」而亡楚「三施」，是春秋時期最經典的「外交戰」和「心理戰」，值得後世深入研究之。楚令尹子玉本楚國名相，其於當時之戰略形勢下，以一言而定三國，確屬戰略博弈之良謀，而先軫之謀，因敵於勢，因機應變，以私許兩國而亡其「三施」，再輔以拘其使臣而怒其將帥，致使子玉以怒而致師，以溫而求戰，致其犯兵家之大忌，遂奠定了城濮之戰勝利之基。春秋之時，中原小國諸侯伯眾多，於政略謀劃和戰略選擇上較戰國時期更為艱難，而與今日之世界大勢有異曲同工之妙，是以先軫之謀，實為中華遠古賢哲饋於今世的寶貴謀略遺產。
當然，晉文公君臣之所以能夠成就此番大業，又與他們狼狽流亡於諸侯之間，受盡屈辱而又遍觀世情，周曆各國而又著眼長遠有很大關係。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晉文之霸，可謂霸得其實、霸得其所。劉向《說苑·反質》中曾錄踐土之盟時晉文公的盟詞，足見文公是春秋之間一位難得的有德之君，特錄以褒之：
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污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今日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樂聲妨政，無以姦邪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自伐其根本，流於枝葉。若此者，是有患無憂，有寇勿彌也！不如言者，以盟詞示之！：（語見劉向《說苑·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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