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為了魯迅守了一輩子活寡，生比死還苦
說起魯迅先生的愛情，人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許廣平，但要談及他的婚姻，卻鮮有人知道其原配夫人朱安。相比許廣平，朱安無疑是不幸的，她終其一生，都未能獲得丈夫的愛憐，說是守了一輩子活寡也不為過。
然而，我們就能據此稱魯迅先生是「渣男」嗎？顯然也不是，實際上在這段婚姻裡邊，他也是受害者。為朱安立傳，描述她一生的不幸，不是為了譴責誰，也不能給讀者提供什麼雞湯慰藉，但透過這樣一位位個性色彩鮮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我們卻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段沒有愛的婚姻將結出什麼樣的惡果。
本文系《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喬麗華/著）一書的序言，作者陳漱渝現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多年來一直從事魯迅及其相關研究工作。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裡，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裡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衚衕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裡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居地。
在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色狹長，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一、叫早。回答是：「哼。」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為了儘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凈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卧室的門旁。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即「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佛說大乘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還聽說有一種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麗質，又被纏足，無文化，這些因素自然會減損她作為女人的魅力。28歲成為老姑娘後才嫁到周家，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繫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跟精神生活貧乏一樣，她的物質生活同樣困頓。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採訪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麵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並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願望對朱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朱安死於何種疾病，但從她託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不暢，兩腿長期處於冰冷麻木狀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準確概念是什麼，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出願望與現實的衝突吧？人的願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願望屬於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婚卻整整拖延了七年。據魯迅故家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後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後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了。作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裡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
朱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合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願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於朱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果朱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板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結果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破四舊」，朱安墳墓被夷為平地，所以我們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朱安臨終前還希望死後每逢七日有人給她供水飯，至「五七」請和尚給她念一點經。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舊習俗，並不過分。但朱安無子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認真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了他們的母親。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編輯家、翻譯家，建國後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盡心儘力承擔了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家務；即使家中請了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勞作。
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於其他方面的雜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了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了解周家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乃兄鬧翻之後，不但不願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起伙，母親生病時也只好到磚塔衚衕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後，母親不願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家庭關係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於魯迅到上海謀職，經濟支絀，對於母親恐怕是出力出錢都有實際困難。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多半光陰是用於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了後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後的「無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朱安（1878年-1947年）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劇，那麼悲劇的製造者究竟是誰呢？這並不是一個複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於顛覆解構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於有人想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當局修訂的《民法》想判魯迅以「通姦罪」；比較溫和的責難，是認為魯迅在家庭中對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違背歷史進步的邏輯來判定是非，那豈不是還要依據蔣介石政權制定的「勘亂條例」將革命前輩都判以「叛亂罪」嗎？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承擔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了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後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
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麼「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朱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現代的愛情觀以兩情相悅、自由擇偶、心靈溝通為主要特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儀式化婚姻的特徵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魯迅去世之後，有人離間許廣平跟朱安之間的關係，說什麼許廣平每星期都給魯迅寫信，破壞了魯迅跟朱安的關係。又說，許廣平跟朱安爭奪《魯迅全集》的版權，似乎許廣平是為了金錢而跟魯迅結合。在極端氣憤的情況下，許廣平寫了一首白話詩《為了愛》，刊登於1937年《中流》第1卷第11期，道明了新式和舊式婚姻的本質區別：
在亞當夏娃的心目里，
戀愛結合神聖；
在將來解放的社會裡，
戀愛，再--
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語不通，
志向不同，
本來並不同在的，
硬說：「佳偶」，
就是想污衊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無愛情婚姻釀成的悲劇，從根本而言就是要滌盪舊式的倫理觀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責舊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們受到雙重傷害。魯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沒有愛的悲哀」，叫出了「無所可愛的悲哀」（《隨感錄· 四十》），號召人們把妨礙人類享受正當幸福的一切舊制度、舊觀念、舊習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歷來被視為凜然不可冒犯的《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許廣平也表示，她跟魯迅之間有著共同反抗舊倫理的思想基礎，決心「一心一意向著愛的方向賓士」「不知道什麼是利害、是非、善惡」。在魯迅和許廣平這兩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確如她自比的那隻蝸牛，雖然想儘力慢慢往上爬，終究無法接近魯迅心靈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個舊時代普通的悲劇人物，只是因為她嫁到了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別關注。把朱安這個寂寞的人引入到「公眾視線」有什麼意義呢？根據現代傳記理論，傳記寫作的對象並不限於凱撒、拿破崙、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類人物。除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時代的一鱗一爪。只有依據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靈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為真實、最為鮮活的人類歷史。所以，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倡導者胡適不但鼓勵陳獨秀、蔡元培、梁啟超撰寫自傳，而且1919年11月30日還親自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識女性李超立傳。為朱安立傳，當然不能從中品嘗什麼心靈雞湯，獲取什麼勵志教誨，但正是朱安這位個性色彩鮮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魯迅：《隨感錄·四十》），是研究中國婦女史、倫理史的一個活標本，對於研究魯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義。
在當下，美女幾乎成為了不同年齡段女性的統稱，但用「美女」二字稱呼《朱安傳》的作者喬麗華博士顯然不夠莊重。但是，將喬博士逕稱為「才女」，卻應該說是名至實歸。我跟喬麗華在研究魯迅手稿和整理許壽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深知她知識面廣，文筆優美，兼修中外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她的才華不僅來自於刻苦鑽研，而且必須承認還有其先天的稟賦。稟賦相對差的人固然也能夠做學問，但稟賦加上刻苦，那就如虎添翼。喬麗華說，她撰寫《朱安傳》最大的困難就是史料匱乏，「巧婦難為無米炊」，但經過實地考察，走訪調研，把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實物史料進行綜合提煉，讀者就會發現喬麗華烹制的不是一盆清湯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說寫作過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場，對女性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但這位女性作者在這部史傳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實的公正立場，並沒有表現出某些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偏執。
喬麗華是懂理論的，但她在這部傳記中表現出來的考證功力也相當了得。最讓我佩服的是她對魯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得婦來書」這件事的考證。因為當年11月22日朱安從紹興寄給北京魯迅的這封信蕩然無存，所以魯迅為什麼會斥責信的內容「頗謬」就成為了千古之謎。有老專家說，這是因為朱安在信中勸魯迅納妾。但這種說法僅僅是出自推測，朱安即使有這種念頭，也未必就是寫在這封信裡面。喬麗華則根據周作人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記中關於朱安的兩則記載，得知當時朱安房中竄進了一條白花蛇，而民間常把蛇視為淫物，所以，朱安特請周作人買了一枚「秘戲泉」（即鑄有春宮圖的錢幣），想以春宮辟邪，並寫信向魯迅表白自己內心的貞潔。喬麗華自謙地說她的這種解釋也是一種「推測」，但因為有周作人日記及紹興民間習俗為依據，所以這種「推測」就比此前一些專家的推測更貼近於事實。僅此一例，也就能說明喬麗華涉獵之廣博，考證之縝密。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魯迅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形成了一門體系完備併產生了國際影響的學科。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頸；特別是在網路世界，有時甚至出現了邪不壓正的畸形現象。所以，這部《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的再版，在魯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它標誌著魯迅研究後繼有人，也證明了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定然會有悠長的生命力，不會像那種學術泡沫，也許會借某種光源炫耀於一時，但頃刻間就會破滅，化為烏有。
是為序。
本文來源：思想潮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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