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究竟是誰創造的？真相驚人！
文 |泉涌君 · 主播 | 賞新晴
親愛的各位書友好，今天，我們繼續共讀《中國通史》第一至第三章，1-11頁。
思考：錢穆將中國歷史分為幾期？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稱：「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二者無間斷，三者詳密。」
中國千年不曾中斷的歷史值得我們驕傲，那這段浩瀚歷史從何而起呢？今天我們就正式進入中國歷史的起源，回到文明的源頭。
歷史的分期
先明確一個前提：講歷史必須分期。
西方人把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三個時期，但是用於中國歷史不太妥當，因為中國歷史時間長，因此錢穆將中國歷史分為五期。
第一個時期是石器時期。這個時期的歷史並沒有文字記載，所以也稱為史前史。
那靠什麼來確定人類文明已經出現呢？靠的是發掘埋於地下的器物，來推測古代先民的生活文化，所以，你也可以把史前史稱作「田野的歷史」。
石器時期又具體分為兩段：舊石器時期和新石器時期。
古人懂得用石頭作為工具，不把石頭削尖磨光，拿來就用，這是舊石器時期；經過很多很多年，先民們懂得先把石頭磨鋒利後再使用，就是新石器時期了。
第二個時期是銅器時期，此時有了文字。
第三個時期是鐵器時期，冶煉技術的進步導致了鐵器的出現，晚於銅器。
第四個時期是電器時期。
第五個時期是原子能時期，使用原子能是人類歷史的新觀點。
接下來我們要講述的歷史就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那麼，問題來了，文字究竟是誰創造的？
殷墟文化
文字的發明傳說是黃帝的史官倉頡發明的，這個說法不全對，因為這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情，是許多代人積累合成的發明。
在沒有文字以前，人們的歷史只能「口口相傳」，也就是「傳說的歷史」。對於上古歷史的探索還有個重要的途徑，就是田野發掘，也就是「器物的歷史」。
對中國歷史起源有著重要佐證的「器物」，便是殷墟的發掘，發現了商代的文字。
按照中國的傳說，中國歷史是從五帝開始，五帝指的是黃帝、堯、舜、禹、湯，有五帝自然有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人皇。
「三皇五帝」並不是真正的帝王，僅上古時期出現的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部落首領或部落聯盟首領，後人追尊他們為「皇」或「帝」。
這個詞在歷史學上也指上古時期，大部分是傳說，在這些上古傳說中還提到了三個朝代：夏、商、周。
按照傳說，這三代斷代年份大約是：夏朝，在公元前2029到公元前1559；商朝，公元前1559到公元前1046；周朝，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
由於在殷墟發現的是商朝的文字，因此斷代時，基本確定有商朝，而商以前的歷史屬於非信史，也就是傳說，不足信。
錢穆認為，歷史應該包括追憶、口述，也應該包括器物和地下發掘，換句話說，歷史應該包含沒有文字的歷史和有文字的歷史，因此商朝前的夏朝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是暫時缺少考古發現來印證。
說完這些名詞之間的聯繫，再看看殷墟指什麼。
話說在太行山東邊，有個安陽縣，安陽縣有個小屯村，發掘了很多東西，古董販子就將發掘的一些龜甲、獸骨帶到北京，賣給藥鋪，藥鋪商人認為這些就是一味藥材——「龍骨」。
光緒年間，官員王懿榮按照醫生囑咐去抓藥，其中就有這味龍骨。當拿到「龍骨」後，發現上面有很多花紋，熟悉書法的他下意識想到這可能是文字，於是就收集了上千片骨頭，照著刻痕臨摹下來，研究後確定是一種文字，也就是我們稱的「甲骨文」。
後來進一步地研究發現，小屯村三面環水，處於洹水的南邊。而《史記·項羽本紀》中「洹水南殷虛」的記載，項羽渡過洹水之南，虛即通假字「墟」，指有古人住過，已經成廢墟，因此殷墟的含義就是「商朝人住過的地方」。
再查證《史記·殷本紀》，實物與文字記載相符，所以將龜殼、獸骨上的文字確定下來是商朝的文字，因而甲骨文更加具體的叫法是「殷墟甲骨文」，這些甲骨文是商王用來占卜吉凶所用。
外國人推崇物證考古，正是由於中國發現了甲骨文，讓外國人開始重視中國的古代文化。而對甲骨文最有研究的是國學大家王國維，王國維也因此成為世界知名學者。
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
王國維是怎麼看待甲骨文呢？
一，他認為文字的創造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完成的，從夏到周經歷了四百年，文字的進步也需要四百年，因此文字在夏朝就有了，側面印證夏朝存在的可能性很大。
二，在發掘的十多萬片甲骨文中，整理出四五千字以上。
這些文字中有「栗」「穡」「田」「禾」「米」等字，可見當時已經有農業；出現了「絲」「帛」和「圃」等字。
可見農業已經發達；出現「車」「舟」「宮」等字，可以想像當時人們的生活，已經不是游牧社會。
而且，龜殼、牛骨非常硬，要刻字需要極其尖銳的刀才行，也可見冶礦已經比較發達了，文明不高的人造不出鋒利的刀刃，因此由甲骨文研究推測出中國上古歷史三千年，公元後兩千年。
上下五千年文明歷史是有理由的，這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自豪。
有書君語：本周我們共讀的書是《中國通史》，錢穆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史學和文化學專著多達80餘種，逾1700萬言，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
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明清，從理學到文學，從經學到政治，無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不僅開一代風氣之先，也讓後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史學架構可能企及的思想認識高度，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幾乎無出其右。
錢穆是難得的深入人心的講史者，曾三度講授「中國通史」：一於北京大學，二於西南聯大，三於香港新亞。所幸，這第三度講授底本，終被一個叫葉龍的學生給記錄了下來。
錢穆版《中國通史》這一塵封多年的通史經典，必定為萬象紛亂的讀史熱潮注入一股清流，它或許不是最周贍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懷的中國史。
這本講稿的價值如何認定尚未可知，但其之於「錢學」，以及它背後那份對於中國史的溫情與敬意，無疑頗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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