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一張文憑，卻被譽為三百年來中國最博學的人！
1925年的清華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學生如果有問題話，先找王國維，王不會再去找梁啟超，梁不會找趙元任，趙還不會的話，最後去找陳寅恪。陳還答不上來，那就是問題本身在當時沒有答案。
說到陳寅恪，他就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更是被譽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從12歲起他就先後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多個國家的高等學府求學18年。
有趣的是，陳寅恪雖然遊學多年卻沒有一個學位。他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豐富，他便去哪裡拜師、聽課、研究。
但對大多數人趨之若鶩的學位，他卻淡然視之，不以為然。
雖然陳寅恪長期遊學歐美，學問博大精深，但在國內的體制下，仍屬於是「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
他的侄子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先生回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1925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時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啟超介紹陳寅恪。梁便推薦陳任國學研究院導師。
當時清華的校長曹雲祥問梁：「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那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聞之大為生氣，遂答曰：「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
接著，梁啟超介紹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曹雲祥聽後立即決定聘請陳寅恪。
而陳寅格一上講台，整個清華就被他折服了，吳宓、朱自清風雨不顧，必定是每節課都來佔座位，就連大名鼎鼎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也跑來蹭課，下課後還意猶未盡畢恭畢敬向他請教。
他對學生們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如果沒有相當底子，一般學生壓根就不敢進他的課堂，因為進去以後就傻眼了，這根本就是在聽天書嘛。
後來一學期下來，學生基本就沒幾個了但只要是堅持下來的，後來都成了一代大家。
由此，清華園的師生很快就折服於陳寅恪的學識。每每他開課，慕名前去的學生擠滿了教室，常常還有別的教授過來旁聽。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北大舵手」鄭天挺教授讚譽陳寅恪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當時的史學界，陳寅恪的學問可以說是最高峰，會十幾種語言，研究貫穿文史，每有見解必不凡俗。
一代學界泰斗，卻沒有學位文憑，這便是陳寅恪的特立獨行之處。「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只求學問，不受學位。陳寅恪讀書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北大校長傅斯年曾這樣說，「陳先生的學問，三百年來僅此一人而已」。
在學術界，陳寅恪是一代傳奇人物，而且一點兒不亞於他所崇拜的王國維，早在1919年留學哈佛期間，國學大師吳宓和他交談過後，即驚為奇才。
在給國內親友的信中他寫到：「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陳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難民一樣開始了一段艱難歲月。
日本佔領香港以後，國人生活物質極端困窘，當時日本的學者就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能麻煩陳教授，。
於是日司令就給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他們夫妻往外拖，就是不吃日本人人的麵粉
。再後來，日本有人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陳寅恪創辦東方文化學院，又被陳寅恪堅決拒絕。
戰爭顛沛流離，物質生活困頓，勞作辛苦，陳寅恪的眼疾日益惡化。此時，他的右眼已經因視網膜的剝落而失明，左眼也只剩下一點點的微弱視力。
當時的電力供應不足，燈光幽暗昏惑，時不時停電，陳寅恪備課與寫作都異常吃力，就連學生的考試分數，也只能讓大女兒流求幫忙謄到成績單的表格中。
但就是在飽受這樣的煎熬中，他還是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
後來的他每天上課，都先在黑板上寫好要講的重點，然後坐到椅子上，閉目講課。
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時，哪怕學生讀錯了一個字，也都會被他指正。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陳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
1944年的那個寒冬，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感到眼前漆黑，他什麼都看不見了。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醫院，而是讓女兒趕緊去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
到了戰後重返清華園時，陳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
壯年目盲，陳寅恪頓時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與失明相比，陳寅恪晚年的命運更令人唏噓。1967年「文革」開始，在黑暗的洪流中，陳寅恪被劃分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他居住的房子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面對如此境況，這個雙目失明的癱瘓老人已無法下地，但還是被抬著出去批鬥。
學生們批鬥陳寅恪時，被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劉節攔住，他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當紅衛兵問劉有什麼感想，劉答道：「能替恩師受批鬥，是我一生的光榮。」
不久後，國務院副總理陶鑄被批鬥，紅衛兵問他為什麼庇護寅恪，陶正色回答：「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對待你們。」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歷程，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他的心愿，他滿腔的控訴聚積在心中，滿是濃的化不開的家國情懷。
歷史的漩渦可以將個人吸納，身不由己的沉浮緊密結合在一起。不論是「行到水窮處」，還是「出入風波里」，風浪相激，凸現出抗爭的勇氣、擔當的力量。
那些時代的巨匠既是歷史航向的校正者，又是動亂年代的犧牲者。他們迸發出來的人性的燦爛光輝，讓戰爭、離亂等動蕩不安的歷史背景略顯黯淡。
那些讓後人景仰的柔弱的身軀，猶如在強權的車輪下傲然開放的梅花，沒有讓精神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塵。
混亂年代，陳公的存在，他的浩然之氣，他的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那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風骨，並未消弭。
而大師的足跡留下來，則是我們回望歷史、反思現在最好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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