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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盡劫波終有期,党項未亡華夏在

原標題:渡盡劫波終有期,党項未亡華夏在


1227年,西夏末帝李睍投降蒙古汗國後,窩闊台汗按照成吉思汗遺囑將其殺掉,並對西夏皇族乃至党項全族進行了殘酷的屠殺。西夏滅亡後,其後裔歷經元、明兩代後逐漸銷聲匿跡,一個曾經稱霸西北近200年的尚武民族就此消失,可謂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件至要之事。對此,20世紀以來,歷史和社會學者對西夏亡國後的党項遺裔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考證,基本證實了西夏後裔党項族人的「最後歸宿」,今特述而論之:


一、蒙古化和回化的党項人:據西夏文獻記載,西夏的先人党項人被稱作彌葯人。西夏國曾在鄂爾多斯高原駐軍,西夏滅亡後,這一地區被蒙古軍佔領,居住於此的原西夏國民仍被稱作「木訥」即「彌葯」,證明他們是西夏人的後裔。元朝至正年間,世祖忽必烈將成吉思汗西征時俘獲的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士兵和工匠安置在河西,留在河西的党項人,有一部分則融合於回族。1976年,專家在甘肅酒泉發現一通漢文、回鶻文合璧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此碑完整記錄了一個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國至蒙古元朝末年的一百三十多年間,歷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職官世襲情況,從中可以了解元朝西夏故地党項遺民的活動。這個家族從西夏亡國後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項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慣用的名字,反映了党項遺民的蒙古化趨勢。



二、藏化的党項人:西夏滅亡後,部分党項人經過數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區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小政權,其首領即叫「西吳王」。如今,木雅地區的人們依然保留著西夏特有的語言和習俗,尤其是其語言被稱作「木雅語」或「道孚語」,與古代的党項族語即西夏語,在發音和基本辭彙上比較接近,而且「道孚」就是古音「大夏」,說明部分党項族人在西夏亡國後返回原籍,與藏民相居,並逐漸藏化。1920年代,英國人伍爾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根據當地部分居民的語言特徵,認為他們有可能是西夏亡國後南徙川康的党項人後裔。近代史家鄧少琴先生曾指出,藏語的「木雅」一詞源自宋朝、元朝時代漢文文獻中的「木納」、「母納」、「密納克」等,原是指西夏國都興慶府地,党項遺民南來後把這個名稱帶到了川康地區。


三是漢化的党項人:在北京的居庸關、河北的保定地區也發現有西夏文碑,說明部分西夏後裔進入漢族地區並逐漸漢化,在河西一帶、江浙地區均有記載證明有西夏後裔存在。此外,在陝北米脂、橫山等地居住著許多拓姓居民,他們有可能是西夏党項拓跋氏的後裔。專家分析,西夏滅亡後,仍有相當一部分党項人留在故地。元代過後,原來屬於西夏的部分地區開始大量遷入漢人、蒙古人、回鶻人,他們與西夏遺民和睦相處、繁衍生息。隨著歲月流逝,西夏後裔與漢地居民經過姓氏、語言、通婚、風俗、崇儒等多方面融合。如1981年,根據安徽地方志記載,有史家發現元朝末期為安慶守帥的余闕為蒙古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於廬州。根據調查結果,並參證《余氏宗譜》,弄清了自元朝末余闕至今已延續二十七世的傳承關係。調查結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慶等地共有餘氏後裔約五千人,他們都已徹底漢化,只有少數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唐兀人後裔。另外,據考察,現今居住在濮陽市柳屯鄉十餘個自然村裡的三千五百多位楊姓居民均為党項遺裔。楊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涼州,西夏末年歸附蒙古,從軍征戰多年,後其子閭馬定居濮陽,易姓楊氏,至今已傳二十八世。楊氏子孫雖然聚族而居,但因長期生活在中原地區,其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已與周圍人毫無二致。事實上,至今中國很多省份都有西夏後裔居住,可以說西夏後裔已融入華夏各族之中。特別是古城西安發現的西夏王朝末帝後人李培業和他珍藏的九部皇族家譜及安徽發現的兩部互相印證的西夏後裔家譜,證明西夏後裔傳承至今,並已成為漢族的成員,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典型例證。


和党項民族一樣逐漸消亡並最終融入中華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還有以下幾個曾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少數民族:


一是匈奴民族:主體在東漢時期被漢人消滅,剩餘部分西逃至歐洲,與馬扎爾人融合,構成今天的匈牙利人。


二是東胡民族:秦時被匈奴滅亡,之後分成兩大部分:烏桓和鮮卑;其中烏桓被曹魏消滅,鮮卑族主體被漢族同化,剩餘的演化為柔然,柔然被突厥擊敗後,再被分化為室韋(蒙古)和契丹;契丹主體被女真族和漢族同化,剩餘的西逃到中亞,與當地人融合,成為中亞人的一部分。蒙古人則建立了大元朝後一直生存到現在。


三是突厥民族:本是匈奴之一個分支,後滅亡柔然,其自身則被後來的回鶻人和漢族人所滅,剩餘的向西逃竄,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四是回鶻民族:亦稱「回紇」、「烏護」、「烏紇」等。回紇是維吾爾族及裕固族等族前身。唐時回紇和吐蕃在北方和西方立國,對中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回紇的前身敕勒是最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分布於貝加爾湖以南的部落聯合體。由於使用一種「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的大車,因此又被稱為高車。北魏時,東鐵勒袁紇游牧於鄂爾渾河和色楞格河流域,且處於突厥汗國的統治之下。隋朝稱韋紇,隋大業元年,袁紇部因反抗突厥的壓迫,與仆固、同羅、拔野古等成立聯盟,總稱回紇。744年,以骨力裴羅為領袖的回紇聯盟在唐朝大軍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國,並建立起漠北回紇汗國,王庭(牙帳)設於鄂爾渾河流域,居民仍以游牧為主。唐朝時,回紇取「迅捷如鶻然」的意思,改作回鶻。立國後,回紇因歷史的關係與唐朝的關係一直很好,不像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大都要對農業國進行騷擾與掠奪。回紇曾幫助唐平定安史之亂。版圖最大時疆域東接室韋,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南跨大漠。回紇後因長期與吐蕃戰爭,加上內訌不斷,於846年被所屬部黠戛斯所亡。始有遺民三路西遷,一遷吐魯番盆地,稱高昌回鶻或西州回鶻;一遷蔥嶺西楚河一帶,稱蔥嶺西回鶻;一遷河西走廊,稱河西回鶻,後來成為河西地方的土著,就是現在的裕固族;其中前兩支定居新疆的回紇,發展成今天的維吾爾族人。


五是氏族:本是匈奴一部分,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民族。從先秦至南北朝,氏族分布在今甘肅、陝西、四川等省的交界處,大部分集中於隴南地區。十六國時期,先後建立過前秦、後涼、成漢等政權,對中國歷史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南北朝以後氏族因為漢化太深而逐漸消亡。


六是羯族:本為匈奴的一部分。兩漢時期,曾轉戰於蒙古草原,其後又隨之南遷,逐漸內徙於上黨武鄉一帶,因為他們既是康居人,又是匈奴的附庸,故稱:「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在公元4世紀被漢人冉閔一次性屠殺20萬人,導致羯族滅種。



創建了中國大地上一個數千平方公里國家的党項民族,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上只剩下一個名詞,可謂中華民族多難歷史的一個縮影。由党項民族的消亡和融合於其他民族,再推及其他六個消亡的少數民族,既可見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獨特之處,亦可知人類歷史發展之大趨勢所在。中華文明所以能夠長盛不衰,除了其文明本身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外,更因為其所處的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周圍的少數民族不斷產生入主中原之企圖,而在遭受武力抵抗和文化同化的雙重作用下,一些少數民族便很快被歷史所淘汰,非獨党項族和其他消亡的少數民族,即便蒙古族和滿族這些曾經成功統治中國上百年的大族,如今其民族的主體性都基本喪失(除了外蒙)。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每一個少數民族的消亡,都意味著華夏民族的一次重生。這個「重生」的過程雖然無論是對於中華民族還是對於消亡了的少數民族,都是無比殘酷。但是,所謂「渡盡劫波仍兄弟」,一個屹立於世界五千年而不倒的偉大民族正是在這樣殘酷的「渡劫」和「淬火」中百鍊成鋼。今人在認識這一民族融合過程之後,當做如下之反思:其一,中華民族當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看待一切外來的民族或人種,一如歷史的唐朝和當今最強大的美國一樣,他們善於接納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人種,所以他們的民族也越來越強大,因為種族的融合和文明的交流幾乎是同步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講,越是開放的心態,越是自信的胸懷,才越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力心。其二,如何在確保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基礎上兼容並蓄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中華文明自宋以來,一直以程朱理學為正統,即至現代,也有馮友蘭等新儒家代表不斷「闡舊邦以賦新命」,然而,這種文化的主體性太過強大,往往影響了其他文化因素的融合和加入,同時也大大影響了其生命力。清朝以降,中國一直強調「中體西用」,即是這種文化心態的反映。殊不知,在他們眼裡,所謂「中體」正是歷代中央集權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團所刻意強調的「劣質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基因正是中華文明雖然歷史悠久但卻治亂循環的根本性原因,也是那些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後被腐蝕同化的主要原因。基於此,當代歷史和文化學者,當客觀發掘和充分認識中華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和劣質基因,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棄之,與此同時,要全面借鑒吸納當前世界上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從中汲取中華文明最缺乏的東西並加以補充,唯其如此,我們的文明才能永遠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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