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運動前後的劉少奇
「大躍進」運動初期，劉少奇的熱情也很高
「大躍進」是從1958年開始的。這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不斷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
全國範圍內迅速到來的「大躍進」局面，使劉少奇的思想產生了急劇的變化。正如他後來總結經驗教訓時所說的：1958年上半年的形勢，使我們「感到驚喜和振奮」。在這樣的心態下，劉少奇對「大躍進」初期的發展趨勢，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信心。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在談話中，他把託兒所、公共食堂等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戶主義」。他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託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並說：「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戶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戶主義。」』
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對山東進行了視察。在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時，劉少奇非常關心共戶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託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劉少奇在參觀了壽張縣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9月19日至28日，劉少奇又視察了江蘇城鄉。他連續行程數千里，還同社員一起參加深翻地的勞動。劉少奇在聽到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說試驗田可畝產稻穀l萬斤後說：「l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的視察，激發了勞動群眾的幹勁和熱情。山東一家麵粉廠職工寫信給劉少奇，保證在生產麵粉的同時，年底煉鐵2500噸，鋼胚9500噸。宏偉社決定將原計劃畝產籽棉1．5萬斤提高到2萬斤。這就像玩戲法一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大躍進」運動中，劉少奇對浮誇風、放「衛星」的不安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加上從1959年起，我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從而使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劉少奇開始反思這場運動，並提出了糾正的措施。
1958年2月到11月，劉少奇多次外出視察，累計長達120多天。在視察中，他為一些不講科學、不顧客觀條件的做法和弄虛作假、浮誇風感到不安。
1958年9月，劉少奇到河北徐水縣視察。徐水縣是「大躍進」的「明星縣」。當縣委書記張國忠彙報說今年有的地方一畝小麥播撒種子七百到一千斤時，劉少奇對張國忠說：「一千斤種子就是一千五百萬棵苗，這恐怕草也長不起來吧。」
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劉少奇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視察。隨著調查的深入，看到全國各地虛報產量的現象愈來愈嚴重，報紙宣傳也不加核實地加以報道，他更加憂慮了。
從1958年開始，由於「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盛行，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損失。首先是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從1957年到1960年，我國重工業增長2．3倍，農業卻下降22．8％。其次是農業遭到嚴重破壞。以糧食為例，1957年我國糧食產量3901億斤，1958年4000億斤，1959年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1961年則又減少到2710億斤。由於糧食大幅減產，城鄉人民平均糧食供應量減少，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據1960年的正式統計，當年全國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一千萬。
面對如此慘痛的事實，劉少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多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著手糾正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問題。劉少奇在參與領導糾正錯誤工作的同時，對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進行了認真的思考，並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答案。
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但7月23日後，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使會議氣氛驟變，會議從「糾左」轉為「反右」。會議沒有按照預定的方針進行下去，這一糾正錯誤的積極嘗試也被迫中斷。劉少奇後來在總結經驗教訓時曾不止一次地說：廬山會議我們犯了一個錯誤，那個時候應該繼續反「左」，不應反右，如果那時繼續反「左」就好了。
讓劉少奇感受深刻的湖南調查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我國經濟建設再一次陷入了一味強調「大幹快上」的誤區。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的蔓延，給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從1960年上半年開始，工業發展呈現全面下滑的勢頭，農村形勢更加嚴重。由於1959年虛報糧食產量和高徵購的結果，許多地方把農民應該留的口糧和種子糧也徵購走了，各地糧食供應普遍緊張，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日益突出。從1960年上半年開始，全國各地都進入了經濟嚴重困難時期。
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討論了國內的經濟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號召各級領導幹部深入基層，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根據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的建議，黨中央決定對1961年的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這標誌著黨對國內形勢在認識上實現了一次飛躍。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劉少奇率領調查組在湖南湘潭、長沙、寧鄉等地視察工作和蹲點調查，歷時44天。
劉少奇決定去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蹲點，了解實際情況，天華大隊是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樹立起來的「紅旗大隊」。由於「左」的錯誤的深刻影響，天華大隊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糧食連年減產，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虛報浮誇。由於大隊書記等人施加壓力，也迫於「紅旗大隊」榮譽的壓力，天華大隊的幹部群眾不敢反映實際情況。劉少奇這一次深入基層，扎紮實實做工作，調查的結論自然不一樣了。
4月17日，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總支委會議上指出：1958年10月1日一聲喊，食堂就辦起來，那是大錯誤，應該吸取教訓。他還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了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不久，天華大隊的食堂就陸續停辦了。
5月2日，劉少奇又風塵僕僕地來到自己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進一步進行調查。這是劉少奇離開家鄉40餘年後第一次故鄉行。5月5日晚上，劉少奇約小時候的放牛夥伴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直言不諱地說：「叫我看，去年糧食減產，乾旱是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五風』颳得這樣!」5月7日下午，劉少奇到田間地頭和鄉親們拉家常。幾個鄉親說：「生產降低了，生活差了。」
5月8日，劉少奇來到趙家沖，看望自己的大姐劉紹德。劉紹德的女兒魯新秀告訴劉少奇說：「舅舅，我們所在的那個食堂，這兩個月就死了11人，我父親就是因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來憋死了的。」接著，劉少奇就在魯新秀的帶領下，看望了幾家農民，掀開他們的鹽罐、米壇，看看鍋里都燒的什麼飯。看後，劉少奇的心情很沉重。
5月15日，劉少奇結束了長達44天的湖南調查，離開長沙回北京。他帶著一個多月來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準備在即將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同其他領導人交換意見，並準備對國民經濟的現狀進行調整和恢復。他覺得，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是到了非下決心、下大力氣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劉少奇對「大躍進」嚴重後果的反思：「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造成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什麼」的問題。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敏感而又急需解決的問題。他說：「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
在黨內會議上，這還是第一次有人站出來明確地提出大躍進以來的缺點錯誤，是造成困難形勢的主要原因。劉少奇的講話，在高層領導幹部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反響。毛澤東在會上說：「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懲罰是什麼?這個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年，現在要總結經驗。」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報告。劉少奇考慮這個報告時，抱定宗旨，要根據自己在湖南農村調查摸到的真實情況，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決心不迴避矛盾，不迴避大家關心的問題，以此真正實現全黨思想的統一。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劉少奇又連夜寫了個口頭講話提綱，全面估價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形勢，實事求是談到了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
劉少奇在列舉當前存在的困難之後，分析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他在會上大膽地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即：一是成績缺點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二是困難三七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指出：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有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劉少奇在講到「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l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面上看是講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l0年再「做出結論」。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了共鳴。
大刀闊斧地領導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南方視察，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會議上，加大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範圍。
為了研究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2月下旬，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會議討論了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劉少奇在會上指出，我國的財政經濟形勢處在一個非常的時期，要解決財政經濟困難，必須採取非常的措施。西樓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由陳雲出任組長，統一領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這些措施，有力地保證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
1962年5月了日至1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再次強調并力求解決對國民經濟形勢的估計不足的問題。這一次會議是一次繼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後的又一次統一思想、統一步驟、調整經濟的會議，比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更進了一步。劉少奇宣布了會議的議程，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困難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這樣大的困難?我們現在是把困難講過頭了，還是講得不夠，還是講得差不多了?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了一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左』了那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在劉少奇主持下，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下決心對國民經濟作大刀闊斧的調整。「五月會議」之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全面鋪開，並且很快見效。當年底，經濟形勢開始復甦，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6．2％，剎住了3年連續下跌的勢頭。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節餘，消滅了連續4年的赤字。
1963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工作會議，討論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農業、工業等方面的發展問題。會議決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時間，繼續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作為今後發展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的調整工作，從恢復時期逐步走向了一個發展時期，調整重點也發生變化：從大規模縮減、大幅度後退轉向加強薄弱部門和薄弱環節．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同時開始了一系列的國民經濟改革的試點。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從1963年起，國民經濟開始明顯好轉，到1965年基本上完成了這一工作。1965年底，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莊嚴宣告：「現在，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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