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調至7％以下，如何認識中國經濟增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下調至7%以下，國內外輿論頻繁地出現對中國的悲觀主義預期與不確定性的揣測。該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能否在各國經濟增長歷史的縱向經驗與橫向對比中總結出最值得遵循的經驗？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形成廣泛的社會共識，進而形成國內外對中國發展長期的、穩定的認知。
一國經濟增速下降的普遍規律
過去五年來，許多人對中國增速下調的困惑與焦慮，主要源於對歷史規律與GDP本身測算方法缺陷的陌生。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也不能僅通過GDP單一指標來衡量本國經濟發展的變化。
以同處東亞板塊的日本、韓國為例，兩國均經歷了30年左右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55－1973年，日本實際GDP增長年均維持在9.2%，名義GDP在這19年內總量增長了16倍，此後19年（1974-1992年）下降至年均3.6%。接著24年（1993-2016年），日本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6%，其中有五年還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多數人認為，日本進入了長期低迷衰退的「平成大蕭條」，然而，也有人認為，不能從表面的經濟數據簡單評判日本，當前日本創新能力、經濟質量、未來潛力仍不容小覷。
從1962年朴正熙上台算起至1991年，韓國這30年的實際GDP增長年均維持在9.7%，名義GDP總量更是增長了652倍。此後25年（1992-2016年）韓國年均經濟增長率下降至4.8%，近五年來增長率更是不到3%。在高速增長期，韓國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優秀代表，也是從低收入國家躍升為高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躍升為發達國家的典型案例。儘管近年來韓國經濟增速低迷，但韓國科技實力、文化軟實力仍為人所稱道。
從日韓經驗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近年來的下降就顯得容易理解。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十八大前一年（1978－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9%，名義GDP總量增長133倍。此後五年（2012-2016年)回落至年均7.3%。自2007年GDP增長14.2%達到最高值後，中國GDP增長率就一直處於減速狀態。
2017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對中國GDP增速預期為6.5%，國內外的疑慮再次達到高峰。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嚴重衰退，更甚者提出中國經濟將要崩潰。但不得不承認，中國仍是多年來全球經濟貢獻最大的國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新興經濟體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領頭羊。有許多人預測，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僅僅是時間而已。
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發展軌跡以及兩類截然不同的論調，再次印證了「經濟收斂（convergence）假說」，即一國發展水平較低時，發展速度會更快。隨後發展速度有可能就會大大下降。此時，能否回應對發展速度下降的質疑聲，關鍵在於該國經濟發展能否實現良性的、可持續性的均等化進程。
以俄裔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家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的邏輯，判斷一國經濟未來的趨勢，關鍵不是來自於GDP增速變化，而在於是否能夠普遍提升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減少區域與個體之間的發展差距。庫茲涅茨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一書闡述「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關係，認為經濟增長關鍵是由勞動生產率增長決定的，而知識、科學的普及與提升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途徑。
在庫茲涅茨看來，隨著技術革新等因素，經濟生產率會大幅提升，進而使得農業部門在經濟結構中的比率下降，工業與服務業比重會上升等生產結構變化。生產率越高，消費者需求的結構也會優化。人們的消費習慣將從生產率相對較低的「必需品」上升至生產率相對較高的「消耗品」、「高檔品」甚至是「奢侈品」轉化，生活條件也隨之提升，此後又會產生新的需求。
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因素尤為重要。一方面，經濟增長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了人口增長與人口壽命，助推了城鎮化水平，使得出現更大規模的技術創新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鼓勵了企業家的逐利，引導更多的資金與智力到更廣泛的技術革新中去。這樣，一種正循環的經濟增長公式就形成了：「經濟生產率提升－－人們消費能力提升－－企業家的逐利－－城鎮化水平－－新一輪科技創新－－本國經濟增長－－經濟生產率再次提升」。
在這個循環中，能否提升經濟生產率顯得尤為關鍵。這也是判斷目前中國經濟是否持久健康、是否能邁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客觀理性看待目前經濟增長下降的重要判斷依據。
正如1971年12月，庫茲涅茨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斯德哥爾摩所作的演講中，提出了現代經濟增長的六個相互關聯的方面，即總產量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產效率的增長率；經濟結構的升級；社會結構和思維方式的轉變；通訊和運輸技術改變引發國家間相互依賴；世界經濟中的分化跡象。事實上，這些關聯效應在當下的近年來中國經濟轉型進程中得到了較多的應證。中國在面對全球經濟分化、各國相互依存度上升的新時代背景下，更多的強調生產效率與結構升級，這恰恰是過去五年來中國發展理念與思維方式的重大轉型。
中國對GDP的重視度已大大下降
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不能把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同時，他還曾談過：「單純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直接干預的增長，只治標、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基礎上的增長則更難以持久。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避免單純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各國要通過積極的結構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經濟競爭力」。
的確，社會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等要素所構成的一個複雜的系統，社會的發展所包含的內容是各個社會要素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GDP全稱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s，即國內生產總值，是按市場價格表示的一個國家（地區）國民經濟各行業所有常住單位在核算期內國內生產活動的價值之和。GDP作為一個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它的變化體現的是經濟方面發展狀況，但並不能體現政治、文化與生態環境的內容，也無法體現社會均衡度。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把GDP的增長當做社會發展的全部體現，甚至GDP成了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顯然，十八大以來，這種誤區正在被糾正。
其實，即使單單從GDP數字而言，這種衡量經濟的標準也存在著重大的解釋陷阱。比如，2017年，我國GDP總量827122億元，同比增長6.9%。從增長率數字上看，這個增長速度已遠遠低於10年前的14%。但2007年，全年高達14.2%增速的中國，GDP一年總量僅為270232億元，還不如2017年上半年GDP的總量。顯然，增長速率下降並不代表增長總量下降，更不代表發展停滯，單從GDP增長率了解經濟發展會顯得相當片面。
近年來，中國人開始看透GDP的陷阱。環境的惡化、社會的失衡、矛盾的突發，越來越促使人們從經濟增長理論的深層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長之外，必須要考慮增長的效益。
事實已表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增長與效益低下的狀態幾乎是並存的，經濟增長數量與效益並不匹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各項收益率呈現邊際遞減的效應。
首先，經濟增長的邊際收益日益下降。中國經濟總量數量的快速增長，本應為經濟增長效益的提高提供條件，但由於長期的粗放式增長，中國過於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對經濟的增長貢獻相對較低。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約束下，中國經濟效益指標呈現下降的趨勢。
其次，經濟增長的社會效益增長放緩。在當前收入分配體制不完善的條件下，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成為制約社會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礙。如果繼續延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那麼終將導致矛盾的頻發、社會發展的倒退。
第三，經濟增長的生態效益預警已響。由於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下，過度注重經濟增長數量而忽視了對能源和資源效率的提高，必須會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雖然多年來政府政策一直在引導中國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但是生態效益的發展仍然無法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匹配。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由於邊際報酬遞減，不論物質資本投入還是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最終都會消失，只有知識和創新推動的技術進步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保證。技術進步的存在，使資本的邊際收益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可以抵消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效應。
大量工業化國家歷程，也證實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近年來，對技術進步促使經濟效益提升的認識不斷社會、決策層普及，最終促成了中國對GDP的重視程度大大下降，轉而更重視經濟發展速度、結構與效益的綜合性、協調性。
中國經濟轉型成效顯著，但結構調整之路遠未完結
基於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效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的效率，主要表現為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及其貢獻率的高低；二是國際競爭力的高低，主要表現為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水平和相對成本水平；三是通貨膨脹的狀況，即是相對於經濟增長率的通貨膨脹率；四是環境污染程度，即經濟增長過程的環境污染面和污染率。因此，單以GDP增速的標準，不足以全面的衡量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的好壞。
經濟增長效益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繫的，但增長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增長目標和增長方式的選擇。因此，近年來，中國改變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傾向，把增長中心轉移到增長質量方面來，是極其正確的選擇。正因為此，2013-201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效益的轉型成效顯著。
經濟保持穩定的中高速增長。2013-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1%左右，遠高於同期世界2.7%和發展中經濟體4.1%的平均增長水平。對全球經濟的增長率連續多年保持在1/3左右。
社會就業量連續多年持續擴大。2013-2017年，城鎮新增就業連續五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五年來，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穩定在5%以下。新創造就業人數相當於一個法國，而後者失業率多年在10%左右。
商品價格運行形勢總體穩定。2013-2016年，居民消費價格年均上漲2.0%。2017年1-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5%。過去幾年，7.1%年均經濟增長速度、2%的通脹率、5%左右的調查失業率，較高增速、較多就業、較低物價搭配的運行格局難能可貴，在世界範圍內一枝獨秀。
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過半。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8%，高於GDP的增長，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佔比提升，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達程度。隨著中國逐漸接近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第三產業的拉動動力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結構性的變化。
消費仍然保持溫和增長的態勢。201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5%左右，比往年相比稍有提升，比資本形成的貢獻率高出了31.7%。雖然近年來汽車、房屋消費增長放緩，但農村消費、網路消費、文化消費蓬勃發展。多個研究機構指出，2018年中國零售額有望與美國持平甚至趕超，成為全球第一消費大國。
企業在去庫存、降成本方面取得重大進展。2017年前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21.9%。儘管工業利潤增速有所放緩，但總體上看，2017年以來工業企業效益正在改善。成本費用下降，利潤率上升；資金周轉加快，經營效率繼續提高，尤其是煤炭、鋼鐵、化工、石油、高科技製造業等行業新增利潤多，盈利能力增強。
環保治污工作效果有了較明顯改善。根據《「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的目標，到2020年，全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控制在1580萬噸、1574萬噸以內，預計較2015年將分別下降15%和15%。近年來，中國空氣質量達標城市數和優良天數穩步增加。以筆者所居住的北京為例，2017年入冬三四個月來，霧霾天數明顯減少，有時夜晚還能看到久違的星星。
這些成效充分體現了近年來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即經濟增長結構不只是要考慮速度，還要考慮結構的合理程度。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經濟結構越是合理，就越有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國民經濟的中間消耗，進而提高經濟增長效率；而相反，當經濟結構失衡時，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將會抑制經濟增長效率。
經濟結構調整包含兩重內涵，一是轉型，即消除經濟運行中扭曲性的結構矛盾，改善經濟中不適應需求的結構問題，實現經濟結構轉型；二是升級，即圍繞經濟市場規律，根據國家發展戰略，主動實現經濟結構升級，提升整體競爭力。經濟結構評價十分複雜，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套用固定比例衡量其合理性，而應將具體的經濟結構問題納入特定的背景和現實中加以考察。最為直接的指標為經濟效益是否提升，進而推動民眾福祉的增加。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五年多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雖然成效顯著，但調整與優化之路遠未完結。
保持速度、結構、效益的三角均衡並不容易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已證明，要保證經濟持續快速良性發展，就必須在速度、結構、效益三方面進行動態協調，最終實現「最優化」的均衡。從思想演變上看，這恰恰是從20世紀中葉興起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一次重大飛躍。此前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更多地強調在充分就業、市場需求和資源配置上的均衡，而中國經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速度、結構與效益」更像是基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綜合發展意義上的「大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發展都在尋求正確處理「速度、結構與效益」三角關係的方法，經歷了戰略思想、決策理念的更新、經濟成本與增長邏輯的衡量、社會矛盾與環境惡化的教訓等艱難、曲折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目前看來，在未來較長期內的中心任務與經濟政策目標已越來越清晰。
一是在發展速度上堅持「穩中有進」的戰略抉擇。這個工作基調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國內外綜合背景的整體考量，既要防止國際國內複雜環境的干擾，還要適應新時期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繁重任務的要求；既要防止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將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上。歸根到底是，將發展速度的快慢標準，放到轉變結構、增加實際民生效益的實事求是精神上來。
二是在發展結構上堅持「轉型升級」的戰略路徑。這個工作方式實際上是認識到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大勢所趨、刻不容緩的緊迫性，也抓住了化解產能過剩、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強化創新驅動、推進綠色發展的關聯性。歸根到底是，將發展結構的好壞標準，放到能夠保證必要的增長、實現社會健康發展的結果中來。
三是在發展效益上堅持「提高質量」的戰略目標。這個指導思想是近年來中國立足於發展規律的新認識與新遵循，是對資源不可接續、環境不可承載、經濟不可持續的先前發展狀況的重大糾正，也是從增量擴能到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思路重大轉化。歸根到底是，是否能夠實現最優的發展效益，關鍵看能否有合適的發展速度與合理的發展結構。
綜上所述，所謂「速度、結構與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結構是基礎，效益是目標，三者的最優配置才能保證中國整個經濟「工作鏈」有效運行。做到這些不容易，但筆者相信，隨著「最優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仍將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本文刪減版發表於《人民論壇》2018年第1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全文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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