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三闕：憶秦娥、雨霖鈴、惜余香
文濤語：能在太無聊論壇看到小調哥的文章，當初確實驚艷了我。這哪是世俗如我等的「玩票」，分明是隱於市井的大儒。小調哥的文字，與其群中呢稱甚是不符，端莊大氣，收得起，放得開。早期看過平凹的《天狗》小說集，也是這般韻味，只是比之西京秦腔，鄉土味更來得親切。早就想把小調哥的文字介紹給大家，但遲遲不敢上號，一來不曉得小調哥是否肯屈就，二來怕自己的文字成了獻醜。現在，既然小調哥已經降了調，我還有什麼好顧忌的呢？今後幾日，我會將小調哥幾篇人物小品（抑或是小說）分期發送給大家。
憶秦娥
同院的姜叔鼓勵我們，就說，好好學，將來有本事，娶姚四家大姑娘做婆娘。姚四居天祿街北，我們住街中，街盡頭拾階而下便是老通揚運河，長江水，急而混黃，大半條街的人家都到北碼頭洗滌、挑水；都從姚四門前過。
姚四家開豆腐坊，後院養了豬，姚四似乎有陳疾，終年穿得很多，冬天更是渾身裘毛：水貂的帽子、羊毛里子的大衣、有時還得在腿上覆一條硝過的狗皮，也難怪，整個上午他都得守著豆腐屜子，搭子門洞開，其實，他也就做了這一件事，其他的都是姚四奶奶的活兒。
姚四奶奶即姚四的老婆，都這麼稱呼她。正所謂一塊饅頭搭塊糕，姚四奶奶就精幹得了不得，想那時她四十歲光景吧，緊束著圍腰還能看出腰身，光溜的頭髮在腦後梳一髻，沒用網兜，而是斜插一根金簪；
半夜，她就得做豆腐，天麻明，還得把豆漿煮好，候著給人打，二分錢一銅勺，經常打的老主顧，會再添加點，那豆漿稍許涼一會兒，上面會結一層薄薄的漿皮；豆漿賣完了，喂完豬，她又開始幫人淘米。
門口備了兩口缸，小缸盛半缸水供人淘米，米初淘以後，便從大缸里舀清水沖淋，這清水是姚四奶奶僱人從河裡挑來打礬後澄過的；姚四奶奶樂於親力親為：粗淘的時候下手重些，就多些碎米，沖淋的時候盡量少用點水。所以，你貪圖用她的水，就得讓米脫層皮；口狠一點的主婦，看著心疼，就苦笑著嚷：「好啰，好啰，姚四奶奶，你省點勁喔。」
淘米的泔水姚四奶奶餵豬，看過她家豬的人都稱讚豬身上的鬃毛光溜得就像姚四奶奶的頭髮。磨豆漿做豆腐賣錢，豆渣淘米水養豬，豬賣錢，豬糞賣錢，油條店的油條送她家寄賣給份子錢......
生態循環經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姚四家就開始了，現在還當作一潮滿天價鼓吹，姚四夫婦泉下有知真得掩嘴竊笑。下午姚四奶奶才有空收拾自己，用篦子梳頭，那是每天的功課，梳著眯著眼，那個舒服勁兒，梳完，抹點頭油，從肩上拈凈掉發，窩團塞在門口的牆縫裡攢著，等「頭髮窩兒換針」的路過，換幾根絎縫針；
隔一段時間，絞臉婆就上門，給她絞凈臉上脖頸上的汗毛，眉毛絞得細細的；麵皮粉白白的，圍腰也扯了，露出帶腰身的黑燈芯絨大襟夾衣；一支煙她只吸幾口，然後就轉給姚四，姚四就在牌桌上，接到煙，他就退下來讓她過把癮。這麼滋潤的姚四家，難怪姜叔總拿人家姑娘說事。
聽得多了，就想知道「姚四家大姑娘」長什麼樣，於是凡從她門前過，總得瞟一眼。見了第一眼，「哦，就是她呀」，其實早就見過，男孩子對比自己大很多的女孩怎麼會留意呢。況且，也遠沒有什麼值得姜叔那麼掛在嘴邊上，媽媽聽了我的話，笑了，說「人家有錢啊」。
「姚四家大姑娘根本比不上潘家二孫女」。爸媽笑翻了，說我人小眼角倒不低。
從此以後，那個叫「雲」的女孩在我眼裡越發美麗了。我很願意、很想多看她一眼。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地兩廂比較。雲，彷彿是我的一件體己寶貝，找出一處勝於姚四家的，都不免暗自得意。
潘家住街南，離我們一百米光景。舊式的對開大門封閉後，改換成新式獨扇門，斑駁的牆上還殘留了些舊時商鋪字型大小的靛藍，大部分已被石灰粉去，粉了的部分居委會讓右派分子方克忻用油漆寫了毛主席語錄，整條街隔一段就有一塊。
潘家斜對面有一根杉木路燈桿，天不冷，會有幾個孩子聚在昏黃的燈光下玩，或者看賣臭乾的炸臭干。我有時也湊過去，但沒有一次碰到雲；別說是晚上，白天她家的門也很少開，房子很大，裡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庭院，只要朝院的門開著，採光、通風都沒有問題；再就是，雲的奶奶古板，哪有規矩人家門整天開著，讓人一眼看清陳設的道理。
不知怎麼，我就覺得雲和她那個叫霞的姐姐很可憐。媽媽就在她家院後的紅旗機械廠上班，可就把她倆扔在奶奶家，這麼可愛的姐兒倆，媽媽竟然「不要」她們一起，不可憐嗎？而奶奶，長得就像電影上的地主婆，肥肥大大的身軀、小腳、細而發紅的小眼嵌在白而富態的臉上，配以一頭花白的頭髮，坐在太師椅里朝門外看，真像一隻碩大的加菲貓，跟她過，不可憐嗎？摻和了可憐的可愛是不是就叫楚楚動人呢？
雖同住一條街，但從未與她說過話，因為沒有交集。直到後來我們都進入學校文娛宣傳隊，都還不說話，還沒有交集，她跳舞，我唱歌、說對口詞一類的。她四年級，我三年級，我就認為高年級的瞧不起低年級的，我有些自卑。但不管怎麼說，我可以每天很靠近地看到她了，排練時，我的眼光可以在她臉上隨意遊走：橢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平靜地眨巴著，比礬過的水還清亮，我找不到一絲可憐，我更覺得她可憐；一段時間，排練時她經常流鼻血，看她仰頭讓別人用紙團塞鼻孔，自己心裡很不得勁。
除了排練新節目，老節目隔天就上街演出：打著小紅旗，敲著鑼鼓傢伙，找個街角圈下來，彷彿走江湖賣藝的。國家亂騰騰，我們照舊是一群無憂的少年。
舞蹈隊朱姓女生眉梢新添的疤痕，成了大家取笑的緣由。她們跳《北京的金山上》，最後齊聲「巴扎咳」時，亮相的動作是屈身獻哈達狀，排練時我們男生在旁邊就起鬨，「巴扎咳」成了「疤這塊」，並把食指指向眉梢；這成了保留的經典「笑果」；事先就約定好：今天「疤這塊」啊。女生有點不落忍，演出時我們助唱的便提高聲音，硬往約定的方向拽；亮相在那兒，雲轉過頭咬著牙朝我們一狠眼，狠中帶著笑意；大了以後，懂得這叫：嬌嗔。
天開始熱起來，潘家的庭院里種了許多蔬菜，放學後姐兒倆總得到北碼頭抬水，她家的水桶都比別人家的漂亮，是那種長腰鼓型的，大小與她們的力氣和身材都般配。雲在前，霞在後，每人捧著一本小人書，低頭看書，餘光看路，輕盈得彷彿抬地是一桶雲霞。
我也捧一本小人書，騎坐在院門堂的門檻上，默數著她們的趟頭，她總有一次交會時看我一眼，嘴角抽動一下，我知道這是打招呼，心裡非常愉悅。
紅旗機械廠是我兒時的公園，有事沒事「到廠里玩」，爸爸是廠醫，誰都認識我。無意中，我透過鍛工間的大窗戶，看到了她家的庭院，一畦畦蔬菜呈現出各色的綠，都精神抖抖的，我想肯定是她每天抬水的緣故，一棵合歡樹正開著滿樹的花，像朵朵袖珍燃放的煙花，那綠、那花、那花的香，好像都有她的影影綽綽。
放暑假了。鬧革命了，連暑假作業都沒有。孩子們就是搞副業和玩。只要可能，幾乎家家都搞副業：結漁網、打蛋片（麥草編的裝運雞蛋的保護隔層）、縫方巾邊......補貼家用的同時也能得到家長的獎勵，我體會不到他們的辛勞，就羨慕他們能從口袋裡摸出零錢，對我來說，口袋裡有零花錢，是一件奢侈且很派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家不搞副業，我也沒有零花錢。
能有什麼辛勞呢，幾個人都彙集在潘家的斜對門我同學家寬敞的門堂，手上各做各的，嘴上各說各的，還可以交換小人書，早早地收場後，就可以捉迷藏。我每天都去玩，有時幫幫工，能插上手的只有將漁網線上梭，雲就是結漁網。上梭也有技術含量，得把把緊，上出的梭緊溜溜呈流線型，好穿網洞且用的時間也長。雲誇讚我的梭上得好，我沒告訴她，食指節彎處都起了泡。被她說好，心裡美滋滋的。
打蛋片的收拾起剩草、結網的挪開纏繞著網的凳，捉迷藏開始。捉迷藏最大的刺激，不是躲在那兒悄沒聲，而是要鋌而走險引逗蒙眼者而不被逮住，雲始展出她快樂的天性，她始終環繞在「做呆」的人前後，拍著巴掌：「我在這兒哩！」，看著「做呆」者張牙舞爪瞎撲騰，碰到板壁、快要越界，其他人都仿著，於是四面楚歌般都是「我在這兒哩。」
「雲啊，這麼大丫頭，在外面瘋，回家。」
「奶奶叫我了。」她做個無奈的鬼臉，擦掉額上和鼻尖沁出的汗珠，夾著網凳，回家了。缺少了她的聲音，捉迷藏沒了生趣。
暑假後，姐兒倆離開奶奶，隨媽媽一起生活，住到城市的另一邊，也調到別的學校。
我坐在門檻上，看著石板上的水跡，想誰澆灌她家的菜園呢？
天漸漸的黑下來，她家對面的路燈亮了，賣臭乾的伸著頭，長長地吆喝一聲：油炸——臭干；聲音隨即便被黑暗吞噬了。
我心裡空落落的，站起來，撣一下屁股，迴轉家去。
雨霖鈴
我們的中學時代，唯有書沒怎麼讀，其他玩意兒鬧騰得特歡。每學期都有規定的時間到農村、到工廠，名之曰：學工、學農。能學到什麼呢，還不是瞎折騰一氣。光學這兩個還不夠，還得學軍；軍資源太少，學校又太多，我們的學校偏於一隅，排不上號；於是校領導就效顰別校，組織學生打起背包搞野營拉練，類似過去很詩意的「遠足」。當然，學校都會把「詩意」和「小布爾喬亞情調」剔得乾乾淨淨，盡量往「軍」方面靠。會在宿營後的夜裡，來一個「緊急集合」、找一個老八路講故事、或憑弔幾十公里外那個著名的，但一片荒蕪的烈士紀念館......對我們來說，興味盎然，雖步行了幾百公里，如果可以，我們願意繼續走下去。
十來天的野營拉練結束回到學校，學校已大變模樣。首先為增加面積，決定把校西的池塘填平，操場被未參加拉練的師生挖地三尺取土，整個學校變得怪怪的，所有的建築都彷彿建在黃土高原的土塬上；辦公樓前的幾株懸鈴木，面臨斷崖，被斫斷的根系裸陳著。再就是落實「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布廠派駐到校「工人宣傳隊」；一老一少，一男一女。老師傅在廠里是食堂炊事員，據說是「苦大仇深」，人極老實，到了學校眼睛都不知往那兒落，起先聽老師呼他「黃隊長」，都回不過神來，直到對方第二次或是第三次沖著他喚，他才意識到，慌亂地直點頭，連連用手抹並未出汗的額頭，那形狀讓人心生憐憫。女的是個少婦，我認識，我們居委會老主任的女兒，擋車工，明明姿色平平，可自視很高，所以在哪兒都咋咋呼呼，儘管如此，到了學校她倒也沒有想「領導一切」，可既是「工人宣傳隊」，她總想干點水準高於在廠里的活；於是，她拉起我們宣傳隊舊部，重做調整。隨後，宣布了她的驚人計劃：排練整場的《沙家浜》第四場「智斗」。布廠里演文娛我去看過，這位喬師傅從頭至尾和另一個女的站在台上毛主席畫像旁邊，手握《毛主席語錄》於胸前，充當衛士。聲音有點嘎，唱歌當然不太合適，腿稍許有些羅圈，跳舞想必也勉為其難；可她認為自己很活潑，很有文藝細胞。但這些絲毫不減大家的亢奮，相比她的計劃，以前我們排演的節目簡直寒磣得希望看過的人全忘了，這次，可是真正的排戲。
喬師傅在動員會上說，要把這個節目作為獻給國慶的厚禮，到時和布廠的宣傳隊聯歡；「每個人都是主角的A角人選，看你們誰最先掌握，誰演得最好」，我們第一次聽到「AB角」這種專業辭彙，很是驚乍，誰還會懷疑她的能力？
排演場放在辦公樓樓上空蕩的小會議室。會議室的西間是工宣隊辦公室，東間是紅衛兵團辦公室，老師的辦公室全在樓下。
其實，早在這之前，我對「智斗」已是倒背如流，並非我多麼有戲劇天賦，掛在家裡牆上的廣播幾乎天天有播，只差患上現代京劇強迫症。暗地裡我卯足了勁，想演最能出彩的胡傳魁。
喬師傅還真有點能耐，她竟然請來了市京劇團的當家花旦楊鳳嬌和琴師。第一次是讓他們幫助選角色。於是被他們圈點的，每人唱一段。這個楊鳳嬌渾身透著一股能讓我這種孩子都心旌飄搖的風情，半是為角半為她，我吼了一段「想當初」，自我感覺是「神完氣足」，至「老子的隊伍」胸脯拍得山響，楊用摺扇擋在嘴唇上笑起來。我如願以償地得到了胡傳魁。隨後，又粗略地幫我們走了兩趟台位，我們始明白，在台上不是隨便亂走的，走幾步，走到哪兒，都有講究；又在幾個念白上做了指導。這以後，兩人又來過一次，在容易出彩的地方做了重點指導，就像滿紙的塗鴉上，有了兩筆書家的暈染，氣象便不一樣了。
得到楊鳳嬌的青眼，又得到想要的角色，我很有了點「踏花歸來馬蹄香」的顏色，行止也有些飄飄然了。
紅衛兵團辦公室一直閑置，放了些音響設備，朝向操場的窗前有一架麥克風，每天領操的體育老師對著它喊口令，然後放廣播體操的唱片。現在臨時充當我們休息的「後台」。屋角放了一隻小木櫃，落滿灰塵，櫃門僅用搭扣扣著，但上面貼了一張學校革命委員會的封條。被禁錮的東西總是充滿誘惑，幾個人圍著，猜想裡面是什麼呢，又不敢揭那有著紅印的封條。我是演主角的，我怕誰？我揭開封條，打開櫃門，擠滿的唱片頓時傾得滿地。一片釋然的噓聲。我蹲下翻看，多是文革早期的歌曲，和毛主席語錄歌，我胡亂地重塞進去，剛合上門，又被唱片們擠開，重又一地狼藉，我看到了這張黑膠唱片，她在一堆花紅花綠的薄膜唱片中，是那麼的突兀和扎眼，我忙拿起她，看她的曲名，我興奮地舉起她：「嗐，你們看，這是什麼！松花江上！還記得嗎？」其他人先是愣一下，隨即回過神來，一個人伸出手去抓別人的頭髮：「揪一把，揪一把」，於是互相「揪一把」起來。文革前夕，我們都看過大型革命史詩《東方紅》的電影。
還能不能再放呢？唱片已斷裂，有一塊像帽檐一樣耷拉著。我說試試看。大家七手八腳讓唱機通了電，我把唱片放上去，摁一摁，提起唱針臂，竟轉起來，將唱針放上去，大家靜下來，瞪眼看著，似乎怕錯失音符跳出來的剎那。從唱機傳出很低噝噝呀呀的聲音，有人靠上去，說：唱，在唱。怎麼這麼低呢？有人旋「音響」的鈕。我們終於聽到了，但歌聲是從窗外傳進來的，忙擁到窗前：原來沒有關閉通向操場的大喇叭。在操場上挖土、挑抬的師生為這個突然飄來的天籟所訝然，伸頭朝向架在樓牆上的大喇叭，相繼定格在那兒......「誰在放反動歌曲！？誰在放？」樓下猛然傳來失腔的驚吼。驚慌失措的我們，連著插頭拔了斷電，「是程先生。」有人說。我忙亂地將唱片取下，塞到櫃的最裡面。
程先生是一個年輕的數學老師，平素待人溫敦到幾乎難以維持課堂秩序。他吼了兩聲，沒有上來，但投訴到了工宣隊。
喬師傅終止了排練，緊急集中，開會。
「說，誰放的？」喬師傅綳著臉，眼光朝每個人臉上掃過。
在「後台」的人都低下頭，絞指頭、卷衣角。
「不說，是不是？我告訴你們，這事，可大可小；大，在公眾場合傳播反動、靡靡之、歌曲，你們自己想！小，坦白從寬。」
低下的頭有幾顆偏過來朝向我，我已然被出賣。
我遲疑地站起來，下巴抵到前胸：「我」。隨之哽咽。
喬師傅用很大的聲音給我上課，後來有人告訴我，好幾個老師都在樓下聽壁腳戲。我只記得，她說我演了個主角兒，不得了了，半斤放在八兩上，翹上天了。
我抽抽泣泣地作了檢查。喬師傅當場宣布處理決定：撤下我的胡傳魁，改演刁小三。從司令一下降到跟班。
事過很久，有一次我裝作無心地問爸爸，什麼叫「半斤放在八兩上，翹上天」，他拿來家裡的桿秤，示範完，歸納道：「沒真本事，盲目自大，會栽跟頭。」
國慶匯演完，喬師傅回去了，另派了一個男瘸子補缺。宣傳隊隨之解散。但有件東西始終擱在我心裡，有個聲音始終在我心頭縈繞：那張唱片。她和我的驚鴻一瞥。
我的同學袁君，竟然當上了已經式微的紅衛兵團負責人，成了樓上那間辦公室的主人。我告訴了他唱片的秘密。他約我星期天到學校。
已進入仲秋，沒有太陽便稍稍有些寒意。住校的歷史老師王先生，蜷在樓外的藤圈椅里曬太陽；他是南鄉人，口音很重，性格懦弱，加之又是教歷史的，上課時常被我們捉弄；一著急，他指著你：「你、你、你、什麼凍柿（東西）」。這句必然成為經典的話，在同學中一直流行到畢業。聽說最近處於失戀狀態，談了有一段時間的那個女工，有一陣子沒來了。
除了袁君，還有另外兩個玩得好的同學。我輕車熟路地找出那張唱片，小心地擦拭一番。幾個人都不懂，沒法不通過喇叭僅讓唱機放出理想的聲音；要想聽，只得冒點風險。樓呈凹字型，俗稱「鎖閣式」。缺口部是大門，鎖閣之間上方象現在的陽光房一樣建有屋頂，喇叭安放在大門兩側高高的圍牆上，於是一個人從樓上的窗戶爬上去，挪近，俯身喇叭，袁君在話筒前「喂喂」試音，還有一人從窗戶上斜著監視樓外王先生的動靜。
我下意識地吹拂唱片、捧著放到轉盤上、摁了又摁，袁君朝我一點頭。
唱片，轉起來，我聽不見她的聲音，只聽見自己的心跳。
傳來沙沙的旋轉聲，每轉到開裂處便發出一聲「噗」......
那個女人，穿著旗袍的女人，向我們走來、凄婉地傾訴......
淚水像潮汐一樣，一浪一浪地侵潤，竟至誰也不笑話誰地用袖口、衣襟擦起來。
監視的同學抽泣著說：「王先生也在哭」。我真有衝下去對他說「對不起」的衝動，甚至還想告訴他：那個女的一點都不漂亮，根本不值得為她難受。
我走到窗檯前，本就晦明的太陽，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風，吹著那幾株僅存的懸鈴木的葉子，一簇簇球果在風中晃蕩著，歌聲，變得呼號起來。2015.5.27
惜余香
其實，我真希望家裡也搞副業，那樣就能像其他搞副業的孩子一樣，口袋裡有零花錢；有了零花錢，攢起來，可以買小人書，如果不想全投在這種「固定資產」上，也可以散漫地租小人書看，一分錢起價。父母認為，孩子應該一門心思念書，掙錢養家是大人的事，所以骨子裡他們有點輕看那些讓孩子搞副業的家庭，但不少人家確實是因生計所迫，非難不得的。
所以，我若想使我的「藏書」發生增量變化，全得靠機緣；既是機緣，那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無奈打幼即滯鈍，又未有遇高人棒喝，故常為得不到的東西煩惱。
蹭書看，倒不難。姜叔家與我家境相仿，但他家有給孩子零花錢的懿行。院子里小孩七八個，我最大，帶誰玩不帶誰玩我有影響力，姜大拍馬屁兼雅賄地常喊我一起到書攤租書看。
書攤，設在雲霄橋下茶水爐和熏燒店之間的那壁牆根，面對車來人往的大街，上面蔭著如蓋的懸鈴木，兩扇門一樣的書匣，滿陳著各式小人書，地上的長竹匾里同樣堆積如斯，幾張長條凳總坐得滿滿當當，後來者便依牆而蹲，或坐到熏燒店門口的台階上。雖言「小人書」，大人照樣舔著食指翻著書頁，甚至嬉笑出聲；租回去看，要交押金，且貴，我們又無須帶回去數眉毛鬍子，當然是現場消費。姜大倒厚道，總是他挑一本，讓我也挑一本，使我離「蹭」的本意稍遠了些。兩人坐到地上，人手一本背靠背相互為椅，怡然自得不知秦漢；待交換看完，餘興未盡信手瀏覽，熏燒的香氣像一個風騷女人在我們身邊遊盪，茶水爐燒的煙煤質差，每添一次就得打開鼓風機，雖還沒有完全從書中走出來，憑常識我還知道：古時候沒有鼓風機。
能對一本小人書獲得擁有權這樣的機緣，倒也不像成年後追求心儀的女子那樣難；不過，那就不能挑剔，比如，扔在教室幾天都無人問津像流浪狗一樣的；類似於政治讀物孩子們都不看的，我就收有一本《郭興福練兵》和電影版的《紅旗渠》；如果能在路上撿到一本，我也從來沒有「交公」之想，撿到錢，會；儘管錢可以換成書，但在我的世界觀里卻有著本質的區別；長大後，學《孔乙己》至謂偷書為竊書，且是「讀書人的事」，以為童少年的行徑有了註腳，覺得自己的想法倒不是孤本，甚至有點自矜：早年即能與孔乙己同有讀書人的嗜痂之好。還有個同學他媽媽在令我非常羨慕的單位工作：廢品收購站。他可以自由進出廢品倉庫，除了曾經饋贈我兩付從牛筋手套上剪下來的皮筋（做彈弓的絕品）外，也搜羅來幾本小人書給我，文字和圖畫駁雜在一起的，當是解放前的版本。
由上述途徑得來的寶貝，多殘缺。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用那種水泥包裝袋我們稱為「水泥紙」的，做書的封面；然後，偷一根母親納鞋底的線，裝訂；再放到枕頭下壓幾天。此時的書已舊貌換新顏，儘管身上疤痕累累，外衣卻簇新筆挺。便覺得這些書到了我手，彷彿進了兵營，著裝統一，且在擴充著，班、排......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弄個師長、旅長乾乾。最後一件事，最難辦：定名。絞盡腦汁，在書攤上翻尋為一徑，讓別人辨識為一徑，實在找不到，只有杜撰。所以我的藏品里不少是我給起的名。我覺得個個可愛。
爸爸出恭歸來，笑談，說有個大人，帶著一本書，嘴裡哼兒哈兒，才蹲下點起煙，翻開書，漲紅著臉欲解，大概屁股癢，便撓，不慎，書滑落進坑，氣得他罵聲連連，末了兒，說一句：「媽的，屎都氣得縮上去了。」悻悻然提褲走人。爸爸強忍著沒笑出聲。
我假裝遛達，出了門，循到公廁，逐坑巡看，果然在，爸爸不是講故事。趁著「今日無人入廁」，我忙到外面找來兩根樹枝，連挑帶夾著上來，又裝著一副主人樣的坦然直奔小河邊，虧得那人「屎氣得縮上去」,打理起來並不難。
我拿著擠了水的小人書，朝爸爸一擺弄：「爸爸，是不是這本？！」
爸爸的眼光在書和我臉連連切換，氣得嘴哆嗦起來，趕上一步，揚手就賞了我一巴掌，書，竟然都沒掉下來。
「扔掉！扔掉！賤東西！我說，眼一眨人到哪兒去了。」
姜叔出來勸和：「孩子喜歡。撿都撿了，打也打了。反正你是醫生，給消消毒就是了。
我一手捏著書，一手揉著已有「五條杠」的臉。
爸爸從屋裡找出半瓶來蘇爾，兌了水，把書浸泡到瓦罐里。
這本永遠散發著來蘇爾味道的繪畫本《五朵金花》，成就了我一段「英雄救美」的佳話。
書，就這樣慢慢地積攢著，想官升一級何其難也。
潘家對面的呆巷裡，一門兩戶。馮姓家老二與我同級不同班，家有幾本不錯的小人書，其中一本《紅燈照》，被我交換看過兩回，有走動。他的緊鄰姓丁。男戶主謝頂，留「地方支援中央」髮式，即：將一邊的頭髮留得很長，然後順頭頂掩蓋過去。風平浪靜時倒能遮禿七八；但得風乍起，吹皺的便不是一池春水了。私底下，街坊都呼其：「丁瘌子」。
丁瘌子隨和得有些失范，能和我們小孩子做牌友，在門堂里打「四十分升級」。開始出錯牌耍賴，怵他是父輩，還能認苦吃，時間一長，除了不敢直呼「丁瘌子」，你來我往，互不相讓，儼然成了尿尿和泥巴的朋友。讓對方得不到分，術語叫「光頭」，我們便摸頭招呼道：「老丁」，他倒也不以為忤。一次，他耍賴太過，對家的孩子堅執不讓，便吵起來，老丁臉上掛不住，摔牌走人。我們從此不帶他玩，不僅如此，總遠遠地沖著他背，齊聲抑揚頓挫地：「蜜蜂叮（丁)瘌子。蜜蜂叮瘌子。」在我們這一帶，有蜜蜂喜好叮蟄瘌痢頭一說，是我們這兒的瘌痢頭曾經出現一種亞種香艷似花，還是蜜蜂下作地幹了蒼蠅的營生？不得而知。反正，我們為能想到這句雙關妙語，挺自得的。
無憂的日子總是像風一樣，很快刮過。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夜之間來臨的。到學校，看到操場上豎滿了長條凳，每一條都有白粉筆寫的打倒某某老師的標語，名字上是紅粉筆的叉叉，使人彷彿置身西方的墳場；當然，現在的人也可以輕鬆地將其描述為「行為藝術」。但此種「行為」帶來的「藝術」效果，是人與人之間原有秩序和規則的破壞殆盡，從而使人的動物性展露無遺。
有同學告訴我，有一張「貼」我的大字報。我說不可能，我又不是老師。被幾個人拖到操場廁所外牆前。果然有一張二開大的大字報，標題首先是兩個很大的「揭發」，然後指名道姓說我家裡藏有很多反動、黃色小人書。大字報做了誇大的陳述性揭發，然後少不得是「拭目以待」學校將採取怎樣的「革命行動」，末尾，還是上吊讓我喘口氣：希望我懸崖勒馬，自己革自己的命，否則，云云。署名是「革命小將」。隨後有目擊者告訴我「是丁紅忠貼的」。我一頭霧水，問誰是丁紅忠。說，不就是丁瘌子兒子嘛。我說他不是叫丁孝賢嘛；同學說，現在改名丁紅忠了。原來是子報父仇來的。
丁孝賢丁紅忠同學，高我一屆，剛去了對門的初中。顢頇，在我們這兒叫「二不愣登」，他，就很有點，所以鶴立雞群地幾乎沒人跟他玩；想不到文化大革命開發了他的潛能，他竟能一下找到我的命門，且披著「紅忠」的外衣，干起了「孝賢」的勾當。這一壺真夠我喝的，於我，無異掠妻奪子。
神情恍惚回到家，爸媽問出什麼事了，我訴說原委。在爸媽眼裡我那近一個連建制的小人書，就是一堆垃圾。立即說，送到學校去，別惹麻煩。我頓時淚水漣漣，說什麼也不同意。爸爸關上門，悄聲問我，學校的老師有壞人嗎，我搖頭；又問，有老師干過壞事嗎，我連連搖頭。既然老師都是好人，又沒幹過壞事，那為什麼被打倒呢？我茫然四顧。現在，還有人揭發你呢，你確實有一堆破書，你想想吧，是交，還是不交；我們平頭百姓不惹事。爸爸說的，我懂，可那是我的至愛啊。
臨睡前我把全部家當堆在枕旁，和他們一個個告別，幾乎每一本都有一個故事，他們和我的因緣我如數家珍，內容的好不好玩已經不重要。
我決定隱匿一部分。這並不能減少多少我錐心的苦痛。選擇和捨棄是另一種折磨人的體驗，哪一本都有足夠讓我留下的理由。
待我將即將送走的都翻看一遍，已是半夜。
醒來才發現整個世界一片雪白。學校早已不正常上課，晚去也無所謂的。我拎著捆紮好的我的書，在已是污淖不堪的爛雪道上艱難前行，累了，我把書捆放在腳背上，仰頭噓吁，天空，是灰茫茫的一片。
誰說我沒有體驗過生離死別呢。
歷秦火而僅存的，就排放在我枕下。側過頭，總能嗅到一絲淡淡的書特有的氣息，當然，還夾雜了星微來蘇爾的味道。
20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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