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索夫斯基《尼采與惡的循環》（二）
根據1969年Mercure de France出版社版本的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翻譯
皮埃爾.克羅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 ）生於1905年8月9日（巴黎），於2001年8月12日逝世（巴黎）。作為作家、思想家、畫家的克羅索夫斯基18歲時曾任安德烈.紀德的秘書。其著名作品《我的鄰居薩德》已有中文譯本，而《尼采與惡的循環》尚無中文譯本。
成家楨 翻譯
（插圖均選自Paul Klee油畫作品）
以鑽研、使其變得能夠負重為借口來探尋西方文化、尤其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基總會回到對它仁慈地合法化。只要尼采揭露了一切建立在對外部限制（這個限制是其必然施加的）的意識形態否認上的社會，那麼一切可能的合法化就會進一步被打破。這個對限制的意識形態否認通過文化的概念來表達自己。因此，這也是通過從概念出發的對文化的錯誤闡釋來表達的。文化的概念僅僅在現代社會中才產生，這是過去文化之消失的證據。
青年尼采從古希臘城邦中得出的描述成為了一個幻影（phantasme），它在同文化概念的不可調和中更加糾纏不清。「奴隸屬於一種文化的本質，這個真理沒有留下任何關於生存之絕對價值的懷疑。由於文化的普羅米修斯式的煽動者的緣故，這真理就是一隻啃食著其肝臟的禿鷲。」
根據尼采，過去的文化不具有群畜的基礎。它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此，對於文化的資產階級式的概念來說，它是一個怪胎。雖然尼采也依賴於這一概念，但他還是要去摧毀它。然而，文化的概念就像自由的概念：二者都包含著一種特殊的現代事實：實驗（expérimentation）的事實。稍後我們會看到實驗如何重建了文化概念所漏掉的奴役（servitude）。對於尼采來說，可以這樣總結：這就是個人中、爭鬥中以及流露出來的強迫中存在的力量，；它們中誰成了主人，誰又成了奴隸呢？實驗總是涉及創造者、一個實驗性的對象、失敗、成功、受害者與犧牲者。
在1871年，那時尼采還沒有歷經其思想的所有階段，也還沒有改造其獨有的認知連續的西方文化意義的方法，他就在被巴黎公社造成的杜伊勒里宮的火災報告【1871年5月23日，法國政府軍攻入巴黎，公社當局見面臨失敗，下令焚毀巴黎的各主要建築，包括盧浮宮、盧森堡宮、巴黎歌劇院、巴黎市政廳、內政部、司法部、王宮（Palais Royal）、以及香榭麗舍大街兩旁的豪華飯店和高級公寓樓】中準確地看到了關於傳統文化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討論：
尼采寫給格斯多夫（Gersdorff）「......我們究竟在何種意義上適應於我們現代生活的現象，準確地說，是基督教歐洲及其國家的現象呢？不過，首要地是，古羅馬文明現在統治著一切地方，它流露出了影響著我們世界的缺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所有人，以及我們的思想，都對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種相似的恐懼負有罪責：以便我們出於對自身的感情而不去把反對文化的鬥爭的犯罪僅僅歸因於這些不幸。我明白這要說的是：反對文化的鬥爭。當我知道了巴黎火災的消息時，我好幾天沉浸在虛無之中，淚水與懷疑壓倒了我：我們科學的、哲學的還有藝術的生活之集合在我看來顯得荒謬，從那時起，只需一天就足以抹掉所有的奇蹟，甚至是藝術的全部時期。我堅持著對於藝術之形而上學價值的嚴肅信仰——它不會由於可憐人而存在，而是應當完成更崇高的任務。但是，儘管我異常憂鬱，我也不會朝瀆神者扔石子，因為他們在我看來只是一些帶著普遍之罪的人，而這些罪還優待沉思！......」
這個年輕的語文學教授【指尼采】在19世紀70年代的時候還像一個博學的「資產階級」那樣表達與行動：然而，他那宣稱「藝術不會由於可憐人而存在」的憤世嫉俗的句子暗示了他獨有的諷刺性批判，他獨有的在最初與最後幾行字中被表達出來的譴責：如果藝術不是為了可憐人而存在的，那麼可憐人就負有摧毀藝術的罪責：但是，他們只是陳述了他們的藝術、普遍的藝術，這種藝術存在於掩飾我們在文化外面的不安。承擔反對文化的罪名——這就是仍然是古希臘研究者的青年尼采思想中隱藏的主題。這個承擔只是後來那些年裡越來越明晰的主題的反面：承擔反對生存之苦難的文化之罪——這最終質疑了文化本身：一種有罪的文化。
首要的是，這涉及一種完全脫離常規的視角：巴黎公社的社員從未只想過以社會的苦難之名去攻擊藝術。尼採在這裡提出問題的方法——在一個新的錯誤被聲明之後——恰恰證明了他自己所承認的東西：一種資產階級式的罪責的感受。但是，從這裡開始，他提出了一個真正的問題。我享受著文化（而貧困階級被剝奪了享受它的可能的）是否是有罪的？
他藉助我們的罪所要表達的（在他看來，這是縱火犯的姿態的緣故）是讓基督教以及後-基督教道德維持著混亂：即，幻象、文化的虛偽，它並不知道社會中的不平等，而現在只有不平等才使得文化是可能的：不平等與鬥爭（在受到觸動的不同群體之間的）。
在其短暫生涯的結尾，尼采採取了支持作為不可撤回之力量的「有罪者」的立場，這可能要優於排除了他的事物之秩序。拒絕朝不幸的巴黎公社社員扔石子，拒絕朝普遍之罪的承擔者扔石子，它們同時證明了一種天生的團結（仍然未被承認）以及一個問題——它對於青年尼采來說是無法解決的。這個問題就處在這樣的術語里：「文化」——「社會的苦難」——「罪」——「反對文化的鬥爭」。
「我後來才發現——準確來說——那個造成我的缺陷的東西：正義。『正義是什麼？它是可能的嗎？如果它不該如此，那麼生命是如何能夠忍受的呢？』——這便是我不斷在捫心自問的東西。我十分憂慮我到處——我深入研究了我自己——只找到激情、既定視角下的觀點、被剝奪了正義之先決條件的東西的非反思：但是，反思在哪裡呢？——反思來自於一種廣博的洞察力。那唯一能被我歸於自己的事情就是勇氣與某種苛刻，這是對自身長期統治的結果。」
只要文化意味著奴役，並且作為奴役的（不被承認的）結果，那麼罪的問題就會持續下去。
在文化中生存是否就是意欲奴役？如果奴役被取消了，那麼文化會變成什麼？應該讓文化對所有人敞開大門嗎？人們還會有一種奴隸文化嗎？這似乎是個錯誤的問題：文化本就是奴隸的作品——為了製作文化，奴隸就是文化有意識的主人——這就是黑格爾所表明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有意跟隨科耶夫對《精神現象學》該段落給予的精彩註解）。尼采是其不可救藥的受益者。對於尼采來說，成為文化之主人的奴隸只不過是基督教道德：因為它在集體性中延長了自己，首先是以「資產階級文化」的形式，後來是以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形式，所以尼采——出於其無知（這就是喬治.巴塔耶令人害怕的天才所在[《內在體驗》]，它強調了《道德譜系學》里的這種無知。也可以參照吉爾.德勒茲的高明著作《尼采與哲學》，因為它涉及到了尼采和黑格爾的關係）——從根基上攻擊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辯證法只是通過它對苦惱意識、自主意識（在主人那裡）——而這個自主意識又在其自主性中由於被另一個自主意識認識而失望，那時，從屬的意識（即奴隸的意識）就必然取代自主意識——的分析而歪曲了「最初的慾望」（力量意志）。
在尼采那裡（即在其談及辯證法的段落的「無知」之中）並沒有交互性的需求。相反的是，出於其特異性——不可交流的感情的統治，尼采依舊對被另一個意識所思考的自為的意識感到陌生。
統治力歸屬於感受生存的抽象方法之中，它通過賦有敵意的抵抗而豐富自己，或者通過一種共同的感情來增長。奴隸放棄了他的感情，使之與勞作對立。這勞作使他從感情中轉移出來，並將他判為反對抽象的東西。隨著他放棄了自己的特異性，客觀化在沒找到他的瘋狂的對應物的東西上面更多地增加了。整個由奴隸意識在自主意識的限制下開始建造的文化的、歷史的、人類的世界——奴隸意識通過它成為了自主的，並且戰勝了主人意識——這個文化世界——，而尼采恰恰反對這個他是其產物以及受益者的世界和文化：尼采把在文化世界裡的客觀化的奴隸意識帶回到它的源頭處。
然而，藉助藝術，感觸（affect)世界的再生產只是由於這個歷史的、文化的世界（它由奴隸意識創造）才可能；藝術難道不是奴隸意識變成自主意識的見證嗎？但是現在，一種新的奴役統治著事實：因為歷史的、人類的世界並不能讓感觸沉默：為了自主意識能以新的方式完全戰勝原初慾望（Désir initial）（這通過主人的閑散表現出來），藝術應該消失（人們將會注意到尼採在何種程度上預見到了藝術在未來的工業規劃中的消失），感觸應該被完全吸收進可交換的產品製造術中。只要感觸仍留存著，只要它們仍假設了閑散——這必然需要對於大多數人的奴役嗎？但是，問題是在這裡：感觸自身奴役著其他感觸嗎？不是首先奴役其他個體，而是被在同一個個體之中。感觸的行為決定了群畜的本質或者個人的獨居。而且，對於尼采來說，群畜意味著奴役。尼采堅持有罪的文化這個觀點，直至他懷疑意識及其範疇——以感觸世界之名。從那時起才有一種文化的「普遍有罪的承擔者」，它掩蓋了資產階級道德的自我矛盾：尼採在他的幻象中看到了盧浮宮這的珍寶處在大火之中。這些珍寶並不重要，而是源自它們的感情重要。然而，這些感情讓不平等進行統治：如果不平等讓生命變得無法忍受，那麼就應該有「勇氣與堅毅」來承受它。
「將人類的自然衝動的勇氣歸還人類。
阻止人類對自身的低估（不是將自己作為個體的低估，而是將自己作為自然的低估）。
在知道了我們在此處引入的東西之後，人們從那些東西中提取出對立物。
人們以一種普遍的方式（罪、懲罰、正義、榮譽、自由、愛等等）從生存中提取出社會的特異之處。」
作現實主義者，行不可能之事——布朗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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