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清代的詠史樂府詩
當樂府詩發展的步伐邁進了清王朝之後，由於當時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導致其創作格局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樂府詩品類方面，體制短小靈活的竹枝詞成為了詩人們的首選。這一變化直接催生了竹枝詩黃金期的到來，而23000首之量[1]所體現的，則是這一時期的竹枝詞創作乃前無古人。二是在題材內容方面，詠史懷古成為了詩人們的最愛。這一變化的最終結果，是使得舊題樂府、宮詞類樂府、歌行類樂府等，在清代皆成為了詠史樂府詩的載體。僅以宮詞類樂府為例，史夢蘭《全史宮詞》二十卷的推出，即成就了清代樂府詩史上的一座宮詞類樂府的高標。三是樂府詩專集的大量刊行，表明了樂府詩在這一時期已形成了一種供需兩旺的市場局面。這三個方面的變化，標誌著樂府詩的發展在清王朝已進入了其史的王國里的最後一個高峰期。本節主要就清代詠史樂府詩的創作略作觀照。
一、詠史樂府詩的承續關係
以樂府詩的形式詠寫歷史（含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就唐後樂府詩史而言，元末以「鐵崖古樂府」著稱的楊維楨，雖非開其先河者，但無疑稱得上是一位大家。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主要見於《鐵崖先生古樂府》、《鐵崖古樂府補》、《復古詩集》等詩集，其門人顧亮曾從中專門予以輯錄，並編成《楊鐵崖詠史古樂府》一書，收詩62首。清高宗乾隆期間（1736—1795），王度青又編成《楊鐵崖先生詠史樂府》四卷，共收詠史樂府詩270首；與此同時，樓卜瀍編注《鐵崖詠史注》八卷（全為詠史樂府詩），收詩243首。清德宗光緒期間（1875—1908），宋澤元編輯《四家詠史樂府》，收錄了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365首[2]。這是迄今為止，收錄楊維楨詠史樂府詩最多的一個樂府詩選本，表明楊維楨現存的詠史樂府詩之數量，至少已有365首之多。
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雖然為其本人及門人等稱之為「古樂府」，實則是由舊題樂府、歌行類樂府、自創新題的「古樂府」（主要指詩題無「歌」、「行」、「吟」等字樣者）三者所構成，且以後者居多。如《單父侯》、《大良造》、《夷門子》、《臘嘉平》、《王鐵槍像》（一本作《王鐵槍》）、《觀津客》、《春申君》、《天下士》、《廁中鼠》、《藍田玉》、《光州民》、《鴻門會》、《高陽酒徒》、《田橫客》、《陸大中》、《樊將軍》、《傳舍吏》、《三鄒子》、《蘆中人》、《悲吳玉》、《大司徒》、《滑稽兒》、《張特進》、《龔老人》、《兩遷公》、《關內侯》、《東閣開》、《牛腹事》、《新都侯》等，即皆屬於楊維楨所自創的新題，但其卻均被稱為「古樂府」。楊維楨的這類「古樂府」詩題，在其詠史樂府詩中所佔比例是相當大的，對此，只要以全部屬於「古樂府」的《鐵崖詠史》八卷（《叢書集成續編》本）為例略作類比，即可準確獲知。是書共收楊維楨各種類型的詠史樂府261首（含增補、附錄），其中屬於作者自創新題者，則有208首，具體為：卷一18首、卷二16首、卷三31首、卷四32首、卷五、133首、卷六26首、卷七30首、卷八19首。這一具體數據表明，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在詩題的製作方面，幾乎完全遵循的是唐代詩人元稹、白居易關於新樂府的「即事名篇」與「因事立題」說，所不同者，只是二者之「事」一為「新事」（元、白），一為「舊事」（楊維楨）而已。
《鐵崖詠史》八卷所收楊維楨的261首詠史樂府詩，就其內容言，上迄先秦，下逮蒙元，其間2000餘年數以百計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即均為其所詠寫。楊維楨之所以雅好並擅長創作詠史樂府詩者，關健就在於可以借詩中的人與歷事進行「美刺」。對此，明人章懋《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已有所載，其云：「獨先生之作逸于思而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剌，陳義論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命辭，皆即史傳故實隱括而成，葉諸金石，若出自然。」[3]其中所謂「有美有刺」、「婉而微章」云云，實際上就是指詠史樂府詩的「美刺」作用，即楊維楨以「古樂府」大量詠寫歷史題材的創作動機，其實乃是皆為現實而發，也即借古喻今與述史鑒今之謂。此則表明，楊維楨包括《鐵崖詠史》在內的所有詠史樂府詩，都是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性的。而此，即構成了楊維楨詠史樂府詩的一大特色。
正因為楊維楨詠史樂府詩具有「婉而微章」等方面的特點，所以元、明之際有不少詩人曾以之為仿效的對象，其中成就最突出者，即為明初茶陵派的領袖人物李東陽。李東陽的詠史樂府詩，主要為《李東陽集》中的大型連章體組詩《擬古樂府》101首[4]。對於李東陽《擬古樂府》與楊維楨詠史樂府詩的承續關係，明、清時期的王士禎、宋犖、楊際昌、朱書、郭雲等人，都曾進行過比較與品評，或認為「楊鐵崖、李西涯樂府，同工異曲」，或認為「楊、李之作，博稱前代」等。而李東陽附於《擬古樂府》卷首的《擬古樂府引》一文則明確指出，由於「元楊謙夫力去陳俗而比縱其辯博」的特點，他才「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等之事迹，並「托諸韻語，各為篇什」，因而乃有了《擬古樂府》這一詠史樂府詩史上的第一巨制。其中如《屠兵來》、《漸台水》、《昌門君》、《樹中餓》、《邯鄲賈》、《鴻門高》、《臣不如》、《殿上戲》、《穎之濁》、《文成死》、《九折阪》、《尚方劍》、《兩虎鬥》、《嚴陵山》、《漢壽侯》、《五丈原》、《晉之東》、《氏帶箭》、《五斗粟》、《燕巢林》等詩題，與上舉楊維楨《單父侯》等詩題相比，實如出一轍。僅此，即可見出二者的承續關係之一斑。李東陽《擬古樂府》問世未久，即多為時人所仿學，如胡纘綜《擬涯翁擬古樂府》即為其例。胡纘綜的《擬涯翁擬古樂府》，凡二卷，詩108首，四庫館臣為其撰寫的「題要」稱：「乃取東陽古樂府二卷，以次屬和，立題指事，率由東陽之舊，亦間有釐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張先孝為子評，而其弟統宗為之注。」[5]胡纘綜另有《擬漢樂府》八卷。是集又一名《輿上集》，以其多成之於輿上而名之。
明末清初，詠史樂府詩的創作不僅蔚然成風，而且多為大型連章體組詩，如王士禛《小樂府》30首、吳炎《今樂府》100首、潘檉辛《今樂府》100首等，即皆其為例。所謂「小樂府」，就是指用五言四句的絕句體所創作的樂府詩。其名最早見於楊維楨的自謂：「予三體，詠史，作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入到吾門者，章禾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6]其中所言「古樂府小絕句體」，即為「至小樂府」中的「小樂府」，也就是五言絕句體。王士禛的《小樂府》30首，實際上就是30首五言絕句體的詠史樂府詩。其題下有注云：「讀《三國志》。」[7]就詩題言，其全部屬於作者所自創的新題，與吳炎、潘檉辛二人的《今樂府》完全相同。此後未久，模擬之風又盛行。首先是陳梓、鄭世元二人專仿吳炎、潘檉辛的《今樂府》，而推出了各自的《今樂府》81首；繼之則是尤侗仿效李東陽的《擬古樂府》，而擬作了《明史樂府》100首。而尤侗的《明史樂府》與陳梓、鄭世元二人各自的《今樂府》，其詩題亦皆「自創新題」之屬。而在此前後，萬斯同《明史樂府》68首、胡介祉《詠史新樂府》60首等，亦先後問世。至清代中、晚期之際，詠史樂府詩的創作更是如火如荼。此期較重要的詩人詩作，主要有熊金泰《三國志小樂府》一卷、洪亮吉《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張晉《續尤西堂明史樂府》一卷、舒位《春秋詠史樂府》一卷、鄒均《讀史樂府》一卷、袁學瀾《春秋樂府》一卷等。而這些詠史樂府，亦皆為「自創新題」之作。此則表明，在由元而清的詠史樂府詩的創作中，僅就詩人們於詩題的製作而言，乃是皆屬於「自創新題」的新樂府範疇的。
由於詠史樂府詩創作的高潮迭起，而導致了有清一代詠史宮詞的勃興。一般而言，七言絕句體為清代詠史樂府詩的主要體式之一（只有部分為五言絕句體的「小樂府」），而清代的詠史宮詞亦屬如此，這種體式上的相同性，顯然為宮詞詠寫歷史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利。而且，二者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更為明顯的共同點，即其幾乎都是以大型連章體組詩結構。這兩個方面特點的存在，而使得詠史樂府詩自李東陽《擬古樂府》始，即與宮詞類樂府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以宮詞的形式詠寫歷史，元代詩人已多所為之，如宋無《唐宮詞補遺》、顧瑛《天寶宮詞》、張昱《唐天寶宮詞》等，即皆為其例。清代以宮詞詠寫歷史之作，主要有吳省蘭《五代宮詞》一卷、《十國宮詞》一卷、陸長春《遼金元宮詞》三卷、程嗣章《明宮詞》一卷、蔣之翹《天啟宮詞》一卷、史夢蘭《全史宮詞》二十卷等。儘管這些宮詞所涉及的人與事，在史實、史跡等方面與詠史樂府詩還存在著一定的區別，但二者的創作意旨則是完全相同的，即其都是意在借古以喻今與鑒古以述今。因此，清代的這些宮詞類樂府，實際上也是屬於詠史樂府詩的範疇的。
二、清代詠史樂府詩的特點
綜上所述，清代為詠史樂府詩史上的鼎盛期，已毫無疑義。清代的詠史樂府詩之所以如此興旺發達，與現實和歷史兩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從歷史的角度言，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在李自成率軍攻陷北京之時，長期盤踞於東北地區並已稱帝改國號為「大清」的滿清，以掇政王多爾袞為統師，指揮八旗勁旅入關，並於同年遷都北京。20年後，全國基本統一。在由明而清的易代之際，一部分仕宦類詩人如林古度、談遷、朱之諭、傅山、黃宗羲、方以智、錢澄之、呂留良、屈大均、顧炎武、黃生等人，不僅不肯出仕於清廷，而且還以各種文學手段表示對朱明王朝的懷念，如「降臣」錢謙益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江蘇常州人，曾一度被視為明末復社的領袖，其對於朱明的懷念，主要表現在所編《國朝詩集》一書中。對於《國朝詩集》的編輯動機，錢謙益在《國朝詩集序》一文中已曾言之，其有云：「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系人，以人系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效而為之。吾以采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8]很明顯，其目的在於仿效元好問《中州集》，以編朱明一代之史。正因此，《國朝詩集》在體例的編次方面，也深有「寓意」。錢謙益的這一編輯「寓意」，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卷八曾有所揭示：「列明諸帝王后妃於乾集，列元季遺老於甲集前，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丁集，分上、中、下，以見明運中否，方有輿者。其文亦純為本朝臣子之辭，一似身未降志者，其不遜如此。」[9]身為清臣的錢謙益，對於亡明的懷念，僅此即可見其一斑。
而與錢謙益相先後的其他詩人，於亡明的懷念也與之不相上下，所不同者，是這些詩人多以詩歌創作的形式進行表達，於是，以朱明歷史為詠寫對象的一批樂府詩，即因此而產生。如遺民詩人吳炎《今樂府》100首、潘檉辛《今樂府》100首，不僅在詩題方面為「今樂府」，即皆為其所「自創新題」，而且詠寫對象全部為朱明一代之史。仿二人之作的陳梓《今樂府》81首、鄭世元《今樂府》81首，亦屬如此。而胡介祉《詠史新樂府》60首，則是以南明政權的初期歷史為描寫對象的，即對弘光朝的史事進行了詠寫。胡介祉（1692—？），字循齋，號茨村，祖籍山陰，今北京人，尚書胡紹龍之子，有《隨園詩集》等。其《詠史新樂府》所詠寫的史事，為明思宗死於北京景山後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監國於南京並即皇帝位，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五月終為清兵所殺的一段歷史。錢謙益與趙之龍、王鋒等人獻南京城而降清者，即在是時。而尤侗《明史樂府》（100首）、萬斯同《明樂府》（68首）等，則於詩題中直接點明了對「明史」的詠寫，這種標明詠寫對象於詩題的樂府詩，又較之吳炎等人的《今樂府》與胡介祉的《詠史新樂府》更具特點。因為這樣的樂府詩題，可直接告訴時人與後人，其樂府詩所詠寫者乃為有明一代的「專門史」或者「通史」，而非僅局限於明代的某一時期。此外，這類樂府詩在形式上還有一個明顯特點，即每首詩均附有或詳或略的注釋（尤侗《明史樂府》注釋附於詩後，萬斯同《明史新樂府》的注釋附於詩前，有似「小序」一般），而使之成為了一種「詩注合一」的範式。僅就清代詩人言，尤侗則為這種範式的始作涌者，因為其大型連章體組詩《外國竹枝詞》即屬如此。而還值注意的是，尤侗等人對於朱明一代史實的詠寫，已由詩人們最初的懷念一變而為「鑒誡」或者寄託了，因之，其詩中對於明代的各類人物與史實的描述，不僅介入了作者的感情色彩，而且或褒或貶的特色也愈加鮮明。而此，即成為了明代詠史樂府詩的又一個特點。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齋，又號西堂，今江蘇蘇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舉鴻學博詞，有《西堂全集》等。《清史稿》、《清史列傳》有其傳。作為詩人，尤侗頗擅長於樂府詩的創作，除《明史樂府》（又名《明史擬樂府》）100首外，另有《海外竹枝詞》100首等，且均為大型連章體組詩。其《明史樂府》100首，寫成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完全是仿學李東陽的《擬古樂府》而為。對此，其附於卷首的《自序》已曾言之：「昔李西涯（李東陽）以二十一史擬古樂府百篇，大抵北事屬辭雖名樂府，其實古歌詩之遺也。……予承乏纂修明史討論之暇，間采其遺事可備鑒誡者，斷為韻語，亦擬樂府百首，雖未敢竊比西涯，庶幾存詠史之體。其中別白是非，揮寫哀樂，不過寄吾意之所在。」[10]而其中的「可備鑒誡」、「寄吾意之所在」云云，即為尤侗「亦擬樂府百首」的目的之所在。請看《鐵尚書》一詩：
平原昔有顏太守，濟南今有鐵尚書。老羆當道誰敢過，北平殿下且回車。王入城，下鐵板，惜哉不中浪沙免。王擊炮，豎神碑，高皇帝在何來哉。國可滅，身不屈；肉可割，罵不絕。壯哉尚書真似鐵。
詩末附作者自注云：「鐵鉉守濟南，燕王堤水灌城，鉉令軍民詐降，伏勇士開門侯王入，下板幾中。王大怒，以炮擊城，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既被執，背立大罵，割其耳鼻，不肯回顧，寸磔之，投屍油鍋，導令朝上，展轉向外，終不可得。帝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北面，俄油鍋沸丈餘，諸內持手糜爛棄棒走，屍反背如故。」[11]詩注合一，對鐵鉉不屈於燕王（即明成祖）的品格與氣骨進行了高度頌揚。據《明史·成祖紀》、《恭閔帝》等材料的記載，朱元璋死後，其孫朱允炆即帝位，改年號「建文」，因推行削藩政策，而遭到諸王反對。建文二年（1340），燕王朱棣起兵「靖難」，自北平率軍南下，兩年後攻入南京，登基稱帝，成為歷史上的明成祖。其執政之期被史家稱為「永樂盛世」。朱棣在攻打濟南時，曾任兵部尚書的鐵鉉施詐降，欲誘騙朱棣入城擒之，朱棣中計入城，城上伏兵墜下千斤閘，只斃其坐騎，朱棣得免逃走。後城破，鐵鉉被執，誓死不屈，為朱棣割其耳鼻，雖下油鍋但卻「屍反背如故」。尤侗在這首詩中，歌頌的對象是鐵鉉而不是明成祖朱棣，表明了他對朱棣奪權篡位的所謂「靖難」之舉，是深為不滿的。又如《老客婦》：
老客婦，不再嫁；老秀才，台懶下。鍼線詔他家，征書求報罷。安車詣闕謝朝班，一代春秋筆削間。白衣宣至白衣還，鹿冠鶴氅躡高屐。三弄梅花吹鐵笛，仙去還尋九華伯。卻笑老臣有危素，和州空守余闕墓。
詩題中的「老客婦」所指即為楊維楨。而詩末之注，則對楊維楨「老客婦，不再嫁」的史實進行了較全面介紹。詩與注的合寫，實際上就是《明史·楊維楨傳》之所載，也即關於楊維楨應詔進京修禮樂書一事。當時的情況是：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詔諸儒赴京修禮樂書，以楊維楨為「前朝老文學」，而專門派翰林詹同奉幣以征。時楊維楨已72歲，乃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第二年，朝廷再派人相請，楊維楨則賦《老客婦謠》一章呈給朱元璋，曰：「皇帝謁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朱元璋許之，並賜安車詣闕廷，留京一百一十日[12]，令修《元史》，纂禮樂書，遣還。尤侗此詩，即是對楊維楨既應詔赴京「纂禮樂書」而又「白衣宣至白衣還」的品格進行了稱頌。《鐵尚書》與《老客婦》二詩，一對不與明成祖合作的鐵鉉進行頌揚，一對不肯仕於朱明的楊維楨進行了讚許，由此不難獲知，尤侗《明史樂府》的「可備鑒誡」，確實是具有深意的，這也是尤侗《明史樂府》有別於同類之作的一個明顯特點。
萬斯同（1638—1702）是一位以遺民自居的清初詩人。字季野，人稱石園先生，今浙江寧波人，有《石園詩文集》二十卷等。曾受業於黃宗羲，為著名的史學家。康熙十七年（1696），薦博學宏詞科，不就。第二年，以布衣身份被詔修纂《明史》，其《明史新樂府》即寫於是時前後（或有認為寫於康熙十年者）。方祖猷《萬斯同評傳》對萬斯同的生平事迹、史學成就等，雖有較為具體之考察，但於萬斯同的文學特別是樂府詩卻隻字未及。《鄞縣誌》卷七十四著錄萬斯同《鄮西竹枝詞》50首[13]，並於詩後附有注釋，全組詩主要以歷代「寧波人物」為描寫對象，併兼及「鄮西」地區的風土民情。萬斯同的《明史新樂府》，凡二卷，一作《新樂府》、《明樂府》，又作《萬季野新樂府》。綜而言之，萬斯同的《鄮西竹枝詞》、《明史新樂府》在文學技巧、文學成就方面，均較尤侗《海外竹枝詞》、《明史樂府》要遜色許多。至於李鄴嗣在為萬斯同《明史新樂府》所寫序中，稱其「前視元白，後當楊李，則幾過之」云云，實屬不的之辭。這是因為，一則萬斯同《明史新樂府》為詠史樂府，與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無以相比；二則從詠史樂府的角度言，其《明史新樂府》雖然是受楊維楨、李東陽同類之影響的結果（主要為楊維楨），但卻難以「當楊李」而「過之」，這從李鄴嗣序中「或謂以季野史學蓋世之才，不使纂成一朝之史，而徒取三百年之單文俚句，造為韻語」云云，便可窺其大概。但儘管如此，萬斯同的《明史新樂府》也是自有其特點的，這就是李鄴嗣序中所說的「意存諷刺，以合乎變風變雅之義」。在詠史樂府詩中「意存諷刺」者，乃肇始於楊維楨，這從吳復於《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五、卷六之末所作的評語中，以及上引章懋《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之「有美有刺」，即可準確獲知。以具體篇目言，楊維楨「鐵崖古樂府」中的《秦刑篇》、《觀津客》、《春申君》、《王鐵槍》、《牧羝曲》等詩，即皆為這方面的代表作。萬斯同與楊維楨，一為今浙江寧波人，一為今浙江紹興人，且楊維楨又為明、清兩代公認的一位詠史樂府詩的大家（說詳後），則萬斯同《明史新樂府》受楊維楨詠史樂府詩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萬斯同《明史新樂府》中「意存諷刺」之作，可以《狀元膳》一詩為其代表。其云：「狀元歸里長苦飢，盎中無米常絕炊。有客晨來欸客飯，日旰不至何遲遲。家無宿糧人盡知，乃公不知何太痴。待客無餚須得米，缸之罄兮將責誰。羅狀元，爾誠過，三餐不繼爾貫經，客也何辜同遭餓。不見他家狀元歸鄉里，中廚梁肉飽犬豕。」據詩前「小序」所載，此詩所寫為「成化中」一位羅姓狀元因家中貧困而無米待客的故事，狀元家尚且如此，普通民眾生活的艱辛便可想而知。而此，即為這首《狀元膳》的「意存諷刺」之所在。類此者，《明史新樂府》中尚有多篇，茲不具舉。
除了以明史為描寫對象的詠史樂府詩之外，在清代的詠史樂府詩中，還存在著另外一類詠史樂府詩，即其所描寫的對象不是明代的史事，而是明代之前的各個朝代如兩漢、三國、李唐、趙宋等。清代詩人開此類詠史樂府詩之先河者，當首推由明而清的王士禛（一作禎）。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今山東濟南人。據《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可知，王士禛現存的詠史樂府詩即上舉《小樂府》30首。這組詩雖然是作者「讀《三國志》」之所得，但其所選擇的詠寫對象，卻極具典型性與現實意義。如《陰平道》一詩：「忽鑿陰平道，中山王氣收。英靈歸北地，敗國恨譙周。」這首20字的小詩，主要為作者讀《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鄧艾傳》與卷四十二《蜀書·譙周傳》所致。據此二傳載：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十月，鄧艾率魏軍自陰平道「鑿山通道，造作橋閣」[14]，之後直逼成都，時蜀國群臣或主張「奔吳」以圖後計，或主引「奔南」而自守，惟譙周力主降魏，最終使蜀漢基業功虧一簧。王士禎選取此一史實而作「小樂府」者，其表面之意雖然是「敗國恨譙周」，而實際上則是「敗國恨吳三桂」。由是而觀，可知歷史與現實的緊密結合，即構成了王士禛詠史樂府詩的一大亮點。王士禛是清初繼錢謙益、吳偉業之後的又一位文壇領袖，被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二中稱為「一代正宗」，其以三國史事為描寫對象的《小樂府》的問世，實際上是對楊維楨、李東陽詠史樂府傳統的一種繼承，因此在當時即引發了詩人們對明前史事的詠寫，以至於推出了一系列這類詠史樂府詩。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則為洪亮吉的《兩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
洪亮吉（1745—1809），字稚存，號北江，今江蘇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曾流放新疆伊犁，有《洪北江全集》等。其《兩晉南北朝史樂府》，一作《擬晉南北朝史樂府》，凡二卷，詩110首，由詩歌本文與注釋兩部分組成。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在史事的描寫對象方面，雖然已點明為「晉南北朝」，但其實則與李東陽《擬古樂府》、尤侗《明史樂府》不無關係，對此，附於《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卷首的管幹珍之《跋》已有所言。其云：「夫今之樂府，鐵崖（楊維楨）始之，茶陵（李東陽）繼之，悔庵（尤侗）又繼之，稚存洪子曰：吾之為樂府也，祖此矣。」[15]此則表明，洪亮吉的《兩晉南北朝史樂府》，與李東陽《擬古樂府》、尤侗《明史樂府》乃是具有明顯的承續關係的。但就所選取的史事而言，《晉南北朝史樂府》所描寫的對象，與李東陽《擬古樂府》中的「兩晉南北朝」部分並無重複者。要而言之，李東陽由於其宰臣的身份與地位，故所詠寫的「兩晉南北朝史」多為與當時政治、軍事相關的一些人或事，如《淮陰嘆》寫韓信、《牧羝曲》寫蘇武李陵、《明妃怨》寫王昭君、《五丈原》寫諸葛亮等；而洪亮吉因其史學家的識見，所詠寫者則多為一些社會名流與中下層官吏，如《廣武嘆》之於阮籍、《桃源記》之於陶淵明等。二者的詠寫對象之不同，表明了二人對於「兩晉南北朝史」的認識也是不盡相同的。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為：李東陽對於詩中的人與事是頌揚多於批評，而洪亮吉對於詩中的人與事則是批評多於頌揚。如洪亮吉《峴山碑》一詩：
杜公碑，碑書功，高岸為穀穀作陵。羊公碑，碑墜淚，茫茫淚枯碑不碎。碑不碎由民心，君不見古來賢達皆爭名。羊公碑後碑俱泯，此碑非金亦非石。碑之崇，崇以德。
詩末附作者注云：「羊祜墜淚碑在襄陽峴山。杜預好為後世名，刻石為二碑，紀其勛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16]由詩之所寫與注釋之介紹可知，作者對於杜預效「羊祜墜淚碑」而自立「功勛碑」的舉措，是持批評態度的，因而乃有「杜預好為後世名」之雲。又如《廣武嘆》：
一日笑，留狂名；百日醉，留酒名。酒名狂名俱不免，先生能作青白眼。驅車何茫茫，廣武何荒荒。當時楚與漢，莽莽百戰場。百戰場，斜日下，豎子成名尚堪詫，擾擾何況牛與馬。
此詩表面上是對阮籍的讚美，實則是借阮籍的「廣武嘆」以感慨「世無英雄」，正因此，作者才用「豎子成名尚堪詫，擾擾何況牛與馬」作結，藉以表明其對於現實的認識與看法。
洪亮吉另有《唐宋小樂府》一卷，詩103首。與《兩晉南北朝史樂府》相比，《唐宋小樂府》卻要遜色得多。這不僅是因為《唐宋小樂府》為洪亮吉之少作，而且還在於詩的形式雜亂無章，所詠寫的內容也較為簡單，如《生張說》、《檐鈴聲》、《兄與妹》、《孔吏部》等，即無如此。如《孔吏部》一詩僅為兩句：「孔吏部，不樂居朝當有故。」如此而已。但也有較可讀者，如《雁塔名》一詩：「大雁塔，小雁塔，進士題名何雜遝。李白杜甫蓋代才，可向塔上題名來？」這是對唐代新科進士題名於大雁塔的一種諷刺，反映了作者對於俘名的不屑一顧。但這樣的詩篇畢竟不多。
三、詠史樂府詩四大家比較
唐後樂府詩史上的「詠史樂府四大家」，是指元代楊維楨、明代李夢陽、清代尤侗、洪亮吉四人。其所代表的，其實是詠史樂府詩在元末、明初、清初、清中期因此四人而發生的四次大的變化。對於前三人各自詠史樂府詩的成就，上引管幹珍為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所寫的《跋》，已曾言之。此外，舒位《春秋詠史樂府序》不僅將楊維楨、李東陽、尤侗三人並提，而且還認為其《春秋詠史樂府》（140首）是直接受三人詠史樂府影響的結果。而附於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卷首的「懺花主人」之《跋》，則又將四人並提：「詠史樂府自元明以來，於鐵崖（楊維楨）、西涯（李東陽）、西堂（尤侗）外，可與三子卓然並峙者，惟洪稚存先生當之無愧。先生著作等身，而所撰《兩晉南北朝史樂府》與《唐宋小樂府》，悉皆濡古涵今，准情酌理。」[17]清德宗光緒十二年（1886），山陰人宋澤元（即懺花主人）首次將四人的詠史樂府詩進行了輯錄，並以《四家詠史樂府》為書名合刊。《四家詠史樂府》對四人詠史樂府詩的編排順序，依次為楊維楨、李東陽、洪亮吉、尤侗，之所以將洪亮吉置於尤侗之前者，主要是以尤侗《明史樂府》所寫全為「明史」之故，即楊維楨等三人詠史樂府詩所詠寫的對象，均在「明史」之前。《四家詠史樂府》的具體收錄情況為：楊維楨《鐵崖詠史》八卷，詩233首，增補、附錄28首，《鐵崖小樂府》一卷，詩102首，附錄2首，合計365首；李東陽《擬古樂府》二卷，詩整100首；尤侗《明史樂府》二卷，詩整100首；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詩110首，《唐宋小樂府》一卷，詩103首，合計213首。四者共計778首。
宋澤元《四家詠史樂府》在清中期的刊行，稱得上是詠史樂府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不僅有力地推動了詠史樂府詩在當時及其後的發展與繁榮，而且也使得楊維楨、李東陽、尤侗、洪亮吉四人詠史樂府詩的地位，在唐後樂府詩史上得以正式確立。宋澤元並撰《四家詠史樂府序》云：
樂府一道，於古歌謠為近，蓋風雅頌之變聲也。自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名。夫樂府者，教樂之官耳，必調律呂諧和八音，始稱合作。六朝以還，節奏寖失，古意亦乖，或假借古題抒寫胸臆，或徑以時事創立新題，此又古樂府之變革也，李、杜之《蜀道難》、《新婚別》之類是也。楊廉夫先生乃擇取歷代史書，一人一事，以韻語歌詠之。李茶陵、洪北江後先繼起，尤艮庵則專就明史而作，名曰樂府，實有韻之史論也。予嘗取四家之什而考騭。東維高古渾淪，才力縱肆，偶一放筆，輒若天上黃河，滔滔汩汩，挾泥沙而俱下；又好為昌谷奇語，夭嬌神幻，令人莫窺涯涘。曩有鐵雅之稱，當之奚愧。茶陵、北江二家氣概淵雅，書卷縱橫而格律謹嚴，實相伯仲，如行九折坂中，步步均求實踐。李以逋峭勝，洪以遒健勝，高下正未易軒輊。西堂熟於勝國掌故，議論悉有根據，生平好以遊戲行文，故詩中每有詼諧之筆，然風骨高張，詞旨朴茂，其不矜才不使氣之處，斷非淺學所能幾及。予因並列行之，為論史家別闢溪徑，成一大觀。集中各逞辭鋒，各申論斷，既可誦辭章之聲韻，復可證古義之是非。譬如日月照而代明，韶武奏而並美，吉金大貝璀璨於前。吾知藝苑中得此，必有眉飛色舞者矣[18]。
這篇《序》文，實際上涉及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詠史樂府詩的發展源流，一是對四家詠史樂府詩的評論，而後者又尤值注意，因為其為後人了解與認識楊維楨、李東陽、尤侗、洪亮吉四人詠史樂府詩的風格特徵，提供了可資參考的依據。但其中也有可商榷者，如認為「茶陵、北江二家」「格律謹嚴」者即為其一。就詩歌體式言，李東陽的《擬古樂府》（100首）與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110首），全為古體詩而非近體詩，即使如洪亮吉的《唐宋小樂府》（103首），也並非是如楊維楨的「詠史小樂府」與王士禛的《小樂府》（30首）那樣，全部為五言四句的絕句體，而是幾乎全為不講究平仄聲律的古體詩，所以，所謂的「格律謹嚴」說，實屬無的放矢之謂。至於宋澤元言及的四人詠史樂府詩的風格特徵等，實則是對唐後詠史樂詩流變情況的勾勒。
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儘管有近400首之多，但主要是建立在其「鐵崖古樂府」的基礎之上的，因之雖曰「古樂府」，其實大都為作者所自創的新題（只有少部分舊題樂府），如《單父侯》、《大良造》、《夷門子》、《臘嘉平》、《王鐵槍》、《觀津客》、《龔老人》、《兩遷公》、《關內侯》、《東閣開》等，且幾乎全為七言歌行體，併兼「有先秦兩漢之氣格」（孫承《東維子文集序》，《四部叢刊》本《東維子文集》卷首），個性突出，特點鮮明。於是，楊維楨的這類詠史樂府詩，即成為了當時詩人與「鐵雅弟子」們爭相仿學的對象。李東陽繼楊維楨之後，首次以整100首的大型連章體組詩的形式進行詠史樂府詩的創作，其此舉不僅在形式等方面突破了楊維楨「古樂府」的藩蘺，而且還完全告別了傳統的舊題樂府這一樂府詩品類，所以自李東陽始，明、清兩代的詠史樂府詩便幾乎全部屬於新題樂府的範疇了。而其《擬古樂府》整100首詩均為整齊劃一的「漢樂府式的三字題」的實況，又使之成為了明、清兩代詠史樂府詩的一種制題範式（楊維楨的詠史樂府詩雖然多為三字題，但也有四字題、五字題等）。尤侗的《明史樂府》雖然自稱為「未敢竊比西涯」，其實在體式、結構、制題，以及論斷、鑒古、美刺等方面，均與李東陽《擬古樂府》不相上下，而其於每首詩後均附有注釋的舉措，既使詩歌本文與注釋融於一體，形成了一種韻散相兼、詩注合一的新樣式，又極大程度地擴大了樂府詩的容量，升華了作品的形式美。洪亮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句式的靈活性方面。以三字句為例，如上舉《峴山碑》、《廣武嘆》二詩的三字句之用，或詩首，或詩腰，或詩尾；或上下兩句皆以三字句相對；或上句為三字句下句為七字句等，形式應有盡有，極富於變化。這種不拘一格的長短句式的靈活運用，既突出了所述寫內容的重要性與典型性，又以節拍的急促增強了作品的音樂性效果，一鳥二石，作用大焉。
以上的簡要比較表明，楊維楨等四人的詠史樂府詩，雖然前後相隔的時間約有600年之久，但其既具一脈相承、互為表裡之特點，又不乏個性與風采，所以四人的詠史樂府詩，其實代表的是詠史樂府詩發展史上的四座高標。宋澤元對《四家詠史樂府》的合刊，則使這四座高標首次得以「集體亮相」，為時人與後人對其之了解和認識，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據。而更值注意的是，這四座高標的存在，充分反映了唐後樂府詩的發展，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題材的屬性方面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即最初的現實性已逐漸為歷史性所替代。而此，在有清一代又表現得尤為明顯與突出。清代詩人之所以熱衷於歷史題材的樂府詩創作，一方面如上所言，與詩人們對朱明王朝的懷念關係密切（主要指清初詩人），一方面則和清代的文字獄大相關聯。清王朝的文字獄，是用以控制當時社會思想的一種最為嚴厲的手段，龔自珍《詠史》詩中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即足以反映出當時詩人們對於文字獄的畏懼心理。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清代詩人們於詠史樂府詩中討生活者，也就不難理解了。而從另一個角度言，正是由於清廷的大興文字獄，才導致了詠史樂府詩在這一時期的興旺發達。當然，清代的詩人們也並非完全漠視現實，如閻爾梅《採桑曲》、尤侗《煮粥行》、吳偉業《捉船行》、錢澄之《捕匠行》、宋琬《漁家詞》等，就都是一些關注社會現實、反映民間疾苦的歌行類樂府，但這樣的作品在清代樂府詩史上畢竟只是少數。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清代的樂府詩除了竹枝類樂府外，其它各類樂府詩都是以歷史題材為描寫對象為主的，也正因此，才湧現出了尤侗、洪亮吉這樣足可與楊維楨、李東陽媲美的詠史樂府詩的大家。
注釋：
[1]這一數量是對王利器等《歷代竹枝詞》統計的結果，若以丘良任《中華竹枝詞全編》進行統計，其數量會更多。
[2]台灣新文豐出版公1989年影印本宋澤元《四家詠史樂府》，收錄楊維楨的詠史樂詩詩集兩種，其一為《鐵崖詠史》八卷，詩233首，增錄15首，附錄13首，共計261首；其二為《鐵崖小樂府》一卷，詩102首，附錄2首，共計104首，二者實際收詩365首。具體見《叢書集成續編》第264冊第475頁—582頁。
[3]轉引自黃仁生《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東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64頁。
[4]李東陽的《擬古樂府》，或作101首，或作100首，眾說不一，如嶽麓書社1983版《李東陽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錢謙益《國朝詩集》皆作101首，而《叢書集成續編》本宋澤元《四家詠史樂府》則作100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持整100首說者，認為《尊經閣》一首不在《擬古樂府》之列故也。又，《花將軍歌》一詩，持整100首說者皆作《花將軍》，如此，則《擬古樂府》100首詩的詩題，即皆為整齊劃一的「漢樂府式的三字題」。本文此處作101首者，從《列朝詩集》。
[6]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六，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571頁。
[6]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下《鐵崖古樂府》，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002頁。
[7]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漁洋詩集》卷十七，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423頁。
[8]錢謙益《國朝詩集序》，《國朝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頁。
[9]轉引自許逸民《列朝詩集點校說明》，《國朝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頁。
[10]尤侗《明史樂府自序》，宋澤元編《四家詠史樂府》之《明史樂府》卷首，《叢書集成續編》本，第246冊，台灣新文豐1989年影印本。第656頁。
[11]宋澤元編《四家詠史樂府》之《明史樂府》，《叢書集成續編》本，第246冊，台灣新文豐1989年影印本。第663頁。
[12]關於楊維楨應詔赴京「纂禮樂書」之事，最早記載者為明初宋濂《楊維楨墓志銘》、貝瓊《鐵崖先生傳》，其次即為尤侗此詩（含注釋）與《明史·楊維楨傳》，合勘之，知楊維楨應詔赴京「纂禮樂書」乃為事實。或認為其乃後人作偽者，似不確。又，尤侗此詩之注中有「令修《元史》」之載，而《明史·楊維楨傳》則無，二者異。
[13]關於萬斯同《鄮西竹枝詞》的數量，黃仁生《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第六章第三節第350頁之「注釋」作40首，乃誤。
[14]陳壽《三國志·魏書·鄧艾傳》，嶽麓書社1990年版。第623頁。
[15]管幹珍《兩晉南北朝史樂府跋》，載《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卷首，《叢刊集成續編》本，第246冊，台灣新文豐1989年影印本。第624頁。
[16] 宋澤元編《四家詠史樂府》之《兩晉南北朝史樂府》，《叢刊集成續編》本，第246冊，台灣新文豐1989年影印本。第626頁。
[17]懺花主人《兩晉南北朝史樂府跋》，載《晉南北朝史樂府》卷首，《叢刊集成續編》本，第246冊，台灣新文豐1989年影印本。第622頁。
[18]宋澤元《四家詠史樂府序》，《四家詠史樂府》，《叢刊集成續編》本，第246冊，台灣新文豐1989年影印本。第475頁。
（本文選自《唐後樂府詩史》第七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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