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李誕-當代中國青年當中的犬儒主義傾向

最近一周以來，我們的文藝中年許知遠又炒出了一波熱度，那就是關於他最近一期的《十三邀》當中與這位佛系青年李誕的對話讓人們又可以引起一番爭奪。筆者基本上看完了「飯店對話」的兩個半小時完整版視頻，相比於十分尷尬的剪輯版，完整版所能提供的人物形象更加飽滿和豐富。此後，筆者對於李誕的態度也有所改觀。本文主要針對李誕身上所展現出來的當代中國青年人的犬儒主義的一面進行分析，試圖從多個角度去理解和剖析這樣一種普遍喪文化的歷史政治根源。

想要襯托李誕所代表的當代青年人身上的癥狀，我們不得不先從許知遠這位文藝中年的身上進行入手，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眼光來對事物和價值進行一番審視，我想這也是許知遠之所以願意進行對話和交流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對這個時代感到好奇，一個70年代末尾出生的孩子，在其童年時期經歷著80年代「美學熱」與「文化熱」的烘培，在90年代市場化浪潮之中度過其大學歲月。這樣的人的理想和信念明顯帶有著弄弄的時代烙印。而培育他在其青年時期知識積累和價值體系樹立的知識分子們，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場創傷之後，無一不退回到了書齋之中默默地做這學問。也許在上一個十年里，當時的媒介還是以紙媒為基礎來進行信息的傳播，許知遠這類公共知識分子所能夠佔據的話語空間是佔主導地位的。然而，到了新媒體的時代，傳播的門檻已經大眾化以後，知識分子能夠佔領的話語權逐漸被下放到了中產階級當中，而李誕這樣一個大學畢業的青年，本來可能會渾渾噩噩的喝著啤酒而去的蒙古小伙，也能夠在網路媒介的簇擁之下，佔據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吐糟」，作為一種舶來的語言風格，成為了當代青年人安放給自身的百憂解。

正文

01

知識結構

我對於許知遠的了解大概是從去年開始的，因為在此之前我個人也未曾經歷過那樣一個以公共知識分子所主導的紙媒話語空間的時代體驗。但是我想借用一下查建英在她的《八十年代訪談錄》當中，所希望給我們刻畫和復原一個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們的集體意識。作家阿城，在薩特的意義上講，當然也是知識分子，他所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知識結構的問題。我在閱讀阿城的訪談之時對這個問題產生了深深的共鳴，我認為是一個值得借鑒的視角以用來審視我們當下的現狀。在阿成的意義上講，知識結構就是主體對於世界知識和經驗的連續性認識與積累。換言之，一種歷史主義的知識論體系，那麼，作為49年初生的阿城，後來被稱之為「耽擱的一代」，文革後的「惡補」對他們來說是順利成章的事情，一個充分必要條件。

而即便是他們當年這些知青如何窮追猛趕，知識結構的斷裂是無法彌補的。也就是說，在49年之後一直到文革結束這段時間，長達三十年的歲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被連根拔起了，這三十年當中，內在的講，他們這一代人是基本上沒有接受太多教育的，外在的講，整個文化傳統的斷裂讓我們已經無法連接過去的記憶。在運動式的生活當中，人們的心靈結構，情感記憶，倫理道德都不同程度的發生了巨變，以至於人性最終的扭曲。而單單從知識結構上來說，這個問題依然沒有改變，歷史的連續性是斷裂的，而知識作為一個社會當中的精神補品卻是缺乏的。對於個人而言，對於世界認識的局限和狹隘成為了被統治階級洗腦的絕佳優勢。對於社會而言，幾代人的知識匱乏給社會帶來了無法挽回的創傷和壓迫也是值得反省的。然而，對於以90後為代表的中國當代青年當中，這樣的歷史主義眼光的集體性缺席是導致我們跌入犬儒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李誕，從頭到腳透出著歷史虛無主義的光芒最終導致了他的擁抱大眾文化。

02

信仰缺席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許知遠代表的是那種古典主義的價值觀，那些在文藝復興時期被重現發現的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理念和體系，成為了大多數當代知識分子的根基。那麼什麼是古典主義的價值觀？在古希臘時期，價值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即便有相對主義和智者們對於絕對價值的衝擊，但這也並不影響柏拉圖來建立他的理念論，而整個理念論的基礎就建立在「善」的理念之上。一直到現代之前，古典主義的價值觀一直是佔主導地位的，而柏拉圖的理念在中世紀這裡就被替換成了「上帝」。現代主義是對古典主義的一個反動，是一種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對現代主義的又一次反動，那些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因為不滿其父母們僅僅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的霸權地位，同樣想在文化上奪取陣地。而我們如今所看到的「吐槽」，正式一種後現代意義上的語言抵抗，它解構所能夠言說的一切，最後留下讓人哈哈一笑的安眠。

因此，許知遠和李誕的對話是一個古典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的對話，他們在各自的價值體系里完成了自洽，但卻又互不兼容。在後現代的語境當中，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沒有絕對的理念，絕對的價值。一切事情都可以相對的來進行看待，這也就是我們在喪失了古典主義式的價值觀之後立馬會進入了虛無主義。那是因為，我們尚未建立起來堅固的東西就被解構掉了，我們把一切崇高的東西都要砸得粉碎，最後付之一炬。事實上，這裡面有兩種崇高，知識分子們身上所繼承的來自古希臘的價值觀一直並且永遠可以稱為我們的精神家園和信仰基礎，在此之上可以不斷的辯證發展，另一種則是八十年代王朔所做的事情，在黨的正統語言當中所進行的解構，也就是對革命浪漫主義的解構。我相信，這是一個國家步入現代化，步入正常化的合理髮展。而李誕這樣的後現代主義者，他將一切都變成了廢墟，讓我們變成了「發笑的土豆」。

03

政治絕望

當今社會上最嚴重的問題依然是政治問題，大眾文化其實早已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幫凶，不論是新聞媒體還是娛樂節目，他們在不經意間就會給人們去灌輸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已經早已不是偷偷摸摸的，然而我們卻能夠在這樣的「吐槽」節目當中發現這些身影。畢竟，他們思考沒有引導大眾來進行批判性的反思，而僅僅是對一些簡單事件做出一種機械性反應。按照歐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其實極權主義在最終階段之前還有一個階段，即在狂熱和恐怖之後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

而現如今，風靡一時的佛系青年則是犬儒主義的代表，人們對政治冷漠甚至是反感而不願談論，電視節目讓人們陷入一種虛假的狂歡當中，所有人的言談舉止都不觸及任何核心的問題，這樣後現代主義者們退回到符號領域，玩弄著想像界的抵抗遊戲。不論是嘻哈音樂還是吐糟話語，我們的抵抗更多的都被規訓到強權之中。人們放棄了對自己生活的美好追求，放棄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放棄了抵抗和鬥爭，最終讓自己身上的鎖鏈越栓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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