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漢人掌管清朝財源重地十餘年，道光帝為何如此信任陶澍？

文史 01-30

原標題：用漢人掌管清朝財源重地十餘年，道光帝為何如此信任陶澍？

陶澍和道光皇帝

——裕國安民通商除害，汝為干國良臣

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陶澍上《現在鹽務、災務，並拿獲匪犯辦理各情形折片》，說明兩淮鹽務建立新章，除弊禁私，降減鹽價，銷路已通；兩江賑災清匪，社會安定。道光帝十分欣喜，批示：「覽奏深慰朕懷。看此光景，今歲江南雖罹水患，來年以後自必漸復舊規。裕國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為干國良臣，而朕亦獲知人善任之美名，實有厚望焉。一力勉行，勿怠。」(《陶澍全集》第2冊，第431頁)當時，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生特大洪澇災害，到處房屋坍塌，百姓流離失所。兩江總督陶澍積極抗災救災，提出十二條賑災章程，又通過整頓鹽政使財政收入大增，社會秩序安定。道光皇帝十分高興，稱陶澍為「干國良臣」。

道光帝(1782-1850)，愛新覺羅氏，原名錦寧，後改名旻寧，是清王朝的第八代君主。幼年聰慧，智勇雙全。「自六歲入上書房，受誦經史。稍長，即於講肄之暇，留意篇章，積累歲時，漸成卷帙，非欲雕琢曼詞，蓋陶冶性情，典學不廢，藉以自勵而已。」(王先謙：《道光朝東華續錄》第二卷，第20—21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僅十歲的錦寧隨祖父乾隆行圍，「引弓獲鹿」，得到嘉獎。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農民起義軍進攻皇宮，留守京城的錦寧處亂不驚，鎮定自若，有勇有謀，舉措得當，終於轉危為安。嘉慶二十五年(1820)，錦寧登基，第二年改元「道光」。這時，清王朝已從「康乾盛世」的頂峰急劇地跌落下來，內則吏治敗壞，弊端叢生，財政危機，頹勢顯著，不可逆轉，中國封建社會已快走到歷史的盡頭。外則西方列強紛紛興起，偷運鴉片，輸入商品，武力試探，刀光劍影，力圖打開古老中國的國門。

在清王朝的君主中，道光不失為一個想有所作為之君。繼位之初，力圖以漢高祖、唐太宗為榜樣，振興清王朝。「朕寅成大寶，日理萬機，孜孜焉，惴惴焉，嘗恐用人行政或至闕失。」「試思漢高祖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明，運籌決勝，亦必須蕭、曹、房、杜輔助而成也。」(王先謙：《道光朝東華續錄》第十七卷)面對內憂外患的危機，道光極需治國安民的人才。他認為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聖王在上宵旰勞勤，不敢以一人治天下，也不欲以天下奉一人。旁求賢才贊助樞要，一德一心，使世祚永固，萬國咸寧，誠得治天下之要道也。」(旻寧：《賢才輔佐天下治論》，《養正書屋全集》第三十三卷)道光認為「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強調「國家以賢才為寶」，即把選擇賢良人才為官放在首要地位。道光所謂賢才的標準，即務實、勤政、敢為、誠實。他說：「朕綜理庶正十六年來，訓戒臣工，惟求實心實政，力挽瞻顧徇庇之風，使內外臣工皆能振刷精神，破除情面，勉副朕意，何患不綱紀肅清，日臻上理耶！」(王先謙：《道光朝東華續錄》第三十四卷)就在這種背景下，陶澍進入了道光的視野。

道光和陶澍在什麼時候相識相交？有一種傳說是在嘉慶十八年天理教進攻皇宮時，陶澍參加了保衛皇宮的戰鬥，機智、沉著，為道光所賞識。但是，這個說法沒有得到史料證實，多為好事者的訛傳。嘉慶七年(1802)，陶澍中進士，隨後進入翰林院，在京為官十多年，對當時貴為皇諸的道光當然是知道的，而且會極力討好巴結。如果他參加了道光率領的抵抗天理教攻打皇宮的戰爭，是一件可以稱道的事，定會大力宣揚，但其詩文中毫無反映。道光登基之前，陶澍只是京師中下層官吏，參與處理一些具體事務，很難有與道光接觸的機會，更沒有見到這方面的文字記載。

但是，道光登基後，陶澍立即得到重用，可說是青雲直上，請看：嘉慶二十五年八月，道光立。十一月，擢陶澍為山西按察使；道光元年(1821)十月，擢安徽布政使；道光三年(1823)正月，擢安徽巡撫；道光五年(1825)五月，調江蘇巡撫；道光十年(1830)六月，署理兩江總督；八月，實授兩江總督；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以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僅短短的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陶澍就由道員成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其升遷之快，在有清一代，是非常罕見的。很快，陶澍成為道光一朝舉足輕重的重臣、名臣，被道光倚仗為「干國良臣」。

那麼，道光是怎樣認識並重用和信任陶澍的呢？

首先，封疆大吏的舉薦，

使道光開始了解陶澍

嘉慶道光年間，吏治敗壞。道光認為：「當今之勢，憲章具在，法令森然，若能大法小廉，奉行以實不以文，何患政事不理，百姓不安乎？無如世風日下，人心益澆，官不肯虛心察吏，吏不肯實意恤民，遇事則念及身家，行法不計及久遠，朕所懼者在此，所恨者亦在此。欲求一堪鷹重寄者，不可多得。」(《清宣宗實錄》第172卷，第21頁)但是，他強調「天下之大，兆民之眾」，「豈無遺才？」故道光登基後立即發布諭旨，令府、縣地方官保舉孝廉方正和品學兼優的士子；令各省督撫從道、府、州、縣官員中舉薦賢才能員。

八月，道光召四川總督蔣攸銛入京覲見，蔣是晚清滿人中少有的賢才能員，特別重視吏治，注意選拔、薦舉人才。蔣攸銛入覲時奏稱陶澍「治行為四川第一，可大用。」又說：陶澍「總督才也」。(劉鴻翱：《綠野齋前後集》第六卷)道光立即於十一月擢陶澍為山西按察使。陶澍受命後，對道光「感悚莫名」，「登元詔下矞雲開，忽奉除書萬里來。聖主旁求關異數，微臣資淺愧非才。一年似借應慚寇，三館初延竟使隗。舊德新施俱感切，一時悚惕倍低回」。(《陶澍集》下冊，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554頁)十二月，陶澍入京面聖，道光召見三次，並親交三案審辦。道光元年三月，陶澍在山西赴任，不僅圓滿地完成了「欽交三案」的審理，而且政聲大著，「每有京控，多直交臬司，不由巡撫，前此未有也」。(《魏源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02頁)魏源認為，此乃陶澍「受上知大用之始」。

道光元年十月，陶澍擢升安徽布政使，第二次覲見道光。陶澍在奏說官員中溺職貪劣情形時，聲色俱厲，須髯翕張。引起了道光的警惕，懷疑陶澍故作姿態，有意取悅，乃密令安徽巡撫孫爾准考察陶澍為人。孫爾准通過調查考察，在密奏中保薦陶澍為能員幹才。道光提醒說「卿不可為其所愚」。孫爾准乃再次密查暗訪，疏陳陶澍在安徽的善政，力薦陶澍乃賢才能員，堪當重用。

道光二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再次舉薦陶澍，向道光密陳安徽藩司陶澍「才識優長，持論公正，皆有根底，洵堪委任之員」。孫玉庭久任封圻，為元老重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孫玉庭的評價，再次加重了陶澍在道光心目中的地位。這些大臣的舉薦，為陶澍青雲直上鋪平了道路，也為陶澍成為朝廷重臣發揮了作用。

其次，陶澍出色的政績，

是道光重用陶澍的基礎

陶澍作為嘉道年間的能員幹才，無論為官為政，做到了「勇、勤、善、廉」四個字，敢作敢為，任勞任怨，有膽有識，克勤克儉，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政績。道光初年，即面臨全國範圍的財政經濟危機，國庫空虛，弊端叢生。兩江地區為財賦集中之地，錢糧虧空、漕運難通、鹽課拖欠、災害連年、人心不安，在全國都是比較突出的。陶澍在兩江主政，長達19年，在清理錢糧、首行海運、整頓鹽務、興修水利、安定地方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道光所面臨的財政經濟危機，為道光所稱許。

一是清理錢糧。自嘉慶朝以來，兩江地區的錢糧虧空十分嚴重，安徽最為突出，錢糧「清查一事，他省偶一為之，而皖省自嘉慶七年至十九年，五次清查，仍未了結」。「錢糧一事，緩徵、帶徵，他省或間數歲而一見，皖省則鳳、泗等處，自國朝以來，無歲不賑，則無歲不緩、無歲不帶。」(《陶澍集》下冊，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153頁)道光元年，擢陶澍為安徽布政使，首要任務就是清理安徽錢糧虧空。陶澍到任後，雷厲風行，成立清查局，調集有關檔案，治絲理棼，分別應參、應補、應豁，於是30年的庫款糾結，「豁然一清」。又制訂十條章程，嚴交待、禁流攤、裁捐款，基本上杜絕了錢糧虧欠現象。陶澍在兩江的第一炮，得到了道光的讚賞，認為「核實辦理，亦屬周詳」。

二是首行海運。漕運被稱為清王朝的生命線，「國家建都燕京，廩官餉兵，一切仰給漕糧，是漕糧者，京師之命也」。(王心敬：《裕國便民餉兵備荒兼得之道》，載《切問齋文鈔》第17卷)嘉道年間，漕政腐敗，運送漕糧一石至京，要花幾倍甚至十幾倍的代價。特別到道光五年(1825)，運河堵塞，漕糧無法轉輸，從而引發了一場漕糧河運、海運的大爭論。時任安徽巡撫的陶澍積極倡行海運，但又不贊成全停河運，主張「河海並運為宜」。道光採納了陶澍的意見，調其為江蘇巡撫。當時，全國漕糧約四百萬石，江蘇一省擔負著全國一半左右的任務。陶澍受命後，決定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的漕糧160多萬石改由海運，江蘇其他州、縣漕糧仍歸河運。隨後，「親赴上海，籌商船，訪道路，定價值」。(《魏源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03頁)終於將漕糧妥運至天津，出色地完成了海運漕糧的任務。對此，道光十分欣慰，稱讚陶澍深協機宜，「督飭有方，可嘉之至。」並賞賜孔雀花翎。

三是興修水利。兩江地區，江河湖泊，港汊密布，嘉道年間，水利失修，災害頻仍。據《清實錄》統計：嘉慶一朝，江蘇省共發生水、旱災害25次，即年年有災；安徽發生水、旱災害24次。天災連年不斷，對清王朝的財賦之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陶澍一直重視農田水利事業，在江南19年，把興修水利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道光五年，陶澍開始興修安徽水利，治理淮河、洪澤湖。隨後又籌議興修江蘇全省水利。六年(1826)，主持開京口河、疏浚豬婆灘，提出速堵王營減壩。七年(1827)，主持吳淞江水利工程，提出修浚徒陽運河。八年(1828)，吳淞江水利工程完工，提出京口改道，以開漕運新道。九年(1829)疏浚練湖。十年(1830)，治理太湖、鵰鶚河。十一年(1831)主持疏浚孟瀆、得勝、澡港三河，勘察儀河。十二年(1832)勘查黃河，反對黃河改道。十三年(1833)，孟瀆、得勝、澡港三河水利工程竣工。十四年(1834)，視察海塘，主持治理瀏河、白茆河工程。道光對水利事業也十分重視，多次肯定和表彰其興修水利之功，曾在陶澍的奏摺上批示：「興水利，除水患，莫大之善政也。總要督率認真，勸導有方，固不可徒費周章，亦不可始勤終怠。」(《陶澍集》上冊，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452頁)《清史稿》則稱讚陶澍所興修的水利，「為吳中數十年之利」。

四是整理鹽政。鹽稅是中國封建王朝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據《清史稿·食貨志》的統計：道光年間清王朝歲入銀為3740萬兩，其中鹽課收入達750萬兩左右，占整個歲入銀的五分之一。清代鹽場中，以位在江蘇的兩淮鹽場為最，有「東南財賦，淮鹺為最大；天下鹽務，淮課為最重」之說。嘉道年間，鹽政敗壞，自嘉慶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810-1820)，兩淮僅只六綱全運，其餘或北銷而南銃，或南銷而北分帶。道光年間，兩淮鹽場更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道光十一年，任陶澍兼理兩淮鹽政。陶澍乃雷厲風行，全力以赴，革除鹽弊，改行票鹽。在任八年時間，為清王朝創造了2400多萬兩的鹽課稅金收入。陶澍對鹽政的整頓和改革，為把持鹽務的貪官、總商、奸吏所堅決反對，卻得到了道光的大力支持。正如魏源所說：陶澍「議裁鹺費，則窩商、蠹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總漕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群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之肩稍不利，天子之倚任稍不堅，必不能善其後」。(《魏源集》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9頁)在陶澍的努力下，「鹺務有起色」，「民商均便」，「國課日見充裕」，從而得到了道光的信任。

五是安定地方。道光朝處於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的前夜，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社會不安，人心不穩，是擺在道光面前的重大問題。陶澍對兩江採取了綜合治理的辦法：一是大力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如興修水利，推廣雙季稻，扶植商業活動，發展商品經濟。二是調和階級矛盾，減輕人民負擔。如整頓吏治，革除弊端，倡行海運、票鹽，救濟災荒。三是振興文教，宣揚傳統道德。如興辦書院，發展教育，重視人才，旌表忠孝節義。四是維護社會治安，嚴懲私梟匪徒。如編查保甲，制訂巡洋會哨章程，強化地方武裝，懲辦各地為非作歹的訟棍、侉匪、梟徒、私鹽犯、搶劫犯。這些，都為道光所欣賞。據統計，陶澍任兩江總督的10年期間，全國先後有10個省發生16次農民起義，唯有兩江地區保持穩定，「年年修竹報平安」。故道光十分看重陶澍，並寄以厚望，稱之為「干國良臣」。

道光十五年(1835)冬，兩江總督陶澍入京述職，道光接連14次召見，並賜「印心石屋」四字匾額。「印心石屋」，是陶澍幼隨父萸江先生讀書之處。當時，道光垂問陶澍所學及家世甚詳，親書『印心石屋』齋額以賜之。在封建社會，這是臣子的最大榮耀，「隆恩異數，曠古未有」。作為封疆大吏的陶澍，取得了名垂青史的成就，其成功的一個關鍵，就在於得到了道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

再次，陶澍的人品學識，

使其成為道光的信任、依仗之臣

陶澍不僅以出色的政績，取得了道光的好感，而且以其優秀的人品、淵博的學識，為道光所信任和依仗。陶澍出身農村，世代務農，歷代祖先沒有入仕者。全憑自己的本領，通過科舉，進入官場。陶澍雖然躋身朝廷大員行列，卻始終保持著湖湘農民的刻苦、樸素、務實、勤勞、廉潔等優秀品質。陶澍的升遷，沒有家世背景，完全是自己的能力和學識所致。魏源說：陶澍「凡所施設，不任獨、不任同，朋是勿壅，朋撓勿從，群疑朋喪，窾郤砉開，驅庸走智，康衢王路，天定民誠。吁！可謂智不惑、勇不懼者也。懸河之辯，不可復聞；騁古今之學，剚繁劇之才，不可復見」。(《魏源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7頁，)這種優秀的品德和豐富的學識，正是道光所重視的人才。

道光多次稱讚陶澍：「汝操守好，辦事認真」；「勇於任事，不避嫌怨」；「汝學問、人品俱好。」(《陶澍集》上冊，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25頁)道光五年，陶澍調任江蘇巡撫，道光在陶澍的秦折上批示：「朕所以調任江蘇者，觀爾頗可幹濟，藉資整頓。汝其實力實心，以漸而入。通省吏治、民風全繫於汝一身，而用人更為當事之急，勉之、慎之。」道光十年，道光又在陶澍升任兩江總督後諭示陶澍：「兩江總督陶澍知之：朕看汝人爽直，任事勇敢，故畀以兩江重任。汝當益勵才猷，實力整理。膺封疆重任者，勿避嫌怨，勿憚勤劬，自不待言矣。然當今之勢，憲章俱在，法令森然，若能大法小廉，奉行以實不以文，何患政事不理，百姓不安乎？無如世風日下，人心益澆，官不肯虛心察吏，吏不肯實意恤民，遇事則念及身家，行法不計及久遠。朕所懼者在此，所恨者亦在此。欲求一堪膺重寄者，不可多得。河工、鹽務，均系兼轄，尤當實力講求，破除一切積習，漸復舊規。曰：如何能若是？曰：在得人。毋忽，毋忽！」

正因為對陶澍的信任和了解，道光深感兩江地區離不開陶澍，有陶澍在，兩江的財賦才能源源不斷地供應朝廷。在兩江，陶澍曾四次受到處分，部議都是「降級調用」，道光卻一律改為「降級留用」，表明道光對陶澍是深深的信任和依仗。陶澍以一沒有任何背景的漢人，任兩江總督長達10年，直到逝世，在清王朝歷史上，僅此一人。從康熙四年(1665)設置兩江總督，到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卸任兩江總督的174年中，共有56人任此職，平均任期只有3年。56人中，滿人有39位，漢人僅17位，只佔總數的39%。其中尹繼善以11年名列第一，但他為滿人；陶澍以十年任期名列第二。

道光十九年，陶澍病重，道光十分關心，頻頻詢慰，對陶澍的病情、用藥，表現了無微不至的關懷。陶澍逝世後，道光極其痛惜，在祭文中讚揚陶澍：「有守有為，允副股肱之倚賴；任勞任怨，倍殫心力之勤劬。」「眷東南財賦之邦，永懷良弼。」總之，陶澍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得到了道光的信任和重用；而陶澍的政績、能力、人品、學問，則是道光信任和重用他的基礎。

END

本文摘自《陶澍師友錄》

作者陶用舒，嶽麓書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