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館2018開年大展 118件力作再現徐悲鴻藝術的動人力量

最新 01-30

展廳正中，徐悲鴻先生塑像

「時隔23年，徐悲鴻的作品再次在中國美術最高殿堂展出……」2018年1月25日，在中國美術館一層圓行展廳，徐悲鴻之子、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院長徐慶平動情地說。徐悲鴻一生代表性的三張主題性大畫《徯我後》、《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首次在這裡合璧展出，連同相關圖稿、其它創作共118件匯聚在中國美術館，讓我們再度領略這位引西潤中、盡精微、致廣大的藝術大師的藝術魅力與人生風采。

觀眾觀看巨幅油畫《愚公移山》

觀眾觀看巨幅油畫《田橫五百士》

展覽佔據了中國美術館一層最重要的3個展廳，序廳及展廳為第一部分「民族精神」，從左至右分別為《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和《徯我後》三幅油畫巨作，《巴人汲水》、《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會師東京》等代表性中國畫作品也位於此展廳；左側展廳為第二部分「圖稿敘事」則陳列著徐悲鴻創作於1940年的巨幅中國畫《愚公移山》以及為了創作而繪製的20餘幅人物圖稿，為印度詩人泰戈爾創作的肖像及速寫以及以喜馬拉雅山為題材創作的風景系列；右側展廳為第三部分「家國憂思」，陳列的是徐悲鴻為李濟深、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繪製的速寫肖像以及以奔馬、雄鷹、雄獅、雄雞等動物為題材具有民族象徵意義的創作。

觀眾觀看巨幅油畫《徯我後》

徐悲鴻《徯我後》畫稿 1930年

三個部分既相互聯繫，又相對獨立，以大型主題創作領銜，輔之以大量速寫、畫稿，比較全面呈現了徐悲鴻的藝術造詣。這些作品大多數來自徐悲鴻紀念館。展出作品質量之高、數量之多，世之罕見，部分圖稿連徐悲鴻之子徐慶平先生都稱自己是第一次見到。

徐悲鴻為《愚公移山》中大肚壯漢所作人物圖稿 1940年

研究中國美術史的英國學者麥克·蘇利文曾評價徐悲鴻說：「他可能是一位熱情的愛國者，一位忘我的教師，但是對一個畫家來說，說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繪畫自身，他卻缺乏劉海粟、林風眠那樣的熱情和虔誠，因此，他的作品幾乎僅僅止於合格而已……合乎規範的正確性所營造的氣氛，缺乏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這成為對徐悲鴻的藝術產生質疑的代表性觀點。然而，看過這次展覽，足以令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沉默了。

觀眾觀看中國畫《愚公移山》

首先是《徯我後》、《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三幅主題性繪畫，其實像林風眠、吳大羽都曾在同一時代畫過類似的巨幅繪畫以喚醒民眾、宣傳抗日，但大多損毀散佚，今天只能通過當時印刷質量極差的刊物窺知一二，徐悲鴻多幅主題性創作仍能保存至今天，可謂幸事。1940年4月，徐悲鴻在寄給友人的信中說：「一月以來將積蘊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當的起一偉大之圖。」可見繪製《愚公移山》是徐悲鴻近20年的夙願，當他在歐洲留學，看到史詩般的西方歷史題材繪畫時，他就萌生了繪製本民族歷史主題繪畫的宏願。1940年，抗戰日益激烈，為打通與外界聯繫，幾十萬中國民眾在中緬邊界的峽谷中開鑿公路，運送抗戰物資。修建公路時，很多工友跌進山谷，但無人退縮。徐悲鴻聽聞這一現代版的「愚公移山」之後，更堅定了他創作的決心。因身在印度，《愚公移山》的很多模特都是印度人，曾有人問起徐悲鴻為何採用印度人形象，徐悲鴻回答說：「雖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勞的勞動者，形象不同於中國人，意義卻是一樣的。」

徐悲鴻《愚公移山》人物圖稿 1940年

徐悲鴻繪製的歷史主題繪畫，人物眾多、布局嚴謹、氣象博大，每一張作品他都畫了無數的人物速寫。1940年對於徐悲鴻是一個特殊的年份。1939年，他應印度詩人泰戈爾之邀，從新加坡赴印度舉辦畫展並宣傳抗日，直到1940年12月才離開印度。在這期間，他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中國畫、油畫《愚公移山》，其中的每一個人物，他都做了精準的推敲。徐悲鴻的素描及速寫，用「盡精微，致廣大」來形容再合適不過。

觀眾觀看徐悲鴻中國畫作品《會師東京》

《會師東京》中獅的形象

本次展覽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徐悲鴻以動物為題材的中國畫作品，一方面造型準確，深得西方基於解剖學的科學嚴謹的造型體系之精髓，同時創造了適合中國筆墨表現的語言方法，繁簡相宜，略施光影。當面對原作之時，更是感覺每一筆的筆墨質量都極高，不作無病呻吟之筆，舉例如《會師東京》中群獅之尾，其線條沉雄遒勁，宛如鋼筋鐵骨，絕無造作遲滯，深得金石之味，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底難以完成。

《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的人物形象

《巴人汲水》、《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更是難得，兩幅畫均是豎條的形狀，這種奇崛的構圖方式，在今天已難以看到，反映出中國人獨特的觀看方式。在《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表現人物足有近百人之多，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頭部刻畫細緻，他略施皴擦，便使人物栩栩如生，在今天看來仍有似照片拼貼之錯覺。徐悲鴻23歲在《中國畫改良之方法》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采者融之。」在這幅作品裡亦是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