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
原標題：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
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
極權主義政制只有依靠否定政治與社會權力的差別,削平公域與私域的界限,以國家認定的假信息的傳達和宣傳代替自由流動的公眾輿論,才可能正常運轉。它尋求通過把市民社會完全吸納進入國家的晶體結構的方式消滅市民社會,令所有的公民都永久性地處於監控之下和拘禁之中。然而,一個國家不管多麼強大,要想扼殺所有的社會力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納粹德國失敗之後作為極權體制原型的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統治,於斯大林去世之後在赫魯曉夫的主導下開始調整自身,上個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盛行的極權主義理論也隨之發生了修訂。
卡索夫於1964年提出了「無恐怖的極權主義」的說法,以描述蘇聯陣營的生活的相對正常化,但這種描述仍然是在冷戰的框架下展開的,即把世界劃分為自由和不自由的兩部分。林茲在七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後極權主義」的說法,也是為了反映蘇聯在斯大林死後放棄大規模恐怖的新現實。華爾澤在八十年代則提出「失敗的極權主義」一說。他指出,「極權主義是寄生在敗死了的革命之上的」,「它不能引發任何熱情;它捕獲的心靈是必然性的囚徒,而不是救世信仰的信徒」。
在同一時間裡,東歐的政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展開了大量關於市民社會的思考,思考對象主要集中於極權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捷克的哈維爾也使用「後極權主義」的概念,表達極權統治的恐怖程度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其原則卻依然存在。李慎之曾經精闢地指出,哈維爾所用的「後」是「post」,相當於「在……之後」的「後」,但其更準確的含義應該是「late」,與早期相對。為哈維爾作傳的英國著名政治學者約翰·基恩,就把哈維爾所分析的體制稱為「晚期社會主義」(late-so-cialism)。「後極權主義」在林茲那裡,是用以思考後斯大林主義政制的結構與動力的政治學概念,在與斯台潘合作的《民主的轉型和鞏固問題》一書中,他認為相對於極權主義來說,後極權主義存在有限的、不穩定的多元化;意識形態狂熱有所衰退;社會動員儀式化;領導人由魅力型轉為官僚型。在哈維爾那裡,這個概念主要用來進行文化描述,特別包括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性聲音和抵抗行動。
哈維爾刻劃後極權社會的關鍵詞有「恐懼」和「謊言」。雖然專制黨繼續依賴恐懼和嚴酷的鎮壓,但權力的行使方式變得更具選擇性、更加精明了。不同於行刑室里的拷打折磨,人們現在擔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因為不服從而受到影響——生計、地位、前程以及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等。在這種生存壓力之下,謊言變得無所不在。哈維爾講述了一個蔬菜水果店經理在他的櫥窗里、在洋蔥和胡蘿蔔之間安放一條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故事,然後分析經理為什麼要這樣做。「個人不需要相信所有這些玄妙的東西,但是他們必須表現得好像深信不疑,或者他們得與它們和平共處。然而由於這個緣故,他們必須生活在一個謊言之中。他們不需要接受這個謊言,對於他們來說,接受具有謊言並處於謊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夠。由於這個突出的事實,個人鞏固了這個制度,實現了這個制度,創造了這個制度,就是這個制度。」
在假面具下生活的眾人是不可能形成公開、誠實和相互信任的公共生活的。因此,哈維爾提出「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he truth),這源於他的一種信念,即對後極權社會的壓力的民主抵抗發軔自國家之外的日常生活領域。「生活在真實中」是在存在的層面上運行的。雖然它也可以體現為公開的、可見的集體行動,如街頭示威或公民結社,但從根本上來講,它是地方性的,隱蔽的,反政治的。它並不追求快速的制度性的轉化,因為那樣會被政治當局輕易剿滅,它只有在遠離正式政治時才最能發揮倫理效果。必須認識到,並不是好的體制保證好的生活,而是正好相反,只有創造了好的生活,好的體制才可能發展起來。哈維爾後來將這種策略稱為「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它要求個人自下而上地擺脫存在於全社會之中的制度維持因素,換言之,個人需要認識到,只要他們表現了對制度的接受,那麼他們就等於在繼續鞏固制度。
既然制度中有組織的權力像低度電流一樣傳遞到所有人身上,那麼後者保衛自己的惟一方法就是讓自己同制度絕緣,防止制度損害自己的私人生活。生活在真實中,就是在「地下」以及國家範圍之外的領域,如家庭、朋友、工作場所、平行的經濟、非官方的文化以及像「七七憲章」這樣的公民動議活動中培育個性化、自我保護和合作的機制。換言之,要建立一種與後極權國家「平行」的及藏於國家之下的開放而靈活的抵抗結構。那些選擇了「生活在真實中」的人將在某種程度上展開一場「存在的革命」,通過實現「獨立的社會生活」,他們將得以展示「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師的武裝」。
哈維爾所代表的是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東歐知識分子「從異議到反對」的轉變,「不再著力於告訴黨國當局如何行事,而是在社會上下大功夫」。例如,1976年創立波蘭最早的獨立組織KOR(保衛工人委員會)的賈塞克·庫隆,在他的著名文章《對一項行動計劃的反思》中得出結論說,最好的引發波蘭社會變化的方式是以社會運動自下施加壓力。他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號:「不要燒毀委員會,建立你自己的委員會。」波蘭民主運動的核心人物亞當·米奇尼克和庫隆的看法一致,也把重心放在社會的自我建設方面,以一種「新的演化論」強調非國家的、獨立的組織的力量,提出演化方針應該針對獨立的公眾而不是政府,平添了KOR和團結工會的生機。
波蘭的自主的公共領域的形成,與阿倫特的論述高度相符。阿倫特強調公共領域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看到了否定政治與社會權力的差別、削平公域與私域的界限的危險性。她把自由的公共領域看作極權主義的對立面,這種政治把公民變為臣民。她認為,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自由是最基本的公民權利。當公民們協力行動時,就會產生權力,「權力不僅對應於人們的行動能力,而且對應於他們協力行動的能力;它屬於一個群體,並且,只要這個群體堅持在一起,它就始終存在」。權力,在阿倫特看來,是尊重社會的多元樣態,使政治自由得到保護的力量。波蘭「獨立的社會運動」的運作原則很簡單:像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生活一樣採取行動。
然而,東歐知識分子對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這些思考,在中國的有關討論中卻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顧昕認為:「這其中的問題在於,中國的民主精英們始終持一種國家主義的進路,他們的關注點近乎壓倒一切地在國家制度、機構和組織的改革上,例如關於修憲問題的討論就是如此,而並不關注社會的變化。這一國家主義的思想進路本身並沒有什麼可質疑之處,但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不平衡關注至少顯示一點,社會在精英的心目中幾乎不佔地位,社會的變化對民主化的影響也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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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丨經濟觀察報
編輯丨鄭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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