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1945，劇變之前的「最後五分鐘」
先讀
美國朝野對於中國局勢普遍抱持同情，對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戰，也都有著崇敬之心。從羅斯福總統等高層來看，無疑是支持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的。但美國政出多門，具體制定對華政策的美國國務院根據新聞媒體駐華記者的報道，以及像謝偉思與戴維斯這些年輕中國通們在中國的實地了解，則認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檢書058
撰文優遊（檢書作者）
1945年，不管是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是具有歷史標誌性的年頭。伊恩·布魯瑪在著述中將其稱為零年，亦即現代世界誕生之年。中國的1945年則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水嶺，讓這個國家二十世紀的歷史顯得更加複雜。
如果說一戰以民族國家重構了世界的版圖的話，那麼二戰則以意識形態將世界分野。二戰結束，人類永久和平並未到來，相反倒是鐵幕降臨，冷戰再起。一道既是現實也是意識形態的鐵絲網，將歐洲大陸分成兩半，也讓世界各國選邊站。一邊是以英美為首的傳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一邊是蘇聯力圖形成的共產主義紅色集團。兩者的爭鬥，基本貫穿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也塑造了整個現代世界。
中國當時局勢，與整個世界局勢是一致的，只不過情形更複雜一些罷了。美國著名記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在他的新書《中國1945》中，就對1945年前後中國所發生的故事，做了非常生動的描述，讓人有親臨其境的感覺。伯恩斯坦曾任《時代》周刊1949年之後第一位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此前也有豐富的報道亞洲與歐洲的經驗，因此讓伯恩斯坦有了較為寬闊的視野。該書雖然涉及極為複雜的史料與頗為敏感的歷史階段，但持論還算比較客觀、公允，也接納了方方面面的觀點，並採用了新的史料。
《中國1945》
[美] 理查德·伯恩斯坦
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版
國共抗日與天下三分
該書從1943年的畹町大捷入手，來介入中國這一最為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來描述1945年這一中國命運的關鍵之年。中國的抗戰，最讓世人詬病的，就在於雖然艱苦卓絕抵抗了許多年，牽制了日本百萬大軍，但卻沒有一場像樣的勝利。而畹町的勝利，不但回擊了那些指責，同時對民族自豪心也提振極大。《紐約時報》把這場「世界上最艱難的戰場上」發生的「野蠻的、毫不留情的戰鬥」的勝利，稱作「中國在戰爭期間第一個真正的攻勢中的傑出高潮」。然而，這場大捷卻也讓中國處境更為艱難。中國軍隊死傷慘重，也打殘了幾個精銳之師，日軍對於國民政府的攻擊也更為兇猛。戰爭進入更為殘酷的僵持階段。
伯恩斯坦在書中為中國的抗戰鳴不平。他稱，相比中國的抗戰，歐洲大多數國家在二戰中的表現，簡直羞愧至死。中國在法國投降之時，已經單獨抗戰了好多年，且在各國包括美國都保持中立的情況下，讓日軍在中國進退失據，困於泥淖之中。作者還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卓有成效的領袖，深陷巨大的弊端之中而仍致力於為國家爭取光明的未來」。他在書中感嘆到，「他的軍隊當時已經傷亡過百萬，並且已經牽制了日本最精銳的百萬部隊長達七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部隊是可以被直接用來對付美國人的，假如中國已經投降了的話」。因此，蔣介石十次成為《時代》的封面人物，超過了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等任何人。這也是國際上對於中國抗戰的肯定。
1942年6月1日，《時代》封面上的蔣介石。
在中國的戰場上，還有另一個抗戰的參與者，那就是總部建於延安的中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中國現代史上，可謂是「歡喜冤家」。自共產黨誕生之日起，兩者就糾纏在一起，愛恨情仇，難解難分。從最初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互成仇敵，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尤其是前半葉的歷史，幾乎就是兩者的關係史。日本的入侵，讓本來進行戰略撤退的中共有了歷史機遇。作者稱，「如果不是因為發生在西安的扣押事件，蔣介石几乎肯定已經完成了打敗共產黨的『最後五分鐘戰役』。」西安事變讓中國情勢一變，國共兩黨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退守西南，毛澤東的中共則在西北華北建立敵後根據地，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權則佔據了東部半壁河山。由是，當時的中國算是天下三分。日軍的主要進攻目標是蔣介石，對蔣進行了大規模的圍攻，延安的中共得以藉機發展壯大。「毛澤東把他在中國西北地區的避難所打造成了事實上的獨立行政區，在其非正式的境內有約9000萬人口。」而蔣介石則在抗戰的同時，又在防備著中共的坐大，因此將四十萬精銳部隊部署其周邊，以封鎖共產黨。兩者即使在抗戰最激烈之時，亦是摩擦不斷。蔣此種行為，也導致美國政府及一些國際觀察家們感到不解。
抗戰時期，延安的抗日標語。
中國棋盤裡的美蘇力量
日本轟炸珍珠港，把美國也拖入二戰之中，也讓美國從對中國抗戰的暗中支持，變成了真正的盟友，這亦是中國抗戰的一個巨大轉折點。美國將中國戰場成為盟軍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戰區，除了輸送了大量的物資之外，還特別派遣史迪威將軍作為中國戰區最高司令，輔佐蔣介石進行抗日。加上原來美國駐華使館裡的年輕中國通們，以及美國各個媒體的駐華記者們，他們與美國政府一起，成為中國這塊疆域中重要的一方。他們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及毛澤東的延安政府的互動，讓本來已經波譎雲詭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起來。
有著「醋酸喬」之稱（意指尖酸刻薄）的史迪威，在某種程度上可算是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他與蔣皆有些剛愎自用，且對局勢的判斷差異頗大，因此兩者矛盾不斷。史迪威厭惡蔣介石個人，對延安的共產黨人也充滿著期待，認為共產黨的目標是「合理條件下的土地所有權」。「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史迪威的計劃故意無視日本的壓倒性實力，以有勇無謀開始並以虛榮自負告終。」緬甸之役，成就了史迪威的威名，也讓蔣介石損失了其精銳之師。
蔣介石與史迪威
美國使館裡的年輕外交官們，也對蔣介石政權充滿了厭惡，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他們準確地預見到了，在抗戰結束之後，中國會陷入一場內戰之中，而最後的勝者將是共產黨。他們覺得在維持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之時，美國還得去尋找與共產黨建立關係的方式，「而不是去等待中國統一那個歡樂日子的到來」。其中，謝偉思、戴維斯去了延安，具體接觸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並為他們的氣度與觀點所折服。（雖然後來戴維斯感慨道：「我顯然低估了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黨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以及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的靈巧手腕。」）他們在美國駐中國使館中形成了一個小圈子，並且繞開大使直接向國務院彙報，氣壞了美國駐華大使赫利爾。而赫利爾雖與蔣介石相處不錯，但在伯恩斯坦看來也是個錯誤的人選，缺乏手腕也甚少見識，且容易輕信。
應該說，美國朝野對於中國局勢普遍抱持同情，對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戰，也都有著崇敬之心。從羅斯福總統等高層來看，無疑是支持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的，在當時這確實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美國政出多門，具體制定對華政策的是國務院。美國國務院根據新聞媒體駐華記者的報道，以及像謝偉思與戴維斯這些年輕中國通們在中國的實地了解，認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構成了一種不同於美國政界主流看法的制衡力量，這股力量也左右著中國抗戰甚至劇變前「最後五分鐘」的時局。
1944年，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
在中國這盤棋局上，還有著一個稍顯隱性卻頗重要的力量，那就是蘇聯。蘇聯與國共雙方在歷史上都甚多糾葛，而這種糾葛一直延續至今，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舞台上，均可看到蘇聯（或者俄羅斯）的身影。根本上講，國民黨與共產黨都算是列寧主義政黨。當然，中共因與蘇共有著共同的目標，理念與戰略更為近似，且蘇聯又通過共產國際與中共聯繫，因此蘇聯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之後，大量檔案得以面世，蘇聯在中國的影響遠超人們的想像。俄裔美國學者潘佐夫利用這些檔案，寫出了頗具價值和新意的《毛澤東傳》，而伯恩斯坦在書中也大量採用了潘佐夫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書中的很多史實也甚為新穎。
無疑，蘇聯在中國抗戰期間對於中國的政策並非一成不變，是以其國內情形不同而不斷改變的。其與納粹德國結盟又成其死敵，也讓斯大林的策略倉促應變，使中國相關方尷尬不已。日本一直是其宿敵，在中國戰場上牽制日本，不讓日本能夠騰出手來進攻蘇聯，是斯大林的一貫策略。因此，斯大林在西安事變時，力主中共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據前蘇檔案透露，斯與毛之間通過電台電文往來不斷，毛終被說服。斯大林是頗有心計之人，面對來訪的美國盟友，他與莫洛托夫不斷向美國人灌輸，稱毛及其追隨者並非激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一個「人造黃油的共產主義者」。美國政界外交界及其記者圈大多對此深信不疑，認為延安只是農民革命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大本營。相反，蔣介石則頗為頑固，「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同蘇聯人之間有著很深厚的意識形態上的關係"。蔣介石並不愚蠢，有著相當細緻的觀察力及精準的判斷力，但他在行動力方面頗有欠缺，這也是他敗走台灣的重要原因。
力量博弈與最後五分鐘
伯恩斯坦無疑對蔣介石充滿了同情，他稱蔣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是渾然一體、完全相同的」。他寫到，「毫無疑問，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仍然崇拜蔣介石，還把他看作戰時拒絕投降的象徵，看作一個騎著白馬揮舞著愛國反抗之劍的英雄。」伯恩斯坦由此還下了判斷：「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几乎肯定會成為一個統一國家的總統，共產主義運動會被平息，國家主權完全恢復，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將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大國。」
但他對蔣氏的昏招連連也是據實錄來，毫無留情。蔣介石的「縱深防禦」以空間換時間，從戰略上看，確實也是當時中國無奈之舉，事後證明也確實頗具戰略眼光。但接連的棄城失地不僅讓其飽受指責，同時也將廣大民眾拱手相讓，不僅抗戰之時對其充滿怨恨，內戰之中也讓他們成為自己的敵人。他對其手下官員的貪腐也視而不見，且手伸得過長，總是越級直接指揮。他與史迪威的矛盾，也並非醋酸喬一人之過。蔣介石的剛愎自用與優柔寡斷，註定他只能成為悲情人物。伯恩斯坦認為，國民黨最終的失敗之處在於：「有著巨大聲望的馬寅初，和中國許多其他著名作家和學者，以及成千上萬倔強的學生對他的公開背棄表明了國民黨政權核心處的弱點，而該弱點只有這個國家裡的另一支武裝力量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在這盤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慶的國民政府來說，明顯是棋高一著。其實，毛與蔣都很明白，不管日軍如何猖狂，終究會在這片土地上灰飛煙滅，因此他們都提出了持久戰，都將著眼點放到了抗戰之後的政局之上。中共以其清新的形象，成為國內知識分子嚮往之地，也吸引了眾多的外國記者與中國通。《時代》周刊的白修德與前述的謝偉思與戴維斯即是例子，而《西行漫記》的斯諾則是經典的公共關係妙招，「共產黨選擇他來向世界發布自己的故事」。延安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上，也是縱橫捭闔，遊刃有餘。從熱情讚美美國，懇請美國軍隊在中國沿海登陸，轉而公開譴責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前後僅數月時間，只因時勢易也。
斯諾的《西行漫記》
斯大林無疑是個現實政治的大師，蘇聯才是這盤棋局的最終制勝者。斯大林對於整個世界的格局與未來發展，有著長期考慮及清醒認識。他的一切策略皆是以蘇聯利益為考量，並為達此目標而不擇手段。在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他就暗地提出計劃，要把蔣介石「像擠檸檬一樣擠過之後再扔掉」。在抗戰之中，他需要中國將日本拖住，以免蘇聯遭受兩面夾攻，因此他也是兩邊下注。從現實考量，他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但從意識形態來說，則是中共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對時機的把握也很精準。按照雅爾塔協議，蘇聯要儘快出兵東北，但他卻遲遲不發兵。當原子彈在日本上空爆炸僅幾個小時，幾十萬蘇聯紅軍蜂擁衝過中蘇邊界。但到達東北之後，又不按協議按時撤退，而是佔山為王，並將日本人留下的所有設施，連根搬走。一邊與國民黨政府有著協議，一邊暗暗地把東北留給中共。
各方力量不斷地博弈之下，時局也就走到了1945年這個關鍵時點。但這一年雖說是轉折點，一切草蛇灰線卻早就已經埋下，認真分析起來，西安事件的發生才是真正的「最後五分鐘」，勝負手在當時就已施出。而1945年這個關鍵年份的時局，也是棋局中各方不斷博弈的結果。雅爾塔會議之後的事件演繹，其實已經進入了球賽中的「垃圾時間」。馬歇爾作為特使出使中國，也是無功而返，這也是必然。連魏德邁都看得很清楚，他在後來回憶中說，「我告訴馬歇爾將軍，他絕不可能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做出一項可行的安排，因為仍然掌握著大部分權力的國民黨是鐵了心不會放棄一丁點權力的，而共產黨這邊同樣也是鐵了心要奪取所有權力，在蘇聯幫助下。」國共之爭，是絕對權力之爭，雙方是沒有妥協餘地的。
伯恩斯坦在《中國1945》中如此總結著這一年的後續影響：「日本被光榮地打敗了，但是在太平洋贏得的這個勝利終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敗途中的一個中轉站，即一個對美國完全封閉的中國興起了，在價值觀上與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與其極度敵對，卻與蘇聯這個最險惡的對手緊密結盟。」當然，他是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上說的。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年讓中國的歷史發生了劇變，從政治、經濟到文化，一切都將改觀。
（文/優遊；編輯/鬍子華；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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