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關於改革開放觀點的系統整理

編者語：

2018年1月24日,劉鶴主任出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第48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並發表了《推動高質量發展 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穩定》的精彩演講。作為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劉鶴對於中國經濟政策的解讀一直廣受關注。本文作者對其改革開放的觀點進行了系統地整理。敬請閱讀！

文/陳果、朱海洋（安信證券策略分析師）

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有位新成員，他就是劉鶴。

上篇

劉鶴基層經驗很豐富,在去人大工業經濟系深造以前,有長達10年左右的基層工作經驗。劉鶴早期17歲時（1969）作為知青插隊下鄉，後當過戰士、副班長。部隊轉業後，還在北京無線電廠當過工人，團委幹事、書記(至1979)。學者特點鮮明，本身是研究員、教授，曾在權威國家級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信息中心擔任負責人或主要負責人，並於90年代初有兩次海外訪學和求學經歷，主筆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還獲得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產業發展有深入理解，在中國負責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部門國家發改委長期工作。1986年在人大經濟系研究生畢業之後進入國家發改委，從基層幹部一步一步干起(產業結構處經濟師-處長-副司長-…)；2003開始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或主任。

劉鶴支持通過擴大開放來吸納、轉換和擴散國外先進技術,以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1994年時任國家計委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副司長時的論文提出，「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基本含義是:利用開放貿易和投資帶來的新技術,儘可能利用國際合作的形式在關鍵幾個產業特別是設備製造業加以吸納、轉換和擴散,儘早形成開發和生產實力全面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素質」。對於開放帶來的一些副作用，他認為需要協調國內與國外利益，但反對保護主義。上述論文指出，保護主義「不但在國際上已經過時,在中國也難以為繼。這幾年的實踐證明,凡是被保護的『重點產業』,不但護不住,反而走向衰落,而開放經營的產業則出現了新的生機。彩電、冰箱、自行車的案例已證明了這一點。通過國際化的辦法促進我國關鍵產業的高度化,是順應潮流的明智辦法,也是效益最好的辦法」。但是開放過程中，需要協調國內生產者利益和國外投資者利益的間題，否則也會引起社會矛盾,不利於改革的推進。1996年時任國家計委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副司長時的論文，以發電設備為例,提到「據預測,『九五』期間中國發展能源工業所需要的發電設備總容量約8000萬千瓦,國內生產能力可滿足80%左右,甚至更多。但事實上已經準備直接利用外資的項目將佔去4000萬千瓦的份額。此外,通過貿易渠道進口的容量約1000萬千瓦,致使國內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生產能力事實上可以達到國際水平。這就產生了協調國內生產者利益和國外投資者利益的間題。毫無疑問,外國投資者能夠提供種種優惠,這是國內生產者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具有更強的競爭力。但與此同時,如果國內生產企業受到嚴重衝擊,並導致一部分企業停產、破產的話,也會引起社會矛盾,不利於改革的推進。因此需要採取一些比較有效的辦法,兼顧雙方的利益。」

對於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他認為市場是基礎性的，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產業政策是必要的，同時政府需要提高管理產業和經濟的能力。1989年時任國家計委產業政司產業結構處經濟師的論文《我國產業政策實施的總體思路》提出，「針對我國產業組織的現狀，應強調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凡是個人能做好的，企業就不做；凡是宜於個人和企業做的，政府就不做；凡是能由下級企業做的，上級政府就不做；多種經濟利益主體和下級都難於實現的，則由中央政府來完成」。「產業政策的實現有賴於具有較高素質的企業家與政府經濟管理人員隊伍的形成。如何形成這兩種重要的』人力資本』，是高於上述政策的最優先考慮」。

對於經濟目標及之間的平衡，他認為經濟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同等程度地兼得,客觀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替代關係；在政策手段稀缺的前提下,經濟政策目標需要在特定經濟環境和背景的基礎上，設定優先順序。在90年代早期，在中國的綜合國力與人均GDP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的背景下，中國應以經濟發展為重；在這個前提下,再考慮其他經濟政策目標。1994年時任國家計委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副司長的論文《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及政策選擇》提出，「今後一段較長的時期,我國應確立四大經濟政策目標。包含有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改善、生活環境改善的經濟發展目標;包括有物價穩定、低失業率和國際收支改善的經濟穩定目標;資源的有效配置的經濟效率目標;體現收入和財富在不同階層和地域間分配合理的經濟公正目標等」。「在四大經濟政策目標的選擇上,我國應以經濟發展為重。在優先發展經濟的前提下,再考慮其他經濟政策目標」。顯然， 在90年代早期，在中國的綜合國力與人均GDP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的背景下，以經濟發展為重的政策思路是切合實際的。

下篇

上篇里提到，劉鶴基層經驗很豐富,在去人大工業經濟系深造以前,有長達10年左右的基層工作經驗；學者特點鮮明，本身是研究員、教授；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產業發展有深入理解，在中國負責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部門—國家發改委長期工作。

他支持通過擴大開放來吸納、轉換和擴散國外先進技術。對於開放帶來的一些副作用，他認為需要協調國內與國外利益，但反對保護主義。但是開放過程中，需要協調國內生產者利益和國外投資者利益的間題，否則也會引起社會矛盾,不利於改革的推進。對於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他認為市場是基礎性，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產業政策是必要的，同時政府需要提高管理產業和經濟的能力。對於經濟目標及之間的平衡，他認為經濟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同等程度地兼得,客觀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替代關係；在政策手段稀缺的前提下,經濟政策目標需要在特定經濟環境和背景的基礎上，設定優先順序。

下篇將就改革、投資、科技、產業升級、住房改革和房產稅、城市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監管、收入分配與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現代服務業發展、社會保障等具體議題，進行展開。

關於改革。黨的領導是改革的核心，只有不斷加強黨的領導，才能保持穩定，為改革創造良好環境。2013年在總結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文章中提到，「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了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改革需要統籌兼顧和協調各種利益關係,但在改革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可能在同一時間照顧到所有人的利益,更不能用傳統計劃經濟及平均主義的方式。但是要考慮到社會的可承受力，要在社會可以承受的範圍內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力度,切不可超越社會的承受力。改革必須逐步推進；只能向前，不能後退。2011年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擴大國內市場》一文中提到赫希曼的「隧道現象」，「大量車輛堵在交通隧道之內後，駕車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車輛緩慢有序前進，就不會產生混亂；但如果車輛完全無法移動，甚至出現交通秩序的混亂，人們不相信會出現變化，就會失去耐心。因此，理性對待『堵車現象』，保持秩序並逐步改變現狀，是社會寬容度的『天花板』。」

關於科技。在當今國際經濟、科技的激烈競爭中,關鍵和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依靠自主創新，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這其中企業的作用是關鍵，但政府與企業需要有效配合。2005年在關於科學發展和「六個必須」的論文提到，「為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確立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作用,加快建設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努力實現新技術的產業化。要發揮政府的戰略導向、綜合協調和服務功能,創造更好的創新環境」。強有力的創新激勵體系是根本性制度保障,需要在知識產權、風險投資、稅收制度、吸引高層次創新人才等方面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強大的動力來源。2009年在推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向深度和廣度發展的文章，提到「需要加大科技特別是自主創新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特別重視大數據和信息技術。2012年3月17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的演講提到，「信息技術的滲透、擴散和應用將對中國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促進中國加快轉型。由於互聯網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海量數據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傳統手段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有可能通過技術手段尋找到新的解決方案。」

關於投資。投資方向需要逐步從貿易產品轉向非貿易產品,提高服務業投資的比重,投資要有利於擴大勞動者就業和使勞動者獲得更多利潤份額的中小企業。完成於2007年公開發表於2010年的文章《走向大國內生性需求拉動為主的增長格局》提到，「在中國目前的城市化、工業化加速歷史階段,僅就消費能力談消費擴大是沒有意義的。這幾年討論的結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關鍵的問題是怎樣在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消費能力,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前提下使過度擴張的投資行為得到合理的約束,這才是降低國內總儲蓄率的基本立足點」。「投資要有利於擴大勞動者就業和使勞動者獲得更多利潤份額的中小企業。投資方向要逐步從貿易產品轉向非貿易產品,提高服務業投資的比重,也就是說要提高服務業的投資回報率。投資要有利於擴大勞動者就業和使勞動者獲得更多利潤份額的中小企業」。

關於產業升級，要快速提高創新能力，加快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競爭力的新優勢，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否則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和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將更加被動。2012年在《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一文中提出，「我國目前這種高度依賴低端加工組裝、缺乏技術創新和品牌的產業體系已極不適應發展需要」。「須改變靠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賺取微薄利潤的發展方式，促進發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推動，逐步形成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核心的新的增長動力」。「迫切需要加快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競爭力的新優勢，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創新是推動發展的不竭動力。我國創新能力不強，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不多，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的機制不順，科技與經濟結合不緊。在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紛紛強化創新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我國如不能快速提高創新能力，將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和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更加被動」。

關於收入分配與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提高中等收入比重，事關國家長治久安，有助於真正擴大內需，建立起一道抵禦外來風險衝擊、維護國內經濟安全的防火牆。2008年在《中國未來的趨勢和三個長期課題》一文中說到了拉美教訓，其根本的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缺乏中等收入者階層的理性制約」。「在軍政府向所謂的民主政府轉化過程中，政府普遍採取了民粹主義的辦法拉選票，放棄財政紀律和產權保護原則，做出各種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諾，致使通貨膨脹加劇和外債高築，造成政治和經濟周期的大起大落和兩極分化。更為深層次的是，拉美民粹主義嚴重情節可以由缺乏中等收入者階層的理性制約來解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於加強教育和提高教育質量，為不同階層的群體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機會。該文說「十分清楚，使廣大低收入者轉變為有固定職業、有房產和努力向上的中產者，是避免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戰略舉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實現這個目標不是靠補貼和社會同情所能解決的，有時為了勞動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於其長期利益，因為這些做法往往使勞動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歸於社會，而忽視了自身的努力。」「為擴大『有恆產、有恆心』的中等收入階層創造條件，是實現國家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重要標誌」。

關於現代服務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標誌是與現代技術結合，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重視企業家的作用。現代服務業還具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特點，像「候鳥」，核心在於創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要推動服務業在土地使用、水價、電價等方面與製造業一視同仁。2012在《把握好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一文中說，「需要對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有一個基本的定義，我個人的理解是服務業如果和現代技術相結合都可以稱之為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總的來看，我認為，服務業的範疇屬於實體經濟的範疇」。「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服務業像候鳥，將隨著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遷移。因此，在未來一個階段，加快服務業的發展，首先要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創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健全服務業發展要素保障條件，探索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金融、稅收、價格制度和統計體系，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工業化大規模發展的體制不同，服務業發展具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特徵。要在準確把握服務業發展供求規律的基礎上，深入研究需求特點、供給方式，穩步有序推動這個產業的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關鍵在於人力資源，關鍵在於人的創造力、想像力和服務能力，關鍵在於具有一批擁有國際視野、勇於創新、善於創新的企業家」。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擴大國內市場—「十二五」規劃的基本邏輯》一文中說，「服務業發展要在土地使用、水價、電價等方面享受與製造業的同等待遇」。

關於住房改革和房產稅。需要增加中低收入群體可支付的住房供給，滿足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產權房比重；研究開徵房地產稅，以此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並獲得擴大公共服務的稅源。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擴大國內市場—「十二五」規劃的基本邏輯》一文中說，「要努力滿足轉移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產權房比重。」「開展試點，在建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徵收對象和標準、稅收歸屬和使用等方面積累經驗，研究開徵房地產稅，以此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並獲得擴大公共服務的稅源」。2009在《推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一文中說，「要大力調整住房建設結構，增加中低收入群體可支付的住房供給，滿足多元化的住房需求。」

關於城市化。要解決戶口問題和社保問題，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使農村富餘勞動力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福利和有文明素質的市民，這是城市化的實質。應深入落實城市群的政策導向和網路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發展模式，按照建立主體功能區和特大城市群的思路，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發展規劃。2009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中國的政策應對》一文中說，「有序引導城市化進程，承認農民工在城市的地位，解決戶口問題和社保問題，使他們成為退離土地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特別是加快建立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比較好地解決農民工社保關係的省際轉續，為未來社會穩定奠定基礎。」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擴大國內市場—「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基本邏輯》一文中說，「特大城市轉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沒人去』的情況表明，需要選擇一個符合實際並行之有效的合理城市化模式增加大城市的數量和就業吸納力。在一系列複雜的變數中，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就業機會和收入剩餘之間的均衡，是決定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基礎變數」。「發展城市群的政策導向和建設網路化城市(CityNetworking)的發展模式。『網路城市』是通過輕軌、地鐵、其它公共交通和通訊系統，把不同區域內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鎮整合起來，在合理的運輸半徑內(如中西部地區在『十一五』規劃期所創造的『一小時經濟圈』和OECD國家提出的網路城市構想)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實現特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在這個模式下，大城市將更多提供市場和就業機會，而周邊處於合理運輸半徑並被納入城市網路的中小城鎮側重提高產業專業化分工職能，並為農村轉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建議》希望通過這樣的模式安排，實現城市在不同區域的合理分布，有引導地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使農村富餘勞動力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福利和有文明素質的市民。」

關於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風險廣泛存在，金融風險演化成為金融危機的原因在於政府監管的失職，再加上市場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槓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巨大的資產泡沫；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危機更快更廣傳播，並帶來明顯的同步市場波動。2016在《防範風險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線》一文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機史」。「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文中還引用了格林斯潘的話，「自由市場理論的缺陷和金融機構自我調節能力的全面崩潰令他『萬分震驚，難以置信』」。2013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一文中說，「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槓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

關於金融監管。拒絕監管上的「父愛主義」，改變「輕觸式監管」，使監管「長牙齒」；要有危機意識，摸清真實的風險底數，長期性結構性問題用改革的思維和方法解決，短期風險隱患用外科手術式的措施化解。2016在《防範風險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線》一文中說，「在兩次危機形成過程中，監管上奉行『輕觸式監管』，認為『最少的監管是最好的監管』。監管放鬆、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現『監管競次』（racetothebottom）——各國監管機構競相降低監管要求以追求本國金融機構的相對競爭優勢」。「金融監管要『長牙齒』，不能只說不做。金融監管者不能只靠風險提示或道義勸說實施監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監管機構的口頭警告只不過是紙上練兵」。「雖然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但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和經濟結構調整，各類隱性風險將會逐步顯性化，面對以高槓桿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要堅持用改革的思維和方法解決長期性結構性問題，並以外科手術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風險隱患，真正使金融體系經得起經濟結構性、周期性變化的考驗」。「進一步強化行動的意願。敢於質疑、能夠說『不』，拒絕監管上的『父愛主義』，提高依法監管的執行力」。「要牢固樹立風險思維和危機應對意識。要摸清真實的風險底數，廣撒網、細捕魚，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關於社會保障。需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需要結合經濟發展水平，有利於激勵而不能影響勞動者的自我奮鬥精神；要警惕高福利主義的負面作用。2013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一文中說，「民粹主義的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的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擴大國內市場—「十二五」規劃的基本邏輯》一文中說，「對照拉美和一些歐洲福利國家的教訓，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要與政府的財力相適應，公共服務體系要有利於激勵而不能影響勞動者的自我奮鬥精神，這是《建議》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政策選擇」。（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訂閱號號「陳果A股策略」 2018年1月26日（資料來源：新華網等公開資料；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本篇編輯：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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