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談宋明理學
小編不僅看宋明理學相關大儒的原著，還看不少名家的專著，同時會把一些精彩的論述摘錄下來（實體書上看到，然後手打字），然後做了本期推送。
宋學之中，朱、陸不同。有明之學，陽明、甘泉諸家，亦復互異。然此僅其修為之法，小有乖違；以言乎其宇宙觀、人生觀，則固大致相同也。
——呂思勉《理學綱要》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想中，最有影響最有生命力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的傳統中，能繼承孔孟的主要精神，有所發揮的，是宋明時期的新儒家哲學。
存天理去人慾說，從普遍意義上講，是修身立德之通則，可以適用於任何人，但從施行程序及社會效果方面講，則是專對政治上的統率者而指出的。
王守仁是堅持只有一心，反對分為「人心」、「道心」二者的，但在「存天理，去人慾」這一點上，和張、朱完全一致，所以程、朱和陸、王的不同，主要在於對心和理、理和氣的關係等看法上不同，而不在「存理去欲」的主張上。但朱、王的理欲關係，仍有其重要的區別。王重視人心整體的同一，而反對分析，朱認為實體上雖只一心，而必須在作用上分別為二；朱重視「人心」中起主導作用的要素，而王則不加分別。
由於王學過度強調主觀良知，其末流就產生了晚明時任情縱慾的狂禪偏向，使理性主義受到破壞。
從中國學術大方向說，儒家是主流，而宋明哲學又是儒家的主流，其中能綜合各方面把成德之學和社會、自然科學較接近的，是程朱一系的格物窮理說，而不是陸王一系的致良知本心說。
——張恆壽《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
陳獻章是明代心學的先驅。
陳獻章，白沙先生，氣象天分皆與陽明為近，但更為疏闊。故成其狂者一派，專以天趣為主，類乎邵雍，末流成道家思想。其門人湛若水，即甘泉先生，主張隨處體認天理，注重學問思辨功夫。
王守仁，陽明先生認為，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所以才有「知行合一」之說，提「致良知」三字。
浙江王門弟子有徐愛、錢洪、王畿諸人，學風偏於直捷行動，以為良知是不待修養而成的，故不主張從靜處去用功。此派末流勇於任事，富於責任心，頗能發揮王學長處，但略近於禪宗。
泰州派首領王艮，宗旨是「自然」「學樂」，有志於用世。末流如顏山農、何心隱不免過於放蕩，但精神勇猛。
江西派有鄒守益、羅洪先、聶豹、鄧以贊。不滿浙江派和泰州派過於主張向外活動而忽視修養的結果，特注重「致」字，以為良知不能忽略修養的功夫。江西派為陽明學正統。
王學到明末便有了兩個新方向，一是劉宗周的證人學派，拈出「慎獨」二字，二是東林黨的干政運動，顧憲成、高攀龍主持的東林黨，繼之而起的復社、幾社運動。
——常乃惪 《中國的文化與思想》
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代表人物。
孟子論人皆有四端之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心」顯然代表主觀性原則。「心」為道德心，同時亦為宇宙心（Cosmic mind）,其精微奧妙之處，是很難為人理解的。但其實是根據孔子的「仁」轉出的。陸王倒比較能契接這一面，故重主觀性原則。人們常是易於先領悟客觀性原則，是以程朱派，雖不直承孔孟，而在宋以下竟被認為是正統；而陸王一派，雖然是直承孔孟，而在宋以下卻不被認為是正統。陸王承接孟子的心論，認為心明即性亦明，走著「盡心，知性，則知天」的道德實踐的道路，這才是中國思想的正統。
了解孟子的性善說，才可了解並從而建立人的「真實主體性」（Real subjectivity）。中國儒家正宗為孔孟，故此中國思想大傳統的中心落在主體性的重視，亦因此中國學術思想大約地稱為「心性之學」。此「心」代表「道德的主體性」（Moral subjectivity），它堂堂正正地站起來，人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來。人站起來，其他一切才可隨之站起來。人不能站起來，那麼一切科學、道德、宗教、藝術，總之，一切文化都無價值。這是中國思想的核心，所以孟子是心性之學的正宗。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
陽明學派是明代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派別。
明代學者和宋儒厘然獨立，自成系統，自陳白沙始。
白沙弟子湛若水，廣東人，本「體認天理」一語，他以為無論何事，皆自然之規則。王陽明成進士時，和他交遊，那時他學問高出王之上。後來，王別有研究，和他意見不甚相合。他自己講學，流傳頗廣，知名的卻很少。
王守仁（陽明）本是歡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後來從婁諒游，成進士後又和湛往來，見解遂有變更。貶龍場驛丞以後，陽明的學問大進。
陽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後，和朱文公不能不處於反對地位，並非專和朱反對，才有這些主張的。有人謂「致良知」的主張，宋胡宏在「鬍子知言」已有講起。陽明是否本之於胡，抑自己悟出，這是不能臆斷的。陽明講「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實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
陽明「致良知」的主張，以為人心中於是非善惡自能明白，不必靠什麼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話來證明，但是第二念不應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為陽明的學說，很宜於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麼疑慮和悔恨。
陽明、若水兩派以外，有許多士子信仰呂經野的主張。呂，陝西人，篤守禮教，和朱文公最相近，立言很平正，無過人處。當時所以能和湛、王並駕，這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禮法，猖狂使人生厭，那些自檢的子弟就傾向呂經野了。
湛、王學問，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許孚遠，卻合湛、王為一。再傳至劉宗周（戢山），自己又別開生面，和湛、王都有些不同。
——章太炎：《國學概論》
周敦頤被認為是宋明理學的鼻祖。
王陽明哲學就其直接意義來說是對朱熹哲學的反響,他倡導的「心學」是在明中期封建統治極度腐敗、程朱理學逐漸僵化的情況下出現的思想運動，具有時代的意義，同時，也是北宋以來理學揚棄佛道，不斷發展的長期過程的一個結果，在整個理學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表明看來，明代理學的基本問題是「本體」與「工夫」，本體指心（或性）的本然之體，工夫指精神實踐的具體方法；而在本質上，本體工夫之辯的境界含義是敬畏與灑落之爭，這是我們把握明代理學的內在線索。
陽明斷然宣稱心即是理，他一方面把「理」完全理解為道德之理，另一方面，他不是正面地論證心即是理，而是從反面，通過否認至善之理存在於心外之物來加以論證。也就是說，對於陽明而言，只承認兩種可能性：或者理是內在，或者理存在於外物。
陽明並未否認人類的各種知識活動和實踐活動，但他總是強調把每一種社會的或個人的實踐作為道德的實踐，大大消減了這些實踐活動自己的獨立意義。
良知既具有知善知惡的先驗能力，又具有「不著意思」的先驗品性，可見，僅從知善知惡解釋良知，還不能完全顯示出陽明良知說的全部內涵。
陽明終極的理想境界是為善去惡與無善無惡的統一，最終並沒有脫離儒家固有的立場。
——陳來《有無之境》
甘泉心學有別於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
程頤釋「格」為「至」，意謂「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朱熹基本基礎程頤的說法，突出格物的向外求取的知識取向；王陽明則以「格」為「正」，猶「格君心之非」之「格」，「物為心意之所著」，格物即格心，完全將格物的方向扭轉至內心意思活動的端正與否。
甘泉從古本《大學》著眼，得出大致與朱子相同的整體結構，即「格物」是一篇的樞紐。然而，甘泉對「格物」的理解似乎又溢出朱子的範圍，格物是「以身至之」，屬廣義的「行」的範疇，同時也包涵獲得聞見之知的一面，因此甘泉格物的具體內涵教朱子而言又有所擴展。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實質內容，順利融入其心學整體架構中。
甘泉於當時流行的朱熹的訓義沒有異議，因此陳九川《傳習錄》下才有「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之語，「舊說」指的就是朱熹的格物說。
他（甘泉）自陳理解陽明「立人達人甚切」的心態，也善意地告誡陽明不可「急迫」。
——王文娟《湛甘泉哲學思想研究》
焦竑的思想代表了學術思想由晚明心性之學轉向清初考據之學的過渡，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便同時出現了心學和實學的傾向。他雖然受陽明學說的熏陶而成長，也是陽明學說的信徒，但他開始察覺到王學發展的日趨偏歪，所以他提出「博學」、「實踐」，希望對王學末流之弊加以糾正。
——李焯然《焦竑之三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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