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德喜：傳統文人柳亞子
我雖然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但是對柳亞子一直知之甚少。以前所了解的也就是毛澤東曾經與他和了一首七律：「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未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從毛澤東的這首詩中，我了解到柳亞子是一個愛發牢騷的老頭，僅此而已，別無他知。就是他發牢騷的原因，似乎與待遇有關，但也不能確定。幸有省教院老同學周廣秀送我一本他所撰寫的《簫劍詩魂：柳亞子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本文後面所引該著文字只標註頁碼），讀了之後，我才對柳亞子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覺得柳亞子本質上是一個文人，熱衷於政治，雖生活於20世紀的中國，但骨子裡卻是傳統的，缺乏現代精神。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也是儒家文化影響最為深廣的地方，受到儒家文化浸濡至深的中國文人大都懷有濃厚的政治情結。且不說幾千、幾百年前，就是在20世紀，絕大多數文人仍然十分熱衷於政治。然而，這些熱衷於政治的文人除了那些沽名釣譽，試圖撈取個人名利的，很少懂得政治，更不了解政治背後的東西，但是就是這些不懂政治的文人偏偏糾結於政治，最終只能被政治所利用。柳亞子應該屬於這種類型的文人。
柳亞子出身於江南的書香門第，祖輩以耕讀傳家，而且，其始祖柳琇及子嗣多擅詩文。生於這樣的家庭真是幸運，既無溫飽之憂，又可飽讀詩書，還可沐浴到良好的家風。同許多文人一樣，柳亞子從小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特別令柳亞子感到幸運的是，他幼時的老師對他並不嚴厲，他可以向老師提出「不要干涉自己的自由」（第11頁）的要求，另一位老師不是按照通常私塾那樣教他背什麼《三字經》、《百家姓》以及八股文之類的東西，而是根據他的愛好教他下棋喝酒，給他講《聊齋志異》和《隋唐演義》等故事。這當然開拓了柳亞子的眼界，培植了他的詩情；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寵慣了柳亞子，養成了他的壞脾氣，促使他的思想和情感走向偏激與激憤。另外，柳亞子與許多作家一樣，還是個仲永式的神童。他在14歲時就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表詩作，稍後還在某報舉辦的和詩比賽中「得了頭獎」（第13頁）。這是令人羨慕的，也令人佩服。但是，少年得志的人往往比較自負，有的人自負還十分嚴重，這就極易排斥和貶低別人，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批評、建議和意見。所以，當文壇前輩莘廬為他可能「墮入魔障」（第13頁）而表示擔憂時，他則不以其批評為然，並且為自己辯解。當然，辯解是他的權利，不盲從別人的意見也是應該的，但是別人的批評還是「有道理」（第13頁）的，而柳亞子沒有細想和接受那些「有道理」的東西，則不可取。
柳亞子出生於1887年，這是晚清時期。隨後的幾十年里，中國的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社會動蕩和變化。這對於一個人來說，既是極大的不幸，又是十分的幸運。說其不幸，在於社會動蕩和戰亂不能讓人過上平靜的生活，而是漂泊流浪，顛沛流離，而且還可能遭遇各種不測；說其幸運，這是說人在這樣的時代可以參與歷史，見證歷史，可以從社會複雜變化中獲得豐富的閱歷和生活經驗，甚至可以獨立而自由地思考，對人生作出多種的選擇。1894年，柳亞子6歲時，甲午戰爭爆發，這個時候的他可以記事了，隨後是戊戌變法，西學漸進，到了世紀之交，柳亞子已是青少年了，他可以通過閱讀和大人們的交談中了解到國家的許多大事，閱讀到許多報刊雜誌，而且可以漸漸地接觸到西方文化思潮。康有為的改良、孫中山的革命都在柳亞子的心靈上留下印記。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柳亞子所接受的思想理論十分龐雜。周廣秀對柳亞子的這種狀況評述道：「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柳亞子只能自然地、盲目地接受各種知識和理論，思想是雜亂的，充滿了矛盾。」（第27頁）周廣秀的評述具有一定批評的味道。其實，對於青年人來說，多接觸各種理論並非壞事，總比迷信一種思想理論強。接受各種思想，可能使自己對於事物的看法相互矛盾，這很正常。隨著時間的流逝和閱歷的增加，人們可以在比較中予以取捨或者對自己的思想觀念進行修正。問題在於對於所接觸到的思想理論的取捨與人的性格、經歷、處境等密切相關。青年時柳亞子所接觸的思想理論既有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又有「義和團」的東西，既有梁啟超的思想，又有龔自珍的詩文，甚至還涉獵到盧梭的《民約論》和斯賓塞爾的《群學肆言》，並且接受了「天賦人權」的思想。為了表示對盧梭的崇拜，他改名為「人權」，號「亞盧」或者「亞廬」，意即「亞洲盧梭」（第27頁）。柳亞子在讀了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和《詩界潮音集》之後，也很熱衷於詩界革命。不過，或許由於知識結構、閱歷和所處環境等因素的作用，柳亞子對於西方的思想理論認知只是皮毛，對詩界革命也只是一時興趣，其中或許還含有追逐時髦的成分。綜合起來看，柳亞子的急躁、自負和叛逆的性格推動著他在吸收各種思想理論，偏重於激進的改造社會現實方面。
1902年，15歲的柳亞子在朋友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教育會。中國教育會是一個民間團體，從名稱上很像是探討基礎教育的機構，實際上是一個以學生為主的「愛國學社」，「既是學校，又具有革命團體性質」（第29頁），政治色彩遠遠超過學術性。因此，每逢星期天，社員們便在張園「開會演說，昌言革命」（第27頁）。後來柳亞子和他的同鄉會員在他的家鄉黎里成立了「中國教育會黎里支部」，並且創辦了《新黎里》，經常發表演講，表現出極高的愛國熱情。隨後，柳亞子以「中國教育會」會員的身份進入了愛國學社學習，成為章太炎和吳稚暉的學生。在章太炎所布置的作文中，柳亞子寫了《柳人權本紀》的作文，表達了自己的志向，得到了章太炎的肯定和褒獎。
當然，柳亞子並不滿足於寫寫文章，抒發自己的情懷，他還積极參加各種集會，傾聽革命家鄒容等人的演講，閱讀鄒容和章太炎等人的著作，接受晚清時代革命思想。當時的革命者就中國未來的走向與所謂的「保皇派」展開激烈的爭論。革命派主張通過革命推翻滿清統治，堅決反對「保皇派」的立憲意見。從歷史來看，推翻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是必須的，依靠滿清統治者是無法推動變革的，戊戌維新失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保皇派」希望在皇帝的主持下立憲是行不通的。而革命派最根本的問題是將作為手段的革命當作目的，沒有考慮到革命成功以後如何建立一個完全不同於歷史的社會，革命者取代滿清以後，如何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其實，革命的目的應該是立憲，立現代文明之憲，使柳亞子和他們這一代人所追求的人權落到實處。這就是說，革命不過是為建立現代國家，立現代憲法掃清障礙，創造條件。然而，無論是革命派，還是「保皇派」，都將革命與立憲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兩者水火不容。從本質上講，革命派和「保皇派」都是愛國者，都試圖按照自己的理想推動社會發展和民族進步，但是他們都有致命的思想觀念的缺陷，都容易將中國引向歧途。對於柳亞子來說，他不是這場爭論的旁觀者，而是傾向於革命派這一邊，那他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革命派的缺陷。當然，後來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也傾向於革命派，因此，柳亞子等人的思想觀念得到了比較高的評價。
柳亞子確實參加了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中國教育會」，並且非常崇拜鄒容、章太炎、孫中山等鼓吹革命，反對滿清統治者的人士，思想頗為激進，「醉心革命」（第41頁），「革命激情熾烈如火，洶湧澎湃」（第45頁），甚至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但是他並沒有參加武裝暴動，就連他的朋友蘇曼殊都參加過暗殺團，而他卻沒有。就他的交往來說，他常常與文人待在一起，吟詩唱和，再就是遊山玩水，就連為那些武裝鬥爭者出謀劃策都沒有。1909年，柳亞子和高旭、陳去病等組建的南社成立。就其性質來看，應該是一個鬆散的文人墨客雅集團體，與柳亞子高漲的革命激情似乎有些不相配，不過，再看柳亞子的行為，似乎很契合於他。因為他雖然推崇革命，時常表現出激憤之情，但是他常常參加的是詩酒唱和雅集聚會。「酒宴中，社友們豪飲暢談，指點江山，臧否古今，逸興飛揚。」（第76頁）從柳亞子組建南社以及他的行為來看，他雖時常為革命而慷慨激昂，包括寫詩作文、發表演講，但是他只能說是革命的鼓吹者和啦啦隊，而不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後來，遊歷和詩酒構成了柳亞子人生最重要的兩項內容，而這也就決定了他只能是文人而不能成為革命家或者政治家。
既然不是革命家，柳亞子當然不會參加革命活動，在辛亥革命時期，他沒有參加武裝暴動；國共反目時，他雖然十分讚賞共產黨，與共產黨人關係密切（之前還向惲代英提出建議除掉蔣介石），但是他沒有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加入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既然不是政治家，這就決定了柳亞子所接觸到的現代政治理論只是皮毛。如果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他必然要深入思考革命的理論問題，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深入調查、分析和研究，及時提出自己的改造社會的政治理論。然而，柳亞子只是一個文人，一個激情澎湃的文人，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只期盼改造社會，按照烏托邦的理想建立起新的社會，但是新的社會究竟什麼樣，他也只是人云亦云，聽從和迷信別人的描述，沒有思考別人的理想王國可能存在的問題。就最現實的情況來說，柳亞子如果是一位政治家，他就應該思考革命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革命決不是簡單地推翻現有的政權，革命後如何實現社會的現代轉型？革命所建立的權力如何確保其公平、公正？革命如何革除以前社會的各種弊端？等等，可惜柳亞子一直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當然，不只是柳亞子一個人，就是那個時代的文人也很少思考這些問題，倒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地照搬他人的理論和所謂的「經驗」，既沒有認真深入地思考，也沒有作科學研究，進而不可避免地為現實中的種種假象所迷惑。既然柳亞子既不是革命家，也不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他只能是一個熱衷於政治的文人，然而，這樣的文人很尷尬，因為他很難確定自己的身份。他在慷慨激昂，指點江山，激情澎湃之時，他無疑將自己擺在政治家的位置，似乎自己已經是領袖式的人物；然而他只能到此為止，不能實實在在地為政治做點什麼，一有時間，不是喝酒、遊玩，就是吟詩作文，似乎革命距他比較遙遠，與他關係不大。有時他也去憑弔那些革命烈士，但也僅僅是憑弔一下而已。如果說他看重文人身份，他又不甘寂寞，待在書房裡踏踏實實做些學問，而是喜歡參合到政治之中，頗有幾分憤青的味道。
在柳亞子看來，革命「首先是群體的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其次是個人進行暗殺，除掉虜酋敵首，自然乾坤複位。」（第47頁）周廣秀認為柳亞子的革命觀「極為幼稚」（第47頁），我很贊同。柳亞子的革命觀歸根結底一句話：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的這種看法，是有傳統的。民間有句話：「擒賊先擒王」。將王擒住，似乎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殊不知，除掉的僅僅是「虜酋敵首」，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產生新的「虜酋敵首」土壤和溫床。這就是說，中國的問題是社會的問題，而不是少數幾個「虜酋敵首」的問題。問題還在於，持暴力解決問題觀點的不只是柳亞子一個人，當時的中國革命者和文人普遍持有這一看法。而這種普遍的頭腦簡單就意味著中國革命必然會出問題──治標不治本，沒有走出僅僅更替統治者的歷史怪圈。這就是說，柳亞子雖然接觸到西方的思想理論，但是沒有以此為基點進一步深入思考下去，沒有繼續研究下去，只是停留在淺嘗輒止的皮毛上，那麼在這種思想理論基礎上的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重蹈舊轍，那麼這樣的革命對整個社會來說，破壞性很大，推動歷史進步的意義十分有限，遠遠小於對社會的破壞。
柳亞子所持的思想理論加上他那極其自負的性格，使他自己也陷入了Z制的怪圈。他在執掌南社的大權之時，與社友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就具有這樣的性質。南社與之前成立的「中國教育會」一樣，既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卻又具有文人社團的特徵。一幫文人建立這樣的社團不可避免地陷於歷史的窠臼，並不具有現代政黨的性質。當然，不只是南社，就是在上個世紀之交成立的各種社團組織，也都不具備現代政黨的性質。雖然有些組織號稱這個黨，那個黨，但是都存在著領袖崇拜的問題，領袖的權力不僅遠遠超過他人，而且不受監督和制約，擁有超越他人的T權，犧牲他人的權益，要求別人無條件地服從，孫中山曾經就為此受到過宋耀如的批評。由於柳亞子過人的演講才能和巨大的影響力，他被推到了南社領導的位置上，擔任書記員。南社剛剛成立不久，會員高旭就作了《詩中八賢歌》，吟詠南社的八賢，且看其中吟詠柳亞子的詩歌：「翩翩亞子第一流，七律直與三唐儔。目空四海心千秋，十年磨劍願未酬。」柳亞子詩歌確實達到一定的水平，但是要說他的詩「第一流」，明顯是諛詞，而且還將其與歷經千年的唐詩相比，稱其與唐詩不相上下，不僅是誇張，而且是拍馬屁拍到天上了。且不說高旭的人品如何，但就他寫此諛詩，顯然是看中的是柳亞子「書記員」的身份，而這身份決定著他的地位和某種權力。在1912年的南社第7次雅集上，柳亞子提出修改條例的建議。建議的主要內容是改三人編輯製為一人編輯制，而且這一人就是由他來擔任。他甚至說：「我認為用不著避免大權獨攬的嫌疑的。」（第120頁）虧他說得十分坦率，其實就是Z制。人家反對他的意見，他沒有反駁人家反對的理由，而是指責人家是在「報復」（第120頁）。所謂「報復」論，其實是在偷換話題，替自己的專制打掩護。這是柳亞子聰明的地方，別人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跟著他轉移話題。而反對柳亞子一人擔任編輯的正是前面所提到了吹捧柳亞子的那個人。至於高旭為什麼由先前的吹捧轉為此時的激烈反對，自有其原因。同是南社社員的鄭逸梅認為：「兩人都有脾氣，時常鬧彆扭。」（第120頁）鄭逸梅這句各打五十大板的話確實有些道理，特別批評了高旭和柳亞子兩人的極端自負，但是沒有揭示出這件事本身的意味：柳亞子聽不得不同的意見，比較Z制；而高旭的反對雖然包含某種私心，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錯誤，但是作為反對意見多少還具有制約的作用，多少包含著民主的因子。可惜的是，當時沒有人看到這一點，後來認識到這一點的也不多。1917年，柳亞子與聞宥就詩歌問題展開爭論，進而爆發一場激烈的筆戰。本來，展開爭論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應上火，如果能說服對方則很好，不能說服對方，可以進一步討論，如果人家講得有道理（不一定全有道理），也應該認真地傾聽並虛心接受，然而他們卻動了肝火似乎不接受自己的觀點就不行，就是頑固地堅持錯誤，總以為自己站在真理一邊，別人都是錯誤的。因而，爭論的雙方鬧得不可開交。不僅如此，他們的爭論還將其他人卷了進來。而那些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筆戰，其實也都不一定就是將問題搞清楚，而是選邊站隊，以個人的關係來投入戰鬥。這樣，朱璽和成舍我也都卷了進了柳、聞之爭。更為關鍵的是，筆戰發展到後來已經不再討論學術問題，也不在詩歌本身，而是「除了惡俗的謾罵，就是無中生有的捏造」（第164頁）。文人的氣度沒有了，劣根性完全暴露了出來。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不曾見到。像這樣有討論問題進而發展到惡意的人生攻擊和侮辱的筆戰，20世紀以來的中國屢屢出現，著實十分可悲。柳亞子面對著洶湧的圍攻，無法冷靜下來，他「已經怒不可遏，不得不以眼牙相還了，而且態度決絕，不留任何餘地。」（第165頁）到了這個時候，他這個「柳人權」已經顧不得別人的言論自由的人權了，只想到自己的權力。柳亞子憤怒之情可以理解，然而他自擬一份驅逐朱璽的布告刊發在《民國日報》上，利用手中的權力要將朱璽驅逐出南社。如果說朱璽違犯了南社的章程，確實需要開除，至少應該由南社組織機構來作出開除的決定，而不是某個領導自作主張，即使理由非常充分，領導個人擬訂驅逐令並且登報公開，都不合程序。柳亞子此舉明顯是將個人私事帶到南社的組織中來，其獨CZ制性顯而易見。柳亞子驅逐朱璽的事受到了成舍我的嚴厲批評：「柳棄疾（指柳亞子──引者）何以得一人之私，妄為進退！今日既能以私忿逐朱君，異日又何嘗不可以逐朱君者逐他人！」「似此專橫恣肆之主任，自應急謀抵制，以杜其壟斷自私之漸。」「柳棄疾霸佔南社，違背社章，專橫恣肆，甘為公敵。」（第166頁）柳亞子的行為遭到抵制和批評是很應該的，因為這是維護南社民主之舉。當然。僅僅抵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採取措施，否則南社就可能變成私人的工具。問題是究竟該採取什麼措施，才能有效地阻止南社淪為領導的專制工具？成舍我在指出問題後不是召集大家一同討論這個問題，而是選擇了斷絕與南社的關係，從而造成南社的分裂。不過，指責柳亞子「甘為公敵」實在言過其實。所以，成舍我雖然指出了柳亞子問題所在，但是採取的方式不可取。這場筆戰發展到南社一場內訌，造成了南社的大分裂。這是包括後人在內的許多人不願看到的，有些人感到十分惋惜。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許多人沒有從民主與Z制上來認識，沒有認識到南社的組織機制問題，從根本上說，南社的成員基本上還是傳統式的文人，而很少有現代知識分子，既缺乏科學理性精神，又不能尊重不同的意見，有效地保護少數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自由表達的權利，更很少意識到對領導人的權力制約，以避免其濫用其權力，倒有不少人對於其推崇的領導人絕對的信任，進而對任何不利於其崇拜的領導人的言行一概予以批評和責備，甚至視其為死敵。還有一些人要維持所謂的「大局」，出發點似乎不錯，但是總以犧牲少數者的權益作代價，更犧牲了公平正義。
經此事件，隨著南社走了下坡路，柳亞子便順水推舟，下決心不再幹了。於是，南社選出了新的領導人。但是，柳亞子內心還是認為：「南社不能沒有柳亞子，不能沒有柳亞子威望、熱情和責任心，否則，南社這座大廈就會坍塌。」（第168頁）周廣秀也認同這一看法。他在傳記中接著寫道：「如果柳亞子不是這樣急流勇退，而是堅持熱情、認真、負責地履行主任之職，不見得就沒有絕大多數包括曾經唇槍舌劍大肆攻訐的反動派理解的機會，當然就不見得沒有統一思想認識，鞏固內部團結，汲納先進學說，融入時代潮流，重振南社雄風的可能。」（第168頁）其實，任何一個組織機構都不能命繫於一人，其大廈也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支撐的，是靠全體成員共同支撐的，否則，只能演變為獨C者的王國。南社的衰敗從根本上說應該是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機制。
正是懷著這樣的思想意識，柳亞子非常崇拜蘇俄的列寧，自稱「李寧（指列寧──引者）私淑弟子柳棄疾」（第190頁），並且還在文章後面以此自署。柳亞子崇拜列寧是在五四時期。當時，確有不少人推崇列寧及其領導的「十月革命」，但是自認是列寧「私淑弟子」的大概也只有柳亞子，就是後來尊奉列寧思想學說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也沒有這樣自稱。且不說，柳亞子沒有見過列寧，也沒有對列寧的思想理論做過深入的研究，更沒有到蘇聯作實地考察，沒有接觸到蘇聯的社會各界人士，他對列寧和蘇聯的認識完全來自於別人的宣傳。再說列寧即使知道他柳亞子這個人也未必承認這個所謂的「私淑弟子」。而且，他這個列寧的「私淑弟子」後來雖然十分欣賞中共領導人，也非常支持中共，就是沒有加入中共，只是在中共的外圍打轉，頗值得玩味。在盲目崇拜列寧的同時，柳亞子還特別拜服於孫中山的腳下，他在《救國救民的一條大路》中寫道：「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的成績，大家知道是列寧奮鬥的結果。然而，列寧決不能一個人創造俄羅斯蘇維埃聯邦。那麼，共產黨的擁護和聯邦人民的信任，就都是列寧成功的原料了。孫先生的學問，孫先生的道德，孫先生的氣魄，孫先生的才能，都不在列寧之下，為什麼頻年奮鬥，還沒有開中華民國莊嚴璀璨之花，那不是國民黨所應該捫心自愧的事情嗎？」（第194頁）且不說列寧如果得知如此比較他和孫中山，會對這個自稱他「私淑弟子」的柳亞子的這番話持什麼態度呢？，就柳亞子這段話的歷史觀來看，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英雄史觀，是與馬克思、列寧所持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念完全背離，他所要求的是人們對於領袖孫中山的絕對信任和服從，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這是推動對於領袖的個人崇拜，強化領袖的獨C和Z制，這與皇權Z制社會要求人們絕對忠於皇帝沒有什麼區別。
1924年，孫中山去世，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日漸激烈並且公開化，國民黨內部對於共產黨的態度也在分化。作為列寧「私淑弟子」的柳亞子雖然身在國民黨，卻明顯傾向共產黨，這也是不奇怪的。他當然站出來，嚴厲譴責國民黨內排斥共產黨的做法。他在《告國民黨同志書》中認為：「聯俄和容納共產分子，都是本黨總理孫先生的遺訓」，「借口聯俄和容納共產分子而反抗中央時，便無異於反抗總理的遺訓」（第216頁），與此同時，柳亞子聲稱：「號稱本黨黨員，號稱接受總理遺囑的人，而對於總理聯俄的重要政策，公然要反對，這真真是總理的叛徒了。」（第216頁）柳亞子這一番譴責唯一有點力量的是，國民黨黨員雖接受總理遺囑卻違背了其遺囑，這種行為是一種背叛。隨後，他對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持激烈反對的態度，同樣斥之為「總理的叛徒」（第218頁）。然而，就柳亞子的觀點來說，他既不是從國民黨的黨章來談事情，也不是從國民黨的根本利益來談問題，而是以已經去世的孫中山的遺訓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這不僅顯得僵化而教條，而且明顯將作為一個人的孫中山抬到了至高無上的神的位置，在他的心目中，孫中山已經成為真理的化身，說到底，這也是柳亞子的最大的局限──仍然以忠於帝王的思維來看待20世紀的現代政治中的問題。
在崇拜孫中山的同時，柳亞子對蔣介石恨之入骨，原因是蔣介石自1926年開始清黨，柳亞子在得知情況後，直接向共產黨人惲代英建議將蔣介石一槍打死：「照我的主張，就非立刻出重賞求勇夫，把這個王八蛋打死了再講。」（第221頁）柳亞子的這幾句話，根本不像出自一個文人之口，更不像是20世紀知識分子之言，倒像是一個莽撞的憤青之言，既粗魯──直接罵人，又以為殺了一個蔣介石，就可以解決國共之間日益擴大的間隙和仇恨的問題，把十分複雜的政治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蔣介石後來對共產黨大開殺戒固然成問題，但是以暗殺的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不僅不可取，而且是在製造恐怖，還帶有流氓的性質。1927年，蔣介石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時，柳亞子不敢明確反對，只得流亡日本，過了一段時間的比較逍遙的日子。不過，過了1年，柳亞子就從日本回國，出席國民黨的中央會議。會後，他不敢公開發表文章痛罵國民黨，只能在給兒子和女兒的信中詛咒，稱他所出席的這個會議是「狗屁的靈魂頭會」、「斷命的靈魂頭會」。然而，對於柳亞子的政治態度，蔣介石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但是沒有對他採取什麼措施，更沒有以牙還牙派人刺殺他。所以，柳亞子在蔣介石身邊生活得同樣逍遙自在。雖然柳亞子對待蔣介石語言有些粗魯，但是蔣介石知道他只是一個文人，不過說說而已，也就沒有與他計較，不僅沒有將柳亞子開除出國民黨，而且還讓他到上海通志館編修《上海通志》，希望他人盡其用，回歸到文人的本位。而柳亞子也知道蔣介石沒有要害他的意思，因而沒有脫離國民黨，逃離蔣介石的控制，也就沒有投奔到蘇區或者陝甘寧邊區，一直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保持「藕斷絲連」（第250頁）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可以使柳亞子能夠保持他那優哉游哉的生活條件，而不必遭受貧困落魄和流亡之苦。這大概也是他這個文人聰明的地方。更為有趣的是，1934年，柳亞子作詩《秣陵雜贈》30首，「從蔡元培到汪精衛、蔣介石等各以一詩相贈」（第274頁）。這讓人大跌眼鏡，昔日痛恨蔣介石的柳亞子此時居然給老蔣贈詩，而且此時老蔣在江西圍剿共產黨正烈的時候。我沒有讀到柳亞子贈予蔣介石與汪精衛的詩作，但是既然是贈詩，那麼至少不會去罵他們，多少要說些好話，至於有沒有恭維之言，那要看具體的內容才能確定。如果說柳亞子贈詩給蔣介石和汪精衛是他的一種政治策略，以掩飾他對共產黨的同情和支持，似乎也不合他的性格。
列寧和孫中山去世以後，柳亞子將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身上。「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柳亞子竭力主張「聯合蘇聯，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第257頁），不僅如此，他還將中國的抗日戰爭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258頁），而不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將中國的抗戰納入到左的政治軌道。到了1940年，柳亞子做夢夢見自己在莫斯科謁見到斯大林，他還「勸他（指斯大林──引者）乘英德龍戰之際，先定遠東，遣飛機千架，毀滅東京，並遣紅軍百萬，突破東三省，代中國收復失地。」（第286頁）柳亞子的這個夢所流露出來的愛國之情殷殷可見，但其中也隱含著引狼入室。他以一個文人的單純去看待斯大林。數年後，斯大林確實出兵中國東北，擊潰了日本關東軍，為中國贏得抗戰勝利縮短了時間，但是在佔領中國東北以後，蘇聯紅軍不僅像日本侵略者一樣姦淫中國婦女，而且還掠走了中國東北大量的機器設備。不知道柳亞子後來是否了解到這個情況，如果他有所知曉，又不知道該作何感想。
對於毛澤東，柳亞子得知他擔任中共領袖後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到重慶參加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身在重慶的柳亞子知道毛澤東要來重慶，「驚喜交集，深為毛澤東的大智大勇所折服」（第327頁）這次，柳亞子見到了毛澤東，「覺得他（指毛澤東──引者）這次是抱著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來的，單憑他偉大的人格，就覺得世界上沒有不能感化的人，沒有不能解決的事件。」（第327頁）這次見面，對於柳亞子來說真是受寵若驚，他不僅隨即給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而且還覺得「像是經歷了一場靈魂的洗禮，又像是醍醐灌頂，突然大徹大悟。」（第328頁）經他這麼一襯托，毛澤東完全成了超越一切的神。如果他知道就在不久前延安發生的慘烈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又該作何反應呢？。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柳亞子經歷了反F風運動、反右運動和大Y進運動（他去世前大Y進運動已經開始），但是他的態度如何，內心究竟怎麼想的，由於周廣秀在傳記中沒有敘述和提及，我們無從知曉。他或許沉默，或許迎合，都很難說。由於對毛澤東的頂禮膜拜，柳亞子盛讚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毛澤東這首詞的發表，「頓時轟動了山城，並及於全國。世人從而知道了毛澤東主席不獨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卓越的文學家，偉大詩人。這首詠雪的《沁園春》詞無論置諸任何古今中外的偉大詩作中，也都是第一流的傑作中之傑作。」（第335頁）對於毛澤東的這首詞，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其中蘊藏著帝王意識，柳亞子則予以嚴厲駁斥。別人的批評與柳亞子反駁，都很正常，問題是批評與反駁應該建立在理性基礎上，通過邏輯嚴密的論述讓人信服。可是柳亞子則在《答客難》中是這樣反駁人家的：「他（指毛澤東──引者）是一個政黨的領袖，人民的領袖，自然口氣闊大，不同於鉤章摘句的小儒，這是無可疑義的。人家看見他引了秦皇漢武和唐宗宋祖，還有成吉思汗，便以為他有帝王思想，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話。……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只有人民的領袖，沒有反動的帝皇，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潤之偉大的表示嗎？《沁園春》說得好：『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獨夫民賊，說專制的壽數已終，人民的世紀開始，你就做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已及成吉思汗一流人的地位，還不是一錢不值，所以他要苦口婆心，叫人家不要做帝皇的舊夢嗎？他是人民的領袖，他要生在十九世紀，做一個帝皇也未始不可，其如時代已非帝皇的時代，他哪裡再會有落伍的思想呢？蟾蜍擲糞，不啻若自其口出，誣衊毛潤之的人，只是表示他自己腦中的不乾不淨罷了。要知道中國有氣節有見識的文人，本來是『非堯舜』而『薄湯武』的，這豈又是一般浮囂輕薄的傢伙所能領會呢？龔自珍以一個浪漫主義的文人，還有『平生志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皇』的詩句，你也說他有帝王思想嗎？當然，龔自珍不敢有帝王思想，而毛潤之是不屑有帝王思想，這意義是有分別的。吠聲吠影之流，可以返矣！」（第336頁）柳亞子的這番反駁總的來說是缺乏力量的。首先，他不是從文本出發來討論問題，而是以身份來論，而這所謂的身份完全是宣傳，而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所作的判斷。其次，他以為進入20世紀，帝王思想就該消失了，完全忽視了歷史的複雜性和曲折性。第三，柳亞子文章中將別人稱為「浮囂輕薄的傢伙」，「吠聲吠影之流」，說別人的話是「蟾蜍擲糞」，語言極其粗魯，有失儒雅，與他的詩人身份實在不般配，倒像是潑婦罵街之語。最重要的是，後來的歷史完全證明柳亞子的辯駁是錯誤的。
由於柳亞子親近並支持共產黨，他在共產黨那裡得到了一定的回報。1948年初，作為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的柳亞子被接到了山東煙台，然後再送到北平。一路上，共產黨官員殷勤接待和安排，伺候得十分周到，然後將他安排住進了風景勝地昆明湖。於是，柳亞子開始了他的花瓶人生，為一個時代作民主的點綴和裝飾。柳亞子最初心情不錯，詩興勃發，寫了不少溜須拍馬之作，且看他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開天闢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這首詩一方面吹捧中共最高領導人，另一方面表明自己與中共領導人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然而，令柳亞子沒有想到的是，在接下來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籌備會上，他沒有被列為「常委」，在隨後的文代會上他也沒有被委以重任，於是心裡感到不平，於是發了牢騷。毛澤東了解到柳亞子的牢騷，於是借和詩的方式，勸他不要發牢騷。對於柳亞子發牢騷，周廣秀作了一番探討。他認為：「如果僅僅因為上面提到的一些事，其中主要是『未列名常委』的事，柳亞子就大發牢騷，要回家隱居，也未免過於孩子氣，肯定還有其他的更深層的原因。」（第364頁）這就是說排除了柳亞子僅僅為「未列名常委」而發牢騷的原因。那麼，柳亞子究竟為什麼發牢騷呢？周廣秀的意思是，柳亞子還有「『太多』的『不順眼的事情』」（第364頁）引發了他的不滿，究竟是哪些「不順眼的事情」，具體情況怎麼樣？周廣秀表示「今天已不得而知」（第364頁）。隨後，周廣秀補了一句：「但可以斷定，絕不是有關共產黨的軍國大計，也不是有關個人的政治待遇。」（第364頁）周廣秀在傳記中還引了陳邇冬的說法，意思是柳亞子當年建議惲代英暗殺蔣介石而沒有被共產黨人採納。陳邇冬的說法似乎還有柳亞子本人的意思，其實很不靠譜。首先這事已過去二十多年，而且蔣介石已被趕到台灣島上，共產黨取得了大陸的勝利，建立起新政權。柳亞子沒有必要再糾結這件事。其次，這件事現實意義不大，況且大家正忙於建立新中國，還沒到總結歷史教訓的時候呢。如果說陳邇冬的說法確實是柳亞子的意思，那也是柳亞子覺得自己的牢騷不妥，找個理由掩飾自己的真實的意圖。說柳亞子發牢騷有些「孩子氣」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覺得自己一直親近和支持共產黨，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得到更高的待遇。只是每一個敬佩柳亞子的人都不願意麵對這種令人尷尬的牢騷。
不過，牢騷歸牢騷，柳亞子還是得到了很高的待遇，在頤和園這樣清靜而景色怡人的地方住著，正可以讀書，飲酒，作詩，遊玩……這正是許多文人夢寐以求的待遇。況且，中共也沒有因此慢待他，毛澤東還在工作繁忙中抽出時間與他和詩，當然令他倍感榮耀。於是柳亞子又是春風滿面了。他趕緊寫信，要求待在美國的兒子柳無忌趕快回國，從1949年9月到1950年2月，柳亞子先後至少寫了4封信，非常急迫地催柳無忌回國。然而，柳無忌夫婦直到父母親先後去世，也沒有回國，具體什麼原因，周廣秀在傳記中沒有交代，這裡不好亂猜。但是，可以明確的是，柳無忌夫婦在那個時代沒有回國是很明智的，他們對現實的認識或許比其父親更準確、更深刻。我們知道，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鎮反」文件後不久，兒子柳無非來信告知父親，柳亞子在家鄉黎里的藏書被盜賣。究竟是什麼人乾的？僅僅是為了幾個錢嗎？為什麼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這事有些詭異。或許柳亞子還沒有覺察出什麼。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抓住柳亞子兩枚收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裡的印章的事，指責他「誣衊偉大領袖」（第394頁），此時，柳亞子幸虧早已去世，否則很可能挨批挨斗，那些紅衛兵和造反派是不會跟他講道理的。由此我想到了胡思杜曾經非常幼稚地寫信給父親胡適要他回國，胡適非常冷靜，沒有按兒子的意見辦。結果，胡思杜後來死於非命，而胡適卻比較平靜地度過他的晚年。我們看到，胡思杜寫信給父親的時候還很年青，很容易為眼前的假象所迷惑，目光當然不及父親那麼敏銳，這是很正常的。而柳亞子多次給兒子寫信，力勸其回國，在對現實的認識上居然不及兒子，真讓人覺得可惜。
柳亞子去世後，許多官方人士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都給他很高的評價：陳毅稱讚柳亞子的詩詞「回天身手。絕代風騷」（第290頁）茅盾認為：「柳亞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後這已長期內在舊體詩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詩人」（第396頁）。屈武認為：「柳亞子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是永存的。」（第398頁）其實，柳亞子是一個非常令人可惜的人物。作為一介文人，本來他可以在學問上有所作為，但是他熱衷於政治，直到晚年才想起撰修史著，他「一生的宿願，居然最終也未能實現，空空有如此宏偉的抱負和遠大的計劃。」（第383頁）為時晚矣！以他的條件，要做一番學問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熱衷於政治，結果不能使他靜下心來做學問。柳亞子本來也可以成為政治家，但是他對現代政治並無深刻的認識，他確實讀過一些西方名著，但是沒有作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只停留於表面，這就決定他對政治的認識十分膚淺。柳亞子創作了不少詩詞，組織建立南社，然而他在現代文學史的地位卻很有限，這主要還在於他沒有應合時代的進步，推動南社向現代社團的轉型，既沒有提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文學原則，也沒有創作出體現現代思想意識的具有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由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沒有得到一席之地。而柳亞子本人同樣沒有在文學創作方面留下經典之作，恐怕與他仍然是一個傳統式的文人密切相關。柳亞子如果生活在純粹的傳統社會裡，他也不會那麼激進，或許還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詩人。因而，柳亞子的人生應該說充滿遺憾。因此，這就決定著他仍然是20世紀中國傳統式文人的一個標本。
2018年1月18日於揚州存思屋
孫德喜：《獨立作家》專欄作家。1960年生，男，江蘇淮安人，武漢大學畢業，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獨立作家
TAG:譚越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