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釉陶，除了唐三彩你還知道哪些？
中國古代釉陶是我們既熟悉又存在大量未知的古陶瓷品種。釉陶起源早、普及廣，其巔峰作品為唐三彩。至今釉陶還以建築琉璃等形式傳承並沁入我們的生活。由於陶瓷界對釉陶的研究和收藏集中在唐三彩和上，而對漢代到北朝時期的釉陶、宋金時期的三彩與釉陶研究重視不夠，少有專著和圖錄集中介紹。筆者僅擇要略述其誕生2000年來的發展脈略。
▌釉陶的演變
始於西漢武帝時期的銅釉陶器，最早出現在關中地區，其工藝後來向甘肅、河北甚至江西等南方地區傳播，並形成一定的地域特色。西漢釉陶多為以鐵為呈色劑的黃褐色釉，西漢末到新莽時期出現褐黃及綠色的複色釉陶，到了東漢鉛釉色調則以綠色為主流。
兩漢釉陶胎質為紅陶胎，由於燒成溫度低，鉛釉陶器用於墓葬明器，包括除了生活用器造型的釉陶製品，還有大量的工具、建築類模型和俑類。由於地下水和埋藏環境影響，出土後多有鉛質析出的現象，在綠釉上比較明顯，使得漢代綠釉陶器表面常有一種特殊的銀色光澤，俗稱「銀釉」，這種陶器是比較名貴的漢陶收藏品種。漢代釉陶中複色釉陶以河南濟源、陝西寶雞、陝北富縣等一帶較為集中，裝飾上有模仿漢代漆器之處。另外河南地區東漢出土的大型望樓等建築模型、南陽地區出土的大型釉陶狗都堪稱代表性產品。東漢釉陶中的各式望樓、陂塘、倉囷、廁圈造型逼真，各式人物、動物俑都塑造得栩栩如生。
三國到兩晉時期，曾一度興盛的中原釉陶製作由於戰爭頻仍、社會凋敝、統治者倡導薄葬而衰落。另外南方地區隨著青瓷製作興盛也影響到釉陶的燒造。
到南北朝時期，在十六國晚期有極少量產品。隨著政權逐漸統一，釉陶燒造有所回升，北魏時期釉陶燒造數量較大，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大量紅陶瓷胎質釉陶動物和人物俑可為代表，並配合以彩繪工藝。近年西安長安區韋曲和咸陽發掘的北魏時期紀年墓中也出土有黃褐色釉陶的俑類。
北魏釉陶彩繪俑 山西大同出土
北朝時期還將釉陶工藝引入建築，開始燒造釉陶建築飾件。另外色澤褐黃、青綠的釉陶器皿和俑類，在河北與河南交界的安陽、磁縣一帶都有出土。
北齊時期，一種使用白色高嶺土胎質（北方俗稱為「坩子土」）的釉陶新品種出現，並在淺淡的鉛釉上隨意塗抹色釉條帶裝飾。出土這種產品的墓葬有不少釉陶器具有代表性，如山西太原發掘的北齊武平元年（570年）婁睿墓、武平二年徐顯秀墓出土的色澤淺淡的大量黃綠釉器皿模型堪為代表作，其中的龍柄雞頭壺較精美。河南發掘的北齊李雲墓等出土的白胎塗綠條帶四系罐是白胎鉛釉帶彩陶器的代表作。而單色的鉛釉陶，安陽北齊范粹墓出土黃釉模印胡人舞樂扁壺是非常精美的釉陶器，這類釉陶扁壺在北京故宮即有收藏，河北民間也曾面世多種。
北齊黃釉綠彩四系罐 北齊武平七年（576年）濮陽李雲墓出土
隋唐時期進入釉陶的巔峰期。隋代釉陶延續了白胎釉陶製作，在此基礎上唐代終於發展為絢麗多彩的三彩藝術。如果把釉陶藝術比作一首樂曲，唐三彩無疑是釉陶歷史上最絢麗的音符。
豐富多彩的唐三彩是在漢代以來傳統釉陶的基礎上，在大唐王朝空前強大、中外交流頻繁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其造型、釉彩吸取了大量外域元素，胡風胡韻濃郁，使這種斑駁陸離的多彩釉陶藝術發展到極致。唐三彩的產地目前已經考古發掘證實的有河南鞏縣窯、陝西黃堡窯（耀州窯前身）、河北邢窯、山西渾源窯、四川邛窯，但是為唐代皇家燒造大型三彩明器的窯址尚未發現。限於篇幅，對涉及唐三彩的文獻、造型、出土情況等暫不贅述。值得指出的是，唐三彩中的器皿類不應完全歸類為隨葬明器，應有少量的實用器。
唐三彩載樂駝 高56.2厘米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三彩不僅影響到中國陶瓷的發展，也把多色釉陶的藝術之風吹向了海外。隨著大唐文化的強勁輻射，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及東西洋航路所及之處，很多地方發現有唐代陶瓷碎片，因此日本陶瓷學者三上次男曾把中國外運瓷器的海上航路稱為「陶瓷之路」。雖然文獻記載缺失，但不朽的陶瓷碎片記錄了古代人民友好往來的蹤跡。這一時期，處於我國東北地區的渤海國、朝鮮半島的新羅王朝、日本奈良時代、西亞的波斯和北非埃及等地甚至學習唐三彩工藝，生產的釉陶既模仿唐三彩的藝術效果，又糅合了本地文化與造型特徵。
唐渤海三彩三足帶蓋熏爐
統一新羅中期三彩高足杯 全羅南道出土
8世紀 奈良三彩五口瓶 高36.2厘米 奈良市藥師寺東院出土
8～9世紀波斯三彩碗
至宋金時期，三彩釉陶繼續燒造，在河南、山西、河北、山東淄博等不少地方都延續三彩燒造。另外江西吉州窯也燒造青綠釉器皿和枕等釉陶製品。福建晉江的磁灶窯為外銷性窯口，產品中也燒造大量的實用性釉陶。宋代釉陶部分為高嶺土胎，也有不少為紅陶胎，多加施有一層白色化妝土。遼國在宋朝的影響下，也學習燒造遼三彩和單色釉陶，並以皮囊壺和器皿為代表。北京龍泉務窯出土有三彩菩薩，由此可見遼三彩塑造能力，也就不難理解河北易縣八佛窪在民國時期流失出境的16件等身遼三彩羅漢像其藝術表現力為何如此之強。甚至位於西北一隅的西夏國也燒造大量的綠釉琉璃建築用陶，以西夏王陵出土的綠釉迦陵頻伽和摩羯等建築飾件最為精美。
北宋綠釉蓮花座獅蓋熏爐 高32厘米 安徽宿松縣元祐二年（1097年）吳正臣夫婦墓出土
遼三彩海棠口牡丹紋盤
元代的釉陶燒造，以實用性的建築琉璃和作為供器的香爐較為常見。另外元大都也設立有琉璃窯場。《北京琉璃文化》一書介紹，元初定都北京後，始建元大都，中統四年(1263年)將山西榆次縣小趙村的趙氏琉璃窯遷至北京宣武門外海王村，即現在和平門外琉璃廠，稱「官窯」，以生產琉璃瓦為主，供營造宮殿用。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建「大都四窯場」，其一就是「琉璃窯」，隸屬於管理營造的「少府監」。
這裡以一件北京故宮收藏的元代模印牡丹龍紋陶胎琉璃爐為例加以賞析。此爐據介紹是迄今發現琉璃器中最早帶有工匠銘款的產品，高39厘米，口徑25.4厘米，1954年入藏北京故宮。有介紹它原為北京崇文門外姓孫的古董商保存。此爐作洗口，通體浮雕雕龍穿牡丹紋飾，裝飾綠、黃、白三色釉，其實稱呼元代「三彩釉陶爐」亦可。雙立耳的前後兩面分別刻忍冬紋和字銘，刻「汾陽琉璃待詔任瑭成造，歲次大元國至大元年（1308年）四月初拾記」。此爐造型雄偉，色調斑斕華麗，與漆雕工藝異曲同工。為宗教禮儀用器，帶有紀年和燒造工匠署名，彌足珍貴。模仿此爐款識在近年景德鎮仿元青花產品中曾有所見。曾有文章介紹此爐為山西汾陽造，亦有專家認為應由元大都琉璃窯造。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脊剎前元琉璃胡人進寶建築飾件
元「大元國至大元年」牡丹龍紋陶胎琉璃爐
元大都遺址曾出土一批元代琉璃器。1964年北京德勝門出土過一件元琉璃鏤空龍鳳紋熏爐，收藏於首都博物館。熏爐通高37厘米，口徑22厘米。頸部兩側貼兩橋形耳。爐蓋山峰重疊，一條黃彩蟠龍盤繞在山峰中，上有鏤空。蓋與爐身用槽口銜接。頸部與腹部鏤雕龍鳳穿牡丹雕花裝飾。通體施孔雀藍、草綠、黃、白等多種釉色，十分精美，是元代琉璃製品中的珍品,其造型與北京故宮藏元「至大元年」款三足爐基本相同。同時還出土獸頭、鴟吻、筒瓦、滴水、龍鳳構件等琉璃器。學界認為這類氣魄宏大、裝飾華麗的元代大型琉璃器應為元大都窯場的產品。
明琺華花鳥紋罐
明清兩代是釉陶藝術傳承創新時期。明代山西就是採用釉陶工藝燒造琉璃、琺華陶器的集中地區。明代所燒造的琺華器比較精美，是一種低溫色釉裝飾的陶器。其助熔劑除氧化鉛外，還有牙硝。牙硝即馬牙硝，主要成分為硫酸鈉。
景德鎮制瓷工匠也學習北方釉陶工藝，在燒成的瓷坯上再二次燒造低溫彩釉裝飾，燒造瓷坯的琺華器。另外明清瓷器的重要品種「素三彩」，一般是指明清兩代景德鎮民窯生產的以黃、綠、紫三色釉為主的瓷器新器種，其工藝受唐三彩和宋三彩的影響，至明正德年間已燒製得極為精緻。裝飾工藝是先用高溫燒成素瓷，然後再在胎上澆釉作地色，釉水干後再剔出花紋、圖案、填以所需彩釉，後經二次入窯以低溫燒成。近年福建平和田坑素三彩盒的大量考古出土，為最終確認日本傳統茶道中存世的「交趾香合（盒）」實際為福建平和田坑窯產品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從明代開始，對琉璃的燒造文獻記載比較詳細。南京報恩寺琉璃塔更是中國琉璃古塔的巔峰作品，惜毀於太平天國時期戰火。明代琉璃窯已經廣泛存在於全國各地，有些明代藩王府也設立琉璃廠燒造，製作出不少琉璃飾件和琉璃建築，如大同的九龍壁堪稱明代琉璃龍壁中的精美之作。
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埏》記載了琉璃成色的配方：「以無名異、棕櫚毛等煎汁塗染成綠黛，赭石、松香、蒲草等塗染成黃。」此為京師燒造琉璃所用之色料。同書記載：「外省親王殿與仙佛宮觀，間亦為之，但色料各有配合，採取不必盡同。」據此可知，當時所採用的色料是礦物料與植物料並用，不同的配方可燒制出不同顏色的琉璃釉。同書中還詳細記述了明代製作琉璃瓦的方法，明確地記述了燒制琉璃所需採用的二次燒成工藝。
明清時期對琉璃釉色配方記載較詳的文獻資料，見於清初孫廷銓《顏山雜記》中的「琉璃」篇，記載「琉璃者，石以為質，硝以和之，礁（焦炭）以鍛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乾隆十年（1745年）進士楊復吉將「琉璃」一篇單獨挑出，收入《昭代叢書續集》，定名《琉璃志》。淄博為宋金三彩的燒造地之一，明清時期延續燒造 ，亦成為晚期琉璃製作中心。
釉陶藝術發展到當代，由於傳統建築琉璃業至今仍在延續，傳統釉陶藝術暫無失傳之虞，但是對有些傳統色釉應予以一定傳承。另外對以往未重視的一些地方釉陶、三彩窯場應予以搶救性的調查和研究，如新疆維吾爾民族延續的傳統釉陶繼承了唐三彩和西亞伊斯蘭陶器的工藝特徵，但專門考察和研究則極少，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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