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紙貼花器考略文化
《景德鎮陶錄》(卷六)載：「碎器窯――南宋時所燒造者，本吉安之廬邑永和鎮另一種窯。土粗堅，體厚質重，亦具米色，粉青樣。用滑石配釉，走紋如塊碎，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後揩凈，遂隱含紅黑紋痕，冰碎可觀。亦有碎紋素地加青花者。」
筆者淺見認為，這兒的細碎紋地「加」青花者，很可能是指宋代吉州窯出產的青花瓷器，只不過這兒的「加」字，是指以如剪紙貼花等方法在碎紋素地上「加」青花，而不是繪畫。至於青料的問題，蔣玄怡偷著《吉州窯?剪紙紋樣貼印的瓷器》(文物出書社1958年5月出書)已剖析得很清楚，現摘抄其文，以供讀者參考。
1937年英國仆藍柯司東在吉州窯揀得青花碎片，我國青瓷史稿中亦曾敘及。關於青花質料，據朱琰說：「黑赭石磨水畫坯上，初無色，燒之成天藍，呼為畫燒青」。他描繪使用土青完全符合實際狀況。但這種黑赭石產於何地?據另一條引正字通「黑赭石出廬陵新建，一日無名子。用以繪畫瓷器。」廬陵即古代的吉安(在清代新建屬豫章道，故廬陵新建是指兩個地名)。藍浦在《陶錄》卷十「論青料」節中：「新建從未聞產料，是產青料地在廬陵。」(黑赭石是鐵質的黑色釉質料，而和青料的小石塊表面上很難分，並且當地人的混稱名字許多，而燒出作用，一為黑色，一為青色，名稱是無法計較的。施愚山《矩齋雜記》：「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是廬陵即吉安古稱。幕庭在《明青與康青》一文中謂：「瓷繪青色，自宋有之，開始得青，在贛之吉安」，近人所說諒亦有所本。日本尾崎洵盛對我國青料產地之研討：樂平、瑞州、永豐、玉山及吉安錫瓦山均出青料，是把產地也舉明晰。又渡邊素舟所著《染付的發端》一文中也認為宋代吉州窯曾試製青花器。
明代吉州窯青花瓷器較傑出的是一種白地青花敞口瓶。這種風格的青花瓶，存世數量遠較同時期的景德鎮其他窯口青花瓷器少(注)。大多為漿胎，釉子肥潤，有玉質感，帶粉紅色及無色開片紋，器內器底滿釉，口沿施醬色釉。因為要傑出青花色澤的作用，往往在青花部位加一層白色，然後再上通明釉，燒成後，在青花部分能夠明顯地看出並摸到這層白色興起的釉層。上海博物收藏有永和窯碎紋地青花加赭折枝花獸耳瓶，較特別的是其枝葉部分繪青花、花朵部分則繪赭色(圖6)。這種風格的青花瓷器，大多出產於明代嘉靖、萬曆之際，其器型較少，僅有香爐、小茶杯和瓶等，並且小件居多，部分為素地。明末吉州窯出產的這種漿胎開片青花瓷器，其典型的地方窯風格是明顯的，特別是紋飾內容和繪畫風格，與同時代的景德鎮窯大異其趣。一般繪畫者往往尋求詩情畫意的境地，明末景德鎮窯青花瓷器的裝修斑紋內容許多，減少了官窯器純粹表達皇帝毅力的標準圖畫，呈現了生動的草蟲圖如蟋蟀、飛蝶，各類動物紋如牛、羊、魚、鴛鴦等，還有人物戲劇故事、山水景象等。這些畫面多配以題畫詩，繪畫內容、意境和筆法與當時的文人水墨畫風格共同，都著意體現士大夫階級在政治上失落、寄情山水田園的隱逸思想。因為廣泛採納分水和暈染技法，多有大寫意的情味，畫面開闊，筆意洒脫舒暢(圖7)。而上述吉州窯這類圖畫式的產品極可能受到其本身工藝的約束，即宋元以來剪紙貼花的工藝影響，只出產似乎印上去的、簡單的、圖畫化的青斑紋飾器物。
至於時代更早的材料則有二例，其一為蔣玄怡先生在吉州窯?L集的彌補材料中發現的一件(圖8)。該相片為是非照，但也能清楚地看到其鸞鳳、折枝斑紋以及中心帶「永和」二字的六角形圖畫的特別風格，即剪紙貼印、剪刻並用，採納平視體現手法，涵義雙鳳呈祥，選用澀圈燒法(碟中心一圈露胎)，與此青花盤裝修風格千篇一律的見之於南宋吉州窯碗(圖9)。其二為1975年夏天唐昌模先生在查詢吉州窯遺址時發現的懷疑為宋元吉州窯的青花瓷三件(圖10)(見唐昌?恪督?西吉州窯發現宋元青花瓷》，載《文物》1980年第4期)。
宋代吉州窯是否出產青花瓷器，應和元代景德鎮窯的青花瓷器有必定相關。聞名的「戴維特」瓶呈現，離宋代僅73年。聽說，日本有一鸞鳳紋樣的青花硯，青花帶黑色，或有認為近饒州吉安產，系土青燒造的宋青花(見火志卓真《我國明初陶瓷圖鑑》13頁)。筆者十多年前曾在香港某私家處鑒賞一元代青花大罐，可貴之處是在器肩之滿意海水雲紋處(釉下)發現有一塊殘缺之紙(布帛)狀物粘附，上繪有與其下相同之紋飾。故此揣度某些「至正型」元青花，在構圖製作極端煩瑣的紋飾時，是否也借用了吉州窯的剪紙(刻花)技能。假使細心比較，不難發現「至正型」元青花中，的確有那麼一類近乎剪紙印花風格的器物(圖11)。姑且不說元代是否有吉州窯的工匠到景德鎮從事陶瓷出產，事實上元青花某些典型紋飾如海水波濤紋、蔓草紋等，與吉州窯千篇一律。那麼，已然古代景德鎮的畫工能夠取百家之長，剪紙貼花的技能從前被用在製作青花也是可能的，比如在製作時剪紙貼花、模印、繪花、剔花等互為輔助等等。當然，這種狀況比較可能呈現在那些紋飾相對規矩、相對圖畫化的密不透風的器物上。僅僅典型元青花一般人上手的時機微乎其微，而帶有剪紙殘餘物的極少數元青花(設若此可能存在的話)，也將因其「瑕疵」而予毀掉、打碎。因而，再發現這種狀況的可能性近乎迷茫，這就有待同仁們的儘力了。
惋惜的是，宋元今後，吉州窯瓷器的剪紙漏花裝修猶如稍縱即逝，在今後的幾百年中並未得到開展。僅僅到了清代晚期，廣東虎門炮台所用的陶制黑釉火藥缸曾呈現文字，系在長條紙上用陰線剪出，有些翰墨是不相銜接的，燒出後字為黑色，紙面部分留有原陶的白胎。筆者認為，吉州窯剪紙貼花(漏花)陶瓷藝術在元代衰落，首要原因是剪紙貼花工藝的藝術體現規模一直不及釉下彩繪。除此以外或許還有戰役等原因，從而使得一代名窯的傳統絕技衰敗，而影響後來吉州窯青花瓷器在紋飾圖畫上的單調、剪紙圖畫化、時燒時停等現象。
註：這種青花瓶國內博物館亦多有保藏，如上海博物收藏吉州窯「欽曙」銘青花花蝶紋瓶(詳見汪慶正主編《青花釉里紅》圖版178，上海博物館/兩木出書祉，1986年)。同類型器物亦見於江西明益王墓出土青花瓷，但有人認為是景德鎮窯產(詳見彭適凡/尹青蘭《江西明益王墓青花瓷》，載《文物六合》2007年第2期61頁)。筆者個人傾向於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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