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堂 何為講堂？
作者 | 龔鵬程（當代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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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轉載自龔鵬程大學堂
龔鵬程，1956年生於台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世界漢學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
講堂，是講學的空間，許多講學傳統都與這個空間有關。故若弄清楚了它，教育史、講學史上若干問題也就得以明白了。
01
由講話到講學
講堂之「講」，似乎不用解釋。人的思想、觀念總要講出來，才能 與人溝通、交流、傳播，為人所知，不爛在腦子裡。
佛陀講法圖
故古今中外，沒有思想家不愛講說的。著名的如印度之佛陀，據說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講了《華嚴經》《阿含經》《方等經》《 般若經》《法華經》和《涅槃經》等等，這些經，其實都是歿後弟子結集的聽講記錄，卷軼浩繁。希臘則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人也老喜歡拉著人講，傳下了許多《對話錄》。
中國也沒有任何一部經典像佛經這般是教主獨講的，十三經都不是。後來受佛教影響的一些道派，才有《太上老君說常清凈經》之類作品。中國又沒有對話錄，只有講記、講義。所以宋明理學家的語錄才會老倍人懷疑是受了禪宗的影響。而即使是語錄，也仍非對話錄。至於《論語 》，頗有人以為即是希臘那種對話錄，其實也非是。故我國講學之傳統頗有值得深究之處。
02
講學
講學起於何時，不可確知，至遲在春秋時期已有。據《左傳·昭公七年》記：「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孟僖子擅長 替人襄贊典禮，老病而講學之，許多人遂跑去跟他學禮。這顯示了春秋時期已有講學之風氣了。
其所以如此，原因是此前皆是官學。官學由政府主辦，教師亦由政府安排，本來就與私人講學不同。官學禮 樂射御書數，書數是基本知識技能，禮樂是文化教養，射御是武備。當 時是貴族教育，射御，猶如歐洲中古之貴族都要接受騎士訓練那樣。教 育出來的子弟，將來也都從事官職。私人講學就不同了。孟僖子擅長禮，也只教禮；別人之所以去跟他學，則是因他有此絕學，別處可能學不到。因此這是「為往聖繼絕學」的事，有特殊之導向與宗旨。
孟僖子是孔子的前輩，很欣賞孔子，孔子講學 也就繼承了這種精神。
但孔子又是有發展的。《論語》記載孔子曾感慨：「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可以看出講學不僅已是常態，若不能經常講學，還會被認為是種缺點呢。講學也被當成是一種跟修德、改過、遷善相同的「改善人存在狀態」的方法。
孔子的話里還有一層意思不能忽略：講學不僅行諸師弟之間，也在朋友之間。平輩交遊，即須講學。這一點十分重要，也可說是儒家教育觀的精義之一。《易經·兌卦》的象辭就說：「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穎達疏：「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悅之盛，莫過於此也。」
儒家的朋友觀正建之在講學上，彼此講習道義，才是朋友，否則便成了小人酒食相徵逐，共趨於下流。《論語》開篇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講的就是這個原理，不是泛說一般親朋來訪。
「有朋自遠方來」，指講學；它上面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其實也是。怎麼說呢？因為講學之講並不只是口說，像上文所引《左傳》記孟僖子講學的那句話，杜預注就說：「講習也」。講與習是同義詞，《易》雲君子以朋友講習，把講習合成一個詞，也即是這個緣故。講就是習，故「學而時習之」事實上便是講習不輟之意。這是古代通用的詞意。例如《玉篇》云：「講，習也。」《左傳·隱公五年》：「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皆農隙以講事也」，注也說是習。
1906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天津建北洋陸軍講武堂。後各地督撫紛紛仿效，陸續建立了南洋（設於南京）、江西、雲南、東三省、湖南、廣東等陸軍講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後還繼續保留，1928年才停辦。講武之講，用的正是古義，講武就是習武，非光說不練的。
日本教育尤其重視這講習二字，各地皆設「講習所」。清末章太炎先生遊學日本時濡染此風，遂也設立國學講習會，開啟了百年來講習國學之機。近年我國在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上，亦參考傳習所的運作。如崑曲、上海越劇，泉州歌訣，打城歌，鄭州太醫泉，黎族打柴舞，無錫梧聲古琴，鳳凰苗族銀飾製作等，均設有傳習所，用以傳播理念、培養人才、發展技藝。
03
所、室、堂、庠、序、黌、塾、齋館、精舍、書院、寺廟
講習所的「所」字，涉及了講學的場所問題，指講學者在哪裡講。
講學當然可以無定點。或如孔子遊歷四方，或如墨子孟子商鞅蘇秦那樣遊說諸侯，弟子們跟著老師跑，所謂「從游」，不擇地、不擇時，當然也就無一定的講學地點。縱使傳說孔子有所謂「杏壇」，其實也只是在杏林中找一土墩子講講而已，無教室、學校之類固定講學空間，與柏拉圖有其學園不同（另詳後）。
有定點的講學，最常見的是教師自宅。宅中的廳、堂、齋、室，都可能用來教學。孔門弟子有及門、入室、升堂之分（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見《論語·先進篇》），就是以老師家裡的空間來看弟子各自所處位置之不同，以見親疏。
但自家堂室更主要教的乃是自己的子孫。古人重視家學，故多在家中施教。而家學，並不是現在談家庭教育的人所講的那一套，僅注目於兒童生活禮儀、道德教養、親子教育層面，而是以家庭宗族為一學術傳承團體。中國學統所系，古代一大半就是靠這種家學。
例如南北朝時期的世家大族，南方是王、謝、袁、蕭、朱、張、顧、陸，都是經學禮法傳家的。北方大亂，士族逃散，學統則有所缺。前秦苻堅時，太學想教《周禮》卻沒老師，就特別去請太常韋逞的媽媽宋氏出來教。因為她們宋家是以《周禮》為家學的。老太太當時雖已八十多歲了，但神明不衰，故特立講堂。選派了生員弟子一百二十人去受業，稱她為「宣文君」。家學影響官學、世家大族女子都通經學，這是個著名的例證。
苻堅設的講堂，就是公開的定點教學單位。這種單位淵源久長，古稱為庠、序、黌、舍，概屬官學，文武兼修，禮樂射御書數，如前文所述。秦漢以後，六藝之教雖漸衰微，但孔廟和各地州府縣學大抵都仍保留「射圃」的規制，也仍經常舉行射禮。不過射畢竟已成旁支，官學中最主要的建置終究還是講堂。
這其中有中央政府辦的，如《後漢書·翟酺傳》載：「光武初興，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有地方性的，如《水經注·江水一》說：「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都屬於公眾教育性質。這種教育一直延續到晚清，包括了各地之義學、社學。
私人自辦講堂，做公眾教育的，漢代以前似未見，但漢代就已極盛了，乃家學之延伸。尤其東漢大家族制漸旺，宗族子弟動輒數十百人，須延師教誨，或由族內耆宿教育之。而若教授出了名，各地尋師訪學者便會蜂擁而至，望門禮拜。因此東漢時常有一位大學者幾百位門人的例子。這麼多人，家中通常無法容納，勢必另闢講堂。
靈山精舍圖
講堂有時選在山林清雅之地，則稱為精舍或精廬。《後漢書·黨錮傳·劉淑》：「 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即為一例。故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辨誤二》：「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
其實精舍原不限於儒者講學，道家佛家清修之地也稱為精舍，如晉·虞溥《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治病， 吳會人多事之。」或《魏書·外戚傳上》：「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等等都是。後來遂成為講學用功清靜之地的通稱。因為精捨實際上就指心，故養心之所都稱精舍。《管子·內業》：「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為精舍。」尹知章註：「心者，精之所舍「，是其證。
唐宋以後，儒者辦書院，近的淵源是唐代集賢書院之類建置，遠的淵源就是精舍，朱熹所建書院就有許多稱為精舍的。如閩北建陽、武夷山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滄州精舍等都是。
朱熹題武夷精舍詩甚多，如精舍：「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仁智堂：「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隱求齋：「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止宿寮：「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為留行，無勞具雞黍。」鐵笛亭：「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等。足以見精捨生涯之逸樂。
與精舍同樣取意於清凈養心的，還有齋館一詞。齋館指齋戒時所住的房舍，漢應劭《風俗通·怪神》：「乃即齋館，忘食與寢」、唐王勃《拜南郊頌》：「神壇岳立，齋館雲深」等都是。學校也是。《宋史·徽宗紀一》：「壬辰，詔諸路州學別置齋舍，以養材武之士。」指的就是學校館舍。晚清改制現代大學之後，北大清華等校就都仍沿用這稱呼，不像一般學校只把學生自習清修之地稱為「宿舍」。宿舍，意謂僅是工作完回去洗澡睡覺的地方，跟工廠一樣，完全喪失了齋心用功的含義。
另有些家庭私塾發展成公家講堂的，則常仍舊稱為塾，或稱義塾。這名稱在中國一般只指小規模的初級學堂，可是在日本卻比書院還普遍。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江戶時期日本有武士階層的平阪學問所、藩校、初級教育的手習所（寺子屋）等甚多，而稱塾者最多，凡三十所。稱堂的廿二所，舍廿所，書院、齋、館、亭、黌、學校都各一所。現今有些現代大學，也依然稱為塾，如慶應義塾大學就是。稱堂的，則以大阪懷德堂最著名。
公眾講學，還有一種特殊形態，那就是寺廟。寺與廟非一事，寺指佛寺，廟是道家宮觀廟宇。皆方外，但也都有講學活動。南京佛寺的講學活動，早在劉宋以前即有。《南史·宋武帝紀》說：「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京口即今鎮江，蓋當時寺院已皆設講堂，用以講經說法了。梁朝此風更甚，梁武帝本身就是大講師，《南史》說他「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在寺中講了許多經義，會通儒佛。
後來明代大報恩寺又名報恩講寺，與此也當然深具淵源。本來所有寺院都可稱為講寺，因為寺院里都是要講經說法的。《魏書·釋老志》：「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云云就是明證。
後來則特指區別於禪寺和律寺的「教寺」。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方外玄蹤》曾說：「為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即宋之教寺也。」因為宋朝時，禪宗稱「禪院」，天台宗、華嚴宗等其他宗派稱為「教院」。教院講經，而禪宗直指心性、不依經論，所以有此區別。
山東興國禪寺圖
明洪武十五年，又將天下佛寺分為禪、講、教三種。講寺是講明諸經旨義的；教寺是演音利濟以訓世的，以經懺法事為主。田汝成的話就是這麼來的。
但以上各種形式的講堂，無論社學、義學、州學、府學、縣學、太學，或家學、私塾、經社、書院、寺廟講經等等都是向下的，講的人身份皆高於聽講人。可是政府體制中卻還有一種是向上的，由臣子向皇帝講，稱為「經筵講學」。乃中國教育中最特殊之一格，體現「道尊於勢」之精神。
因為每個人都須要學習、都須遵循老師的教誨，皇帝不但不能例外，甚且更該學。所以當皇子時就應拜師學習。當上皇帝以後，仍要繼續學，要選拔碩學鴻儒來教他，這就是經筵講學，教皇帝以正道。
此一制度，非但是對皇權的制衡，且是積極的教示、導引、匡正。儒者非常重視這個職務與進言的機會，也為了向歷史負責，故常會撰寫講稿，留下記錄，稱為經筵講義，宋梅堯臣《聞臨淄公薨詩》云：「官為喉舌爵一品兮，經筵講義尊蕭匡」，即指其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說宋朝元豐以前講者執經論說，依文發揮，並無講義，元豐年間以後才開始有，恐未確。
04
主講、會講、講會、講壇、講席、講座、宣講、俗講 講堂，中國與韓國後來都以書院為名最普遍，講堂附在其中。
但書院教育實以自學為主，並不常講，不似現今學校每天要老師哇啦哇啦地講。山長隔段時間才開講一次，或邀人來書院專場演講，如朱熹在白鹿洞書院，即請陸九淵來講。
若兩人共講或辯論，則稱「會講」。如朱熹去湖南長沙與張栻會講就極有名。公元1167年農曆九月朱熹到嶽麓書院與張栻辯論「中和」之義。講堂上並排擺著兩把椅子，聽講的學子贊成誰家的觀點，就站入哪位大師面前。左右逢源，茅塞頻開。兩人辯得酣暢，曾連續三晝夜不輟。各地學子騎著馬趕來聽。講堂內水泄不通，外面飲馬池的水也一下就被馬喝光了。
後來會講更擴大為「講會」，變成明代書院例行的討論會，有時吳越的大會，竟致千檣雲集。講會是打造一個平台，讓許多人能在同一個平台上相互講論。這個「平台」的意義，後來便衍為講壇一詞。
壇，是土檯子，用土築一個這樣的台，主要目的是供祭祀用的。後來因舉行盟會都要祭祀，故又以壇為盟會之所，孔子的杏壇，原先就是這種盟壇。《禮記·雜記》：「孔子出魯東門，過故杏壇，曰：茲臧文仲誓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後來登壇拜將拜相，或把文學界稱為文壇、詩壇，把體育界稱為體壇等，都延續這種平台、聚合之義。據《北戶錄》云：「越人每相交，做壇，祭以白犬丹雞」，可見壇也有交友約盟的含義，講壇一詞即是如此。可是近年來央視百家講壇打廣告說「百家講壇，壇壇都是好酒」卻容易產生誤導。因為「壇」簡化字與「罈」的簡化字相同，所以它搞混了。其實一為土壇，一為酒罈，是不能混淆的。
虎丘生公說法台圖
與講壇類似的詞語是「講台」。為了讓聽講的人看得清、聽得明，常會讓講者坐或站在高處講，所以登高台或高壇而講，是很常見的。目前所知，可能以晉朝虎丘之生公說法台為最早。前此多只有講席而無講台，嗣後則講者升高座漸成常態，寺院尤其如此。
講席，是高僧、儒師講經的席位，亦用作對師長、學者的尊稱。南朝梁沈約《為齊竟陵王發講疏》：「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 唐戴叔倫《寄禪師寺華上人次韻》之三：「近聞離講席，聽雨半山眠」 ，說的都是僧人開講，其實儒者開講也是一樣的。
講師的席位當然會比聽眾更講究些。《宋史.張載傳》記載張氏：「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從。」這種鋪設有虎皮的座位稱為皋比，古人常用「坐擁皋比」指居教師的席位，如清歸庄《與葛瑞五書》：「幸此地風俗，甚尊其師；而弟之為師，又能自尊，坐擁皋比，儼然如馬、鄭大儒，一時遂有經師之名。」顧炎武《亭林文集·四·復張又南書》：「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為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皋比，坐季長之絳帳。」
但以虎皮為席，並不起於張載，古代早有此風。《左傳-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唐戴叔倫《寄彈師華上人次韻》也說：「猊坐翻蕭瑟，皋比喜接連……白晝談經罷，閑從石上眠。」
而這裡還略要辨析的是：老師升高座、登講席，並不能想像成如現在這樣坐在一張大椅子上。古人跽坐，跪在地上；箕坐、踞坐都是放達的坐姿。後來才有坐椅，稱為胡床。有些人把胡床和高座等同起來，認為高座就是坐在椅子上。可是我們看四川省博的講經圖就知道，經師是坐的，腳不垂下來。換言之，即使坐在高座上，也是跪坐。
以上這些講，除了生公說法是對著石頭講以外，都是對人講的，且多是面對許多人講。最近有人說中國古代教學都是一對一的，不像現今學校這樣老師一個人對著滿屋子學生講。而且說西方教育為什麼一對眾，是與西方人的世界觀有關的。西方追求統一的規律，中國則注重變化、變動。所以表現在教育上，中國因材施教，西方則用統一的教材、統一的年級、統一的考試。
其實談問題不需要如此上綱上線！古代教學，有針對個別學生的，因材施教；其實也有大班大課，主講開示的。何況老師不同，教法各異。如宋代書院，陸九淵擅長開講，朱子就更擅長問答，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語錄，陸則有許多講義。這是彼此擅長及教法不同所致，不能說中國教法就只有個別答問而無大眾宣講。
由我前面文章之描述，已可看到：講學既有友朋師弟君臣間個人化的講習切磋，更有面向稠人廣眾的宣講。典型的例子是馬融「絳帳春風」的故事。
《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列傳上〉說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後人很喜歡這個故事，遂以「絳帳」為師門、講席之敬稱。唐李商隱《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詩：「絳帳恩如昨，烏衣事莫尋。」 唐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心輕馬融帳，謀奪子房帷。」宋陳人傑《沁園春·鐃鏡游吳中》詞：「 張禹堂深，馬融帳暖，吟罷不妨絲竹聲。」 明李夢陽《謁平台先生墓》詩：「平生馬公帳，四海孔融尊。」清龔自珍《己亥雜詩》：「 孔壁微茫墜緒窮，笙歌絳帳啟宗風」都用這個典。
可是馬融學生千人，鄭玄在其處根本難得見上老師一面，依我們現在看，應該不算是好老師；亂以女樂，也談不上是美好的教學環境。但古人仍把這件事當成美談，以上這些詩就是證據。把絳帳、馬帳當成師門講席之美稱，至少顯示了他們對一對多的講說方式並無惡感。
與馬融相似之例，又可見諸前文所舉宣文君老太太，她面對一百二十位生員，乃是隔絳紗授課的。
他們的情況比起佛教，事實上又小巫見大巫了。佛陀在靈鷲山說法，據說萬人聚聽。我曾登是山，亂石插雲、磊砢荊棘，不知當日如何聚得那麼多人。可是佛經動輒說「一時，佛在舍衛國祗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一類化，誇耀人多。甚至如《華嚴經》說：一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有十佛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所共圍繞，復有佛世界微塵數執金剛神，復有佛世界微塵數身眾神，復有無量主山神，復有不可思議數主林神，復有無量主稼神，復有無量主水神，復有無數主火神，復有無量阿修羅王……說得竟是沒邊兒了，難於想像。
後世佛教秉此淵源，講經，都是大開法堂，面對廣眾的。所以常又稱為「宣講」。宣，有宣揚、宣傳之意，表明了他的公眾性。南北朝寺院中之講經就是如此，隋唐之寺院俗講，更是傾倒士庶。
俗講，是面對世俗社會人士的講說，雜以圖繪、歌舞、戲曲，流行於唐代。據《續高僧傳》卷二十《善伏傳》的紀錄，貞觀三年（629年）俗講即已存在。五代以後，俗講漸不流行，然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引《釋門正統》，俗講至南宋理宗時（1225—1264年）還未盡絕。這樣從七世紀到十三世紀，前後存在大約五百多年。以區域而論，長安為俗講的中心，定時奉敕舉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長齋月）各有舉行。
佛教後來之所以能在社會各階層生根，與它這種廣傳的性格極有關係。道教在唐宋以後漸漸趨向秘傳，僅師徒、父子相傳，乃是它漸漸就比不上佛教勢盛的重要原因。
05
講說、講論、都講、論難、講和
講，本以口說為主。儒家極重口說，孔門弟子們討論事理，常以自己直接聽聞老師的講法為依憑，因此有「各尊所聞」的狀況。但各自聽受，說時情況不一，又因材施教，聽者也有理解之問題。因而在大家都各尊所聞，覺得對方所說「異乎吾所聞」的時候，學派也就分裂了。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佛陀滅度後，佛教也分裂成部派佛教，原因都在於各述所聞。
到西漢，儒家仍以口說為重，認為微言僅存於口說，不書竹帛。今文學家特彆強調這一點，因此師法家法甚嚴，各派有各派的口說微言。直到清末康有為等人復興今文學，仍強調這一點，康有為自己就留下了《南海康先生口說》二卷。
但口說多歧、傳述易訛，還是文字較為穩定，所以東漢以後古文家興起，就越來越重視文字。講，也漸漸出現了文字記錄型的講義。
講義，指講說經典的義理。這是因漢代講經制度而形成的，後就成為一種文體、著作形式。相關的文體，還有論與難。
講義、義疏、論難，都流行於魏晉南北朝。講義，是講明義理；義疏，是疏通經義；論是講論；難是對經或論提出質疑問難。這些文體，後人搞不清楚淵源流變，常生誤解。或把所有講稿泛稱為講義；或說經典有註解，可是後人看註解也看不懂了，遂又作疏來解注，乃成為義疏；又或說論難出於辭賦之《卜居》、《答客難》，屬於設問之體。凡此，都是不知講經傳統使然。 講義，梁武帝即有《毛詩發題序義》一卷、《周易開題論序》十卷。簡文帝講《放光經》也做開題大會，見《高僧傳》卷四。現在各大學博碩士生寫論文，仍有開題考試，即是因襲舊時習慣的。
義疏，其體例與起源，學界仍有爭論。過去牟潤孫先生《論佛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新亞學報四卷二期）認為主要是由佛教來。我碩士論文《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則主張源於漢人說經之講論與辯說，晉以後才受佛教影響，分章分段，科判愈詳（一九七九年，台北師大）。近年，古勝隆一《中國中古の學術》（東京研文出版社，2006）反對牟先生之說，論證義疏與漢人講經的淵源尤詳。他引《禮記》中：「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相觀而善，之謂摩」這一段來說明漢人講經是在學生中選都講。因為這一段，鄭注云：「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切磋也。」孔疏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者，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言，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咨問。余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已把都講之選擇與作用說得很明白了。
都講，是漢代一種特殊設置。當時博士講經不執經本，選都講一名唱經、問難。也就是老師主講，升高座，另設一座（兩個位子分南北向），給學生里挑出來的一名高材生或助教之類人，擔任都講。其職責就是在老師講說時，負責提問，質難先生所講的內容；以便先生進一步深入發揮，把義理層層剖析明盡。
此即稱為「難」。經學家對經義有不同的見解，形成「論」，流傳出去以後，別人或本派弟子有不同意見，也常會寫「難」來質疑。這在當時是常事。《詩·大雅·公劉》「於時語語」 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陳奐傳疏：「論難者，理有難明，必辨論之不已也。」 這就形成了爭鳴活潑的氣氛，乃講學之樂事。
當然也有人受不了別人的質疑問難，沒心量享受「執經問難」的悅樂，面子上掛不住而記恨報仇的。如唐初修《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年輕時去聽講座，質疑問難；別人答不上來，覺得很難堪，夜裡竟派了刺客去殺他。幸而他躲到大臣楊玄感家裡，才逃過一劫。這也可見當時問難之激烈了。
講論而生辯論，最規模盛大者為三教講論。唐朝自高祖武德七年開始，釋奠禮祭孔之後，安排儒道佛三教碩彥相雜駁難。其後成為固定儀式，每年舉行，孔穎達就參加過。可是這是真辯，辯起來火光四射，是史上一段異采。
相對來看，今天的教育，卻是小孩蒙學階段誦而不講，光教他們死背硬記，背上個幾十萬字而毫無講解；大了，又講而不論，光是老師講。如水潑石，灌輸一番，然後繼續死記硬背講義，沒有討論，沒有問難。與中國古代傳統真是背道而馳矣！
胡適《九年的家鄉教育》曾記一故事，說一同學的母親請人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好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卻不知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胡適很驚訝，後來才發現他雖念過《四書》，卻只是背，先生沒有講解。胡適則因母親多給了先生幾倍的學金，所以先生都跟他講了。胡適很感念這一點，說：「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這就是講的重要。蒙學須講，大學則須加上論，講論合一，才有生機。當然，講說講習之目的是追求真理，所以須要辯論，然而爭辯終究不是目的。講論之目的乃是溝通，弭平頭腦里的戰爭，達成和解。
是的，講這個字的含義正是和。《說文解字》就說：「講，和解也」。《戰國策·西周策》：「而秦未與魏講也。」《戰國策·齊策》：「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史記·樗里子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皆以講為和解義。故今人俗稱和解為講和，猶存古意。
講，從言，從冓，古音也念媾。凡從冓之字，均有交錯互入、形成一整體之意。所以「講」字與溝通之「溝」、媾和之「媾」、講和之「講」，其實都是同義字。明乎此，則講堂之「講」，宗旨亦不難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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