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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為何說漢武帝是漢朝亡國的導火索

因為明朝那些事兒,大家可能對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事兒瞭若指掌耳熟能詳,但對漢武帝曾經一度的類似「廢相」事兒卻一無所知。這就不能不講漢武帝時期的內政主要建制內朝的問題。

其實內朝也就是中朝,主要是由皇帝身邊的親信官吏和侍從人員組成的主要政治決策機構和行政力量。

根據某些歷史資料介紹:「漢朝官吏自武帝時起分為外朝官與中朝(內朝)官,外朝官是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等,中朝官是大司馬、近臣(侍中、散騎、常侍、給事中、左右曹等)、尚書等。」大名鼎鼎的衛青和霍去病都曾是漢武帝的內朝大司馬。(而後來在後漢武時代作為首輔呼風喚雨的美男子霍光,也是得益於漢武帝要加強內朝力量,而被哥哥霍去病帶去的),這個後文再說。西漢官吏有中、外朝之分始於漢武帝。關於這,唐朝史學家顏師古注引三國魏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大體上也就是丞相系統的正規官職稱為外朝官,而皇帝近臣如大司馬諸將軍等官職稱為內朝官。可謂是政出多門、壁壘森嚴。

那麼強悍的漢武帝為什麼要抑制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勢力,而把實權轉向以家臣與家丁為主的內朝呢?

這就得從漢初相權和皇權的時有衝突的歷史背景談起。因為西漢前期,丞相都由功臣列侯充任,位高權重,各樹朋黨,勢力強大,發展到了後來對皇權也有了威脅,讓皇帝如芒刺在背。漢朝立國之初,功勛卓著的蕭何、陳平、曹參等國相就讓劉邦睡不著覺,一度蕭何以貪財自污來解除劉邦的猜忌,而出將入相的周勃、周亞夫兩父子也曾讓漢文帝、漢景帝「傷透了腦筋」, 立了殊功的周亞夫最終還因為皇帝的猜忌而以絕食自殺的慘烈方式告別人世,這些都是漢朝皇權與相權明爭暗鬥的惡果。

有鑒於此,漢武帝上台之後 ,為了獨攬大權就必須削弱丞相的權力,分薄稀釋他們對政事的影響力,加強皇權,這也就必須把中樞權力體系的組成方式加以改變,說白了也就是把位高權重重的丞相逐出權力核心,代之以皇帝身邊一些出身低微卻很有才幹的文人、近臣作為施政主體,因為他們能自由出入宮禁,從而就培植出了一批與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員分庭抗禮的內廷官員,內、外朝由此水到渠成。

設立內朝是漢武帝削弱相權的又一重要權術,與推恩令一樣都是加強皇權的「不二法門」,與宋代的「杯酒釋兵權」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以柔克剛」的經典案例。

其實,漢武帝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以少年皇帝出現在政治前台的他,面對的是朝中一言九鼎的丞相。這些老資格、老革命在前朝都是能呼風喚雨的主,對於漢武帝這個乳臭未乾的小皇帝當然不是很尊敬(其實漢景帝用「莫須有」的造反逼位高權重的周亞夫自殺,就是要給漢武帝平穩施政創造條件),發展到後來,漢武帝和朝中丞相多有不合對簿公堂的,為了樹立皇帝權威,漢武帝也只能找借口打壓甚至幹掉敢於頂撞他的丞相,丞相也立馬成了一種「高危職業」,很多人戰戰兢兢之間不願接任丞相之職,與權力財富相比,保命還是第一順位,命都沒了,其他的就失去了意義。

這樣一搞,因為丞相的消極怠工,政令的執行就有了一點困難,甚至於難產,而為了切實貫徹皇帝命令,漢武帝就必須繞開丞相,另闢蹊徑設立中朝,任用自己信得過的身邊人來代行丞相之職,所以尚書台也是這一時期橫空出世的。

那麼,漢武帝為什麼傾向於用自己的身邊人代行政令呢?主要是內朝官員都是皇帝心腹,大多由外戚、家丁、宦官充任,最初都是地位卑微之人,既沒受外朝控制,又能很好地貫徹皇帝旨意,還不會竊取權柄,正如某位歷史研究者所言:「皇帝可以隨意更換,這樣既能保持外朝相府傳統地位的穩定性,又可以加強皇權對相權的制約力量。」

這樣的固權手法,應該是比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為了廢相而進行的大屠殺得分很多,好就好在那份微妙的平衡,頗有武術界中著名的「綿里藏針」的柔術功能,在無聲中化消強大的對抗力量,可謂是「弄權高手」。而且主父偃正是漢武帝在內朝的重要「政治顧問」,幾次上書都能「命中命門」,發揮很好的人才儲備作用。

那麼,漢武帝是如何巧妙地運作他的「內閣制」的呢?

據歷史資料顯示,很會「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漢武帝常常從民間拔擢地位低微而有真才實學的儒士作為政治侍從,並經常和他們商討朝中大事,讓他們暢所欲言地參政議政,發表意見。而這些人大都來自民間,學識淵博又思想開明,最重要的是他們了解民情民意,能切中時弊,更加沒有老官僚的圓滑和保守,而是敢說敢幹,態度開放,

積極進取,強烈支持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改方針,是漢武帝政治上的同盟軍,一條道一起用力的「合作夥伴」。

所以,漢武帝對這一批人非常信任,甚至於是如獲至寶,主父偃、衛青、霍去病都是當時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軍事天才。漢武帝放手讓他們參知政事,並引為心腹,成為改革路上的急先鋒和智囊團。

儘管這些人當時在朝廷不是正式官員,也沒有固定官職,甚至更像是天子的門客。但他們卻經常以「欽差大臣」的名義在朝廷發表施政意見,代表皇帝與朝臣就某些施政問題進行激辯,進行問責,常把朝廷大臣搞得灰頭土臉,只能噤聲。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個與外朝對抗的內朝系統。而這個內朝官系統,史稱「加官」,計有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等多種名號,甚至於後來連外朝大臣中和皇帝關係比較密切的,都可以「轉正」內朝做官,加戴「侍中」等名號參與內朝運作。

隨著皇帝日益重用身邊的工作人員,於是尚書令一職便變得格外重要。根據史書所表:「尚書令原是少府的屬官,為皇帝管章奏文書。」而此時因為皇帝有意架空外朝,所以朝廷大臣們的奏摺當然不能直接進呈皇帝,必須要先送尚書台(尚書令的官署)備審,無形中尚書令也成了「無冕丞相」,和內朝的一干郎、侍中、常侍等共同處理軍國大事,從此以後,丞相權力逐漸虛化,代之以皇帝身邊的御用權力工具內朝。

後來,尚書台的權力越來越大,甚至朝廷大臣要參預政治核心運作,都必須加領「領尚書事」或「平尚書事」的內朝頭銜,皇帝的權力再運作也水到渠成。

也正是漢武帝這一「踢開丞相鬧革命」的大膽膽識,用繞開外朝改變既定施政標準的另類權力操作手法,另闢蹊徑找到了一條固權和專權的有效方法,由於它的彈性和隱密性,既不引起對手的強烈反彈,更加不用啟動腥風血雨的「權力洗禮」,甚至只是用「雞毛當令箭」來化消皇權強大的對立面,可謂是「四兩拔千斤」之功,由此可窺見漢武帝超強的領導才能和用人的「妙手仁心」。

到了最後,漢武帝臨終託孤,只召大將軍霍光等人,居然作為政府首腦的丞相田千秋也被排除在外,沒份接受遺詔,既表明丞相已經被邊緣化,放逐在權力核心之外,成為了名義上的「橡皮圖章」,而且作為它的「替代品」的內朝也已經成為了施政的中堅力量,內外朝也由此正式形成。

到了昭帝時代,外戚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內朝的權力也達到了頂點,也正式宣告了內朝的誕生,從此之後一直到東漢時代,以尚書台為首的內朝權力空前膨脹,權傾朝野,並由此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外戚、宦官專權的局面,同時導致了漢朝的滅亡,始料不及。

如果英明的漢武帝泉下有知,估計一定是哭笑不得的吧,因為他甚至無意中成為了漢亡的直接「導火索」,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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