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雨：中英「黃金時代」更需讀懂英國

2018年春節將至，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也將開始在英國脫歐後第一次對中國的正式訪問，這對中英關係產生新的影響。在英國首相又一次到來之際，我們感興趣的是，對中國來說，「英國」到底是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決定了我們對中英關係性質和意義的判斷。

中英關係的特殊意義首先在於，即使在今日中國的眼中，「英國」仍是西方文明的代表。雖然英國與希臘、希伯來、羅馬相比，只能算是西方文明與傳統略有些邊緣的繼承者，而絕非中心發源地。但畢竟是這樣一個政治單位，在19世紀中國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彙集了與中華文明幾乎完全相異的傳統與時代特質，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什麼是「西方」：它以海洋而不是陸地為主要活動空間，控制著比本土大百倍的殖民地，用工商業和技術將殖民地和其他地區整合為一個市場經濟體系；它保留著由家族內部繼承關係確定的君主，也有民主選舉的議會；它的社會容得下大規模機械生產，推得動科技革命，卻也尋得見鄉村紳士的田園牧歌。這些特質不僅構成了西方在中國眼中的第一印象，還提供了中國人深入認識西方文明和傳統的動力。中國面對的現代世界，深深地打上了英國的烙印。

所以，在中國不斷成長並逐漸成熟的過程中，必然也要不斷地回應英國特質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挑戰和機遇在經濟實力與政治制度層面體現得緊迫且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但真正持續且重要的是文明與傳統層面上的對話和交鋒。這也是為何在今天，高層次、大範圍、深程度的人文交流在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中英關係中特徵明顯、位置重要———我們甚至能夠說，有意識地進行文明與傳統間的溝通，是中英關係成熟和穩定的象徵，這是中國通過認識他者探索自我，理解自身文明之歷史命運的努力。

然而，我們的來客並不只是另一種文明與傳統的使者，它還是「戰略夥伴」。2004年中英確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其實有對雙方而言都相當重要的、延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和秩序處境作為基礎：二戰後，英帝國全面收縮，從世界秩序的主導者變成了由美國主導的新世界秩序中的配合者和接受者，可同時，英國也始終不忘在「配合」和「接受」美國的同時，利用原有優勢和資源，爭取在世界秩序中的外交和戰略空間。從丘吉爾的三環外交到冷戰後英國對外政策都可以看出，英國想要成為美國與歐洲之間，甚至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與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之間的「特殊角色」：在理想狀態中，這個角色會起到主導甚至塑造歐洲，並在此基礎上協調美歐關係、平衡美蘇關係的關鍵作用；在不得不接受其實力下降的現實條件下，這個角色則會與同樣必須和不同關鍵力量打交道的國家成為戰略夥伴———後一種情況讓我們看到，都要在既有世界秩序劃分出的夾縫之間爭取撬動秩序的主動性，正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中英關係就存在戰略價值的原因。

1950年，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雖然在冷戰背景下雙方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英國可以利用殖民帝國的遺產———香港、印度等地———間接地與中國保持政治聯繫，且偶爾以超脫於冷戰中東西方陣營爭鬥的態度，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樑與線索；中國也有意識地維護這條橋樑與線索，保持了對英關係的剋制和實用主義。冷戰結束後，歐洲謀求成為一個整體，以爭取在世界秩序中獲得一個獨立的位置，在這一趨勢的影響下，英國也越來越難以接受與美國捆綁起來，尤其是用加入如伊拉克戰爭這一類的武裝行動來證明與美國關係的特殊，因此，英國不得不在歐洲和美國之外的空間里尋求可以影響歐美的政治力量，體量和發展潛力都巨大的中國則一定會在英國的戰略視野當中。

對中國來講，改革開放的決定和冷戰的結束意味著我們需要定位自己在新世界秩序之中的角色，如何藉助更有影響的力量擺脫一兩個秩序主導國的封鎖，是上世紀90年代至今戰略方向所在。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使英國成為這一戰略上的合適選擇。所以，中國和英國都有因歷史傳統和權力關係而難以完全融入二戰後世界秩序的部分，故而也都是從不同方面適應並推動二戰後世界秩序發生變化的角色，雙方在彼此眼中都不僅僅是地區性的力量或純經濟性質的合作夥伴，而是提供世界秩序新圖景、新可能的力量。也正是如此，二者之間的互動才具有觸動世界秩序中關鍵角色(如美歐)和影響世界秩序中關鍵環節　(如世界金融市場秩序)的重要意義，21世紀的中英關係也才是「面向全球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但是，這不等於當下「英國」在中國眼中的國際定位完全清晰，實際上，「英國」的國際定位以及以此為基礎對中英關係性質的再判斷，也正是此次英國首相訪華我們要重點觀察並考慮的問題。特雷莎·梅此次中國行是脫歐後英國首相第一次正式訪華，雖然在脫歐之後，英國仍然宣稱要堅持作為「全球力量」，將以更加開放、外向的姿態和更為靈活的方式制定外交政策，但脫歐本身表達的英國民意及其將會帶來的政治經濟後果也不能不讓我們懷疑，英國是否還有足夠的影響力和能力，去扮演影響全球秩序的角色？還是會退回到一個有區域影響力的中等強國的位置上去？　畢竟，脫歐會衝擊倫敦的金融地位、英國的市場前景、不列顛本身的統一及其對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影響力，而如果英國的外交行動不再能夠對歐洲產生示範或刺激競爭的效應，也不再能影響美國的選擇，或填充美國留下的戰略空間，那麼即使梅「積極爭取主動」開拓英國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與一個日漸普通的民族國家間倒不是不可能在合作上越來越密切，但難免會遇到合作空間縮小、戰略意義退化的問題。那麼，中英之間的「黃金時代」是否會只剩下在市場和經貿的互相需要中產生的「黃金」？我們可以結合英國內政在未來的穩定程度，與歐盟、美國、英聯邦關係如何重構等因素拭目以待。然而，更重要的待思考問題是，如果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以及近期一系列國際秩序的變化，真的意味著二戰之後確立的世界秩序瀕臨失效，眾多分散的主權國家將可能重回叢林法則的狀態，中國應該在這樣的世界中扮演怎樣的角色？能夠為世界秩序提供什麼樣的秩序支柱和框架？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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