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故事｜方力鈞講述早年藝術經歷

創意 01-31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藝術神馬 ID：yishushenma

藝術故事｜方力鈞講述早年藝術經歷

方力鈞，《2006》，840×560×32cm，銅、金箔、鋼條、鐵板，藝術家自藏

編者按：多年前曾拜讀過方力鈞的著作《像野狗一樣生存》，被方力鈞的大智慧、對自己作品無與倫比的自信和豁達的為人處事方式深深地感染，藝術家之所以為藝術家也大概應該具有這樣的胸懷和氣魄吧。今年在民生美術館的展覽，方力鈞又梳理了他自己一個人的藝術史，其中有些很生動的故事，便於大家更深刻的了解方力鈞其人和那一段歷史，遂特意分享出來。

1.開始

那天，像通常一樣，我跟著小朋友們去露天廣場參加批判會，那是最好玩的遊戲，甚至超齣電影；因為電影中的每句台詞，幾乎所有的觀眾都背的滾瓜爛熟。但這次，被押上台的人中有一個我熟悉，是我爺爺。他脖子上用鐵絲掛一個黑板，上面白字寫著「方地主」，頭上戴著一個白紙糊的尖帽子，剛被扭到台上，就被一巴掌打掉，漏出稀稀落落的禿頂。之前只每次跟著大人小朋友們喊「打倒劉地主」、「打倒王地主」比其他人都更起勁兒，這次，所有人也都在喊，只有我一個人擠在操場中間人群里，逃不掉，天旋地轉，腦袋塞在褲襠里、入地無門。

有一次家中無人；一幫小朋友提議到我家裡做遊戲，在我的家裡玩耍是我的驕傲，但這美好短暫而脆弱，小朋友們開始謾罵圍毆我，我的屬於垃圾階級的心理和地位無法成為他們的對手，這時，年長我六歲的哥哥回來了，他被眼見的事氣瘋了，於是痛打了其中領頭的，也年長我幾歲的孩子。當家長們陸續下班，我們聽到後排那孩子的哭訴，隨著咚咚的腳步和男子發瘋一樣雄壯的怒吼，那孩子的父親提著菜刀和棍子向家裡衝來，我的哥哥，被同樣屬於垃圾階級時刻準備逃跑和躲藏的鄰居救走並隱藏起來。男人帶領著他們全家，站在我們家的門檻里，揮舞著菜刀和棍子，指點著我父母的腦袋和脖子謾罵著，母親抱著我著我，瑟瑟躲在牆角床上，不敢喘氣。（1969年前後）

1970年冬天的一個深夜，我和爺爺被爸爸鬼鬼祟祟地送到火車上。

在一個深夜，我被爺爺強行從被窩裡叫醒，那已經是老家唐山丰南的火車站。爺爺用大綑的白棉布一層又一層往我身上裹，我拚命掙扎，最終還是被裹了嚴嚴實實。又被穿上棉襖棉褲，從火炕上抱到院子里，早已經準備好的一架驢車在雪地里等著，狹小的木頭車廂里整整齊齊鋪著厚厚的褥子被子，爺爺把我仔細的塞進被子，自己也鑽進來，抱著我躺好。

黑夜裡大地上雪白茫茫整個大地，滿世界還沒有落下一個腳印。寂靜中家裡的親戚把祖孫兩個送回了祖籍，我們逃回了丰南縣輝坨村。

我受到特別的疼愛，早上熱騰騰的豆腐腦會被爺爺端到炕上來，火炕最暖的炕頭是我的特權，早春時節還常有拾來的小鳥蛋陪伴，爺爺讓我躲在門後偷吃家裡僅有的細糧饅頭, 但有一次爺爺強迫我踏著晨雪冒著寒冷去為奶奶買一份豆腐腦，有一次一大早領著我沿著村裡的小路去拾糞，有一次帶著我去收割完了的玉米地里去垉柴——長大後我發現，在老家逃難的一年四季里，地里農活的每個過程我都經歷了。

回邯鄲後，爸爸帶我到工會。這是封資修們的窩點。工人階級大都沒文化，批判封資修的大字報，黑板報都得由他們自己來做。爸爸把我委託給他們學畫畫。曹振環老師拿給我一幅散頁的紅燈記連環畫說：「回去照著畫吧。」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學畫畫出身，自己本來也不知所以然，然而這是個吸引人的地方，紅紅綠綠的宣傳紙，各式毛筆鉛筆顏色，除了使用，足夠我向其他小朋友炫耀了，當然前提是你得經常帶自己的作業給老師們看。

爸爸被下放到基層做火車司機，不時買回沒有格子的速寫本，或長相奇怪的木工鉛筆之類。這在那個時間環境中，比今天的頂級奢侈品還更吸引人，「你還想要麼，你把他們用完了，再給你買。」於是我必須多些時間在家裡或工會，使用消耗我專有的奢侈品。

2.姬大爺一家

資本家老姬被批判了，這對以貧困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鐵路大院的造反派們是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在這之後他立刻變了一個人；上下班的路上，幾乎永遠低頭尋匿，生怕漏過任何一點有價值的廢舊物；一旦接近垃圾堆，抑制不住的喜悅貪婪的掛在臉上；狹窄的衚衕里，每遇到路人，遠遠就卑微的側身立在路邊，低賤的彎弓著腰，面目不清，眼神飄移；他從此不再洗澡，不換衣服，任憑自己的惡臭飄蕩，路人，工友，甚至造反派掩鼻而去；他將被褥放在潮濕的床下——那種普通工人宿舍的平房，紅磚鋪成的地——自己每天晚上鑽到床底下，打開陰暗潮濕的鋪蓋卷，睡在地上。造反派們就此打住，沒有人願意接近渾身惡臭的人，哪怕他是資本家。

可能只有我一個人在路上喊他「姬大爺」。偶爾，姬大爺給老伴使一個眼色，示意留我在家吃飯。

姬老頭的夢想是給每個孩子買一把小提琴。那時，一個學徒工的工資是18元，三級技工的月工資是36元（但已經屬於鳳毛麟角），而一把小提琴的價格是兩百多元。我經常去他們家時，牆上已經掛了三把小提琴了，另有大、中提琴。每個孩子分別在單位，學校，家裡聯繫。幾乎每次在他們家都看著他們六個孩子或者分別或者一起，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兒訓斥他。老頭子總是自己呆在一個角落裡默不作聲。

他的第五個孩子小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那段時間美術組和音樂組共用教室，我們畫畫，他們練琴。我們一起到河邊練習跳高（小五是市跳高賽中學組冠軍），練習結束後一起回家，講述他的音樂和人生夢想。他始終沒能考入音樂學院，後來做了市電視台最優秀的播音員，多年後再見到他時，早已經是春風得意，缽盤滿滿的模樣了；也許正是成功的幻覺壯膽，騎摩托追尾公共汽車，撞死了。小五的死亡，姬家人無法接受。再多年之後，偶然遇到四哥時，還滿嘴髒話的詛咒姬大爺，把家裡的一切不幸，栽在姬老頭頭上，認為一切都是是他爸妨的。

3.脫軌

閆氏沒有考上夢想中的美術學校，到了印染廠的保衛處工作。

他借著工作便利弄了一匹布從廠牆裡扔出去，想下班之後帶給自己崇拜的畫家做畫布，被當場抓獲。於是廠里這段兒時間丟的布全算在他身上，結果被判勞教三年。

1982年我假期回來的時候他來找我，說在勞教所里過的不錯，監獄的看守發現讓他搞宣傳，畫板報，教看守們畫畫；周末時常出來買顏料、畫筆類的材料。等勞教刑期快期滿了，他特別著急，跟我商量，說與其釋放在社會上不被當好人看，還不如在裡面工作不出來了，

以後就是職工而不是犯人了。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他的想法。出獄後，他很努力，給酒店大廳畫壁畫，做裝修，一心想證明自己是個無害的人！但那些獄友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蹤；當我去工作現場看他的時候，他正在畫壁畫，下面坐著五、六個七八個獄友，桌上地下到處是啤酒、啤酒瓶、煙或煙蒂，吃剰亂丟的東西。工程結束，獄友們蜂擁而上，把錢一分，給他留一份兒，下一次依然這樣。這是一個不錯的辦法，獄友們於是聯合起來幫他找活兒；明白人知道惹不起，只能把活兒交給他們。閆氏拚命勞動，卻越陷越深。

無奈之下，閆腦洞大開。終於鐵了心跟定道上的老大混，老大什麼事都交給他辦，他的地位直線攀升。他偷竊的技術，他的智商，他的勤勤懇懇，終於歷練成為「老大」級的資深人物。

4.長期作業

藝術故事｜方力鈞講述早年藝術經歷

方力鈞，《1980.1.25》，靜物素描習作，39.5×54.6cm

「

在方力鈞考大學的時候，很多準備應考的小孩在老師的指導下，都會按蘇式教育體系，擺一些石膏或一些靜物畫寫生。我認為，雖然方力鈞當時畫的這一批作品在小圈子裡十分優秀，但放在全國看肯定談不上是最優秀的。這使我考慮到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很多畫得很好的學生往下發展，在創作上並沒有走出來呢？兩相比較，我感到，他們是為技術而技術，而方力鈞後來並沒把繪畫當作是一件純粹表現技術本身的事。也正因為他始終強調根據自己對人與生活的深度體驗去呈現人與生活的的複雜性，故他常常是將表現什麼與怎麼表現當作同一個問題來處理。值得強調的是，方力鈞在創作中也從不表面地、浮淺地、一般地還原視覺表象，而會加以變形、誇張或超現實的處理。結果在表現方式上也偏離了傳統寫實的表現系統與標準。很明顯，這既與他對作品的主題理解有關，也與他特殊的處事方式或社會經歷有關。而這一藝術特點也提醒我們：既然方力鈞所創造的藝術樣式在本質上包含了一種獨特的世界觀與敘述方式，那麼對他作品的研究與分析，必須將大的文化背景、個人特殊經歷、對創作的理解與具體作品結合起來，否則就會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魯虹（評論家）

5.美麗分裂症

夏天，門窗開著，上喬文科老師花卉寫生課，教室外邊的大馬路上有流動的公審會，喇叭里是宣傳的口號，廣播犯人的名字和犯人的罪。從教室里看到外面很熱鬧，遊行的隊伍慢慢地遠離了我們的教室，繼續畫花卉。老師在跟我們講如何把花畫得更好看，或者怎麼用冷的背景色襯托暖的黃色。很快，我聽到不遠的地方有槍響。課間的時候我們幾個男同學就往槍響的方向跑，就在離我們學校北邊直線距離幾百米的地方有一條河，那是我們經常跑步、散步、寫生的地方。河邊有一個土堆，現在我們明白了這個土堆就是個臨時刑場，被槍斃的人犯已經被拉走了。只有地上的一攤血和為數不多的曾經的圍觀的人，若無其事地在談論剛才的情況。

我還記得在群藝館學畫畫的時候，有一次在中華大街上也有公審會。一排若干輛綠色的解放牌卡車，上面的警察押著各色的犯人，有政治犯、殺人犯、強姦犯、搶劫犯等。在車上面我還發現有我們同院同齡的一個鄰居，也被押在其中。街上人潮如涌，在那個時代又沒有什麼消遣，這種公審會對於老百姓來說就是一種盛大的消遣了。這些卡車在城市中心人多的地方行走得極其緩慢，高音喇叭不斷地高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每個犯人的名字和所犯的罪行。等到過了人群密集的地方，車開得相對快起來。

這一次，我和王志平決定跟著這些卡車到刑場去看個究竟。等到了位於邯鄲市西北角的刑場時，我發現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地方。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到這個地方來撿彈殼，挖彈頭，挖田草根，採桑葉。等我們趕到的時候，犯人們都已經要面對靶場跪成一排了。每一個犯人的後背上插一個牌子，那些牌子都是我們很熟悉的，畫著紅色叉的就是要被槍斃的。在這排犯人里其中有一個穿著小藍花棉襖的像小媳婦一樣的女犯人，這不是一個死刑犯，是一個陪刑的犯人。隨著這個口令槍響了。所有的犯人都栽倒到前方，也包括穿藍棉襖的這個女犯人。過了不知道多久，這個女犯人才又活過來。剛才槍響的一瞬間，她已經被嚇死過去了。

6.順從

校長是剛從部隊轉業回來，覺得校園太過散漫，需要嚴格管理。於是在學校周圍牆安裝上電網，各種規章制度極其嚴格，學生只有星期天才能出校門，其它時間必須持有出門條，但有權開出門條的老師們卻都住在校外的家裡。食堂改成了集體餐，每桌十個人，不拘男女，胃口狀況等一切因素，定時，定量，定粗細糧比例，每餐每組每桌統一一大盆菜，好吃的時候哄搶即沒，難吃的時候幾乎全部浪費；輪到吃窩窩頭，幾乎沒有哪個吃的完，於是窩頭先是滿餐廳飛，繼而滿操場飛--校長還規定男同學的鬢角發線不能低於耳朵的上線--課間操的時候，校長把我們一幫頭髮長的同學叫到面前來，當著全校師生的面，要求我們當天髮型就要達標，否則按曠課處理！一幫同學只跑到理髮店。可是怎麼辦？按照校長的想法，不出幾天我們又會違規，因為鬢角的位置本來就在耳線之下的！無奈之下，靈機一動，「咱們剃光頭吧！」。

第二天校長複查，把散落在隊伍中的一幫人叫上台來；我們本來長期留長發，乍一剃頭，頭皮一塊青一塊白，陽光之下青蘭閃耀。那時候衛生條件差，洗澡極難，頭屑半翹半連的虛掛在頭皮上，見風亂飄。陽光下不同質感的青皮眨一集中，排成一溜，校長頓時青筋暴露，雙足離地而起——就在火山噴發之際，似乎想起了昨天對我們的要求，強壓住怒火，黑著臉，算是簽收了我們的表現。

7.我自己呢？

公司組織去農村體驗生活時，在蝸皇宮半山上第一次喝白酒。年長的同事們三下兩下把我灌趴下，先是天旋地轉，半山破廟深一腳淺一腳不辯道路，雙手扶牆腳卻踩空，剛剛爬起又酒勁湧起來。不要說什麼剛吃進去的肉菜麵食，就是好好躲在膽囊里的膽汁，也像被打汁機一樣一股股向外涌，又不肯給個痛快，你想它老實的時候，它偏要鬧騰，你想把它吐出的時候，卻偏要躲閃。生不如死之際，卻靈光一閃：一個人俊也罷丑也好，不拘陽光陰謀，無論別人所謂正義邪惡，生命自有自己的意義和軌跡，喜悅和傷悲--何必無視自己的存在，非跑到窮鄉僻壤所謂體驗人家的生活？自己正常的生活就不是生活？

8.人體是什麼意思？

人體課，我去晚了。沒有辦法，只好就地坐在模特台下面畫。離模特太近了，盯著脖子，就看不到胸部和五官，盯著胸部，腹部和脖子又看不到了，老師通常教授的構圖、比例一切都無效了。畫形狀哪兒哪兒都不對。乾脆就這樣虛著開始，模模糊糊地畫。正是冬天，除了教室的暖氣，另外有電熱器為模特兒補暖，人體的溫度像壁球樣的加速返出來，一陣一陣的，撲面而來，還沒反應過來，身體的氣味被夾卷著也撲過來。人體是什麼意思、難道是每天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課堂或工作室里，被成千上萬隻手描繪，被千篇一律規定過的所謂構圖、比例、結構，而彈性，體溫，體味呢？血液的流動和脈搏呢？我頓時從一個白日夢裡走出來，之前以為信條的，好像山上的落石，爭先恐後落入溝底，不再是我前面路上的障礙了。

9.曖昧

畢業創作要開始了，用什麼方式進行創作？選擇可以是無邊的，但必須落實到具體的點上。我想用最牢靠的辦法……從小學畫畫的時候就是6B—6H，13 支一套的鉛筆，削的尖尖的，用最軟的6B 開始起稿，5b-4b-h-6h，逐個使用，慢慢精準，一直到完成。使用童子功，技術上沒有任何障礙，進展及其順利，使用的方法是比美院的傳統更傳統的方法，態度是百分之百認真。審議畢業創作時，我是第一個順利通過的，會後系裡老師對我說，那些光頭要能圓一點兒轉過去一點兒就更好了。

這組素描作品參加了「中國現代藝術展」。在開幕後兩個小時內，有六七波觀眾來詢問購買這三件作品；其中有澳大利亞，西班牙使館的工作人員，外企工作的華人，還有中國的導演等，有意思的是，他們跟系裡老師的角度大不相同，完全不理會傳統的學院技法，而著眼於禿頭的隱喻，甚至解讀為反叛。

我覺得自己在整個展覽中，作品即不熱鬧、又太傳統，應當屬於配角的角色。但在之後的<美術>雜誌，<江蘇畫刊>，<美術報>上，都刊用了這幾幅素描。

三年後，這組作品參加了在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舉辦的「中國新藝術展」，羅清琪再次提出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收藏兩件素描作品，同時希望自己收藏一件，並表示作品遲早也會被送給美術館。現在，三幅作品都已經屬於澳洲國家美術館了。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重要美術館收藏。

10.從王府井到圓明園

曲桂林老師將一個留京的名額給了我，過一段時間曲老師來問我有沒有找到單位，再過一段時間，老師說：「給你找到一個單位，造幣廠，有兩居室的住房，待遇很好，但是得坐班，你考慮考慮，趕緊給我一個回信。」我想：20 多歲的年青人，整天坐辦公室翻過來調過去的看同一份報紙，像七老八十的泡一杯茶，任憑生命流失去換個工作、戶口和房子。何不做年輕人的事，等撞到南牆夢醒，再做這樣選擇不遲。

7月1日，搬入介於圓明園、頤和園和國際關係學院之間的「一畝園」工作室，月租一百元。同時，我回到學校，到曲桂林老師主持的業餘美術學習班 (習慣稱「地下班」)代課，每星期兩次，每月有一百元的講課費，正好抵了房租。除了教課，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於和平出版社鮑露滋所預約的插圖，這是能夠維持生活的救命補給。

一天，張薇領了一個海外華人來訪。大家不咸不淡的聊些生活之類的話題，那年輕華人卻被感動了，想買一件木刻作品；說好說一百兌換卷；他掏出一百元，當我們兩個人的手同時碰到鈔票的瞬間，他突然問我：「是不是可以一百元選兩幅 ?」「不可以。」沒等他說完，我斬釘截鐵地說；他暗淡下來的眼神旋即消失，大家興奮的一起哈哈大笑。

1989年12月31日，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寒冷的元旦前夕，在圓明園一畝園租的房子到期了，房東極其憤慨，因為我違反了協定：第一，我曾經答應他們只使用外屋一間房，只一個人居住，可現在，我不但使用了裡屋、還弄來了個顯然不令他們喜歡的人同住，並且我還偷偷使用了他們閑置的電褥子，並且燒壞了它(也險些燒死自己，但我沒敢這樣告訴房東)，我無話可說，我根本不記得曾有過使用一個或兩個屋子討論，我偷偷地試探於天宏，是否可以先搬回北大，如果讓房東覺得找回了些面子，也許還可以多混幾天，甚至熬過這個冬季。這個房子里雖然沒有暖氣，也並未生火，可借了兩邊鄰居家的餘溫，還始終比外面溫暖。

於天宏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傢伙拒絕了我暫時搬出的提議，當房東第二天再次看到老於時，他們平靜但堅決地告訴我，明天，也就是1990年的元旦之前，我必須結清所欠房租搬走。我年青，火氣旺，不曉得通融，不計後果的履行了房東的氣話。一大早，居然找到了一所農家院落。在北大西門的掛甲屯，有一個挺大的院子，裡面有一間很大的屋子，屋子的角落裡堆滿了木頭之類的雜物。大屋子的西頭，另有一處十幾平米的小屋，房東說月租70元，但只能使用裡面的小房。我顧不了許多，當即付了定金，並急急忙忙租了一輛人力三輪車，來回跑了四趟，搬完了家裡的一切。記得那天天氣奇寒，我的棉衣褲裡面卻都已被汗濕透。

我的新家把於天宏嚇壞了，一個偌大的房子，四處漏風，地上堆著農民房東的垃圾寶貝。租用的那間小房，地面凹凸不平，沒有床，沒有暖氣，甚至沒有一個蜂窩煤爐子。老於看了看說：「我還是搬回學校了，宿舍里有暖氣，這兒太冷了。」此時的這個新家距離可以睡人還有太大的差距，我需要幾塊磚頭，好把床板墊起，也許還需要找到塊塑料布放在褥子與床板之間，好擋住地面的潮氣和寒風。

張林海從天津來找我，居然打聽到我搬到掛甲屯了。那段時間，我正從事素描創作，全部的資產只有一個學校畫模特兒時用的電散熱器和兜里的30 塊錢。因為我每天不出門只在家畫畫，所以在花銷上我必須仔細去規劃：每天買半斤面丸子（面丸子是2塊5一斤，買半斤就是1塊2毛5），一袋面丸子大概要吃兩頓，早上吃幾個丸子就算了，中午或晚上有一頓是去長征吃半斤水餃的正餐。兜里只有30塊錢，每天的花消至少是2塊5，有點入不敷出。張林海來時我正在畫畫，看到他我心裡就咯噔一下，接著便開始盤算該怎麼辦？兜里的30 塊錢是這段時間僅有的生活費，要是兩個人出去吃一頓基本上就把這 30 塊錢花完了，就沒戲了。我心裡一邊盤算手裡一邊畫素描，那張素描就畫糊了。我突然想起家裡有一瓶二鍋頭，就讓他先喝點酒，他倒上一點酒就喝，卻叫喊起來：「這是什麼味？」我才想到可能是因為二鍋頭放的時間長了，基本上沒什麼酒味了。林海說：「你餓不餓？要不要吃東西？」看我沒回答，在繼續畫畫，也就沒說話。最後林海有點不耐煩了，說要出去吃點東西。我嘴上說「等一會請你吃飯」，心裡卻在想，到底該怎麼辦？這時林海就開始在旁邊嘟囔了：「什麼意思？老方，我大老遠跑來的，都餓的要死了，你要是不請我吃飯你就直接說，我自己出去吃。或者咱們出去吃我請你也行。」最後我說：「林海，咱們是好朋友，你覺得吃個飯重要，還是我搞事業重要？」張林海氣得無話可言。我繼續硬著頭皮畫我的畫，一轉眼已經從上午混到快晚飯了，我一邊扯皮一邊拖延時間。冬天很冷，他看著我的電暖氣上面有幾個小丸子，我自己也不捨得吃，卻假惺惺地勸他吃。一直耗到晚飯的時候，實在沒辦法，最後跑出去到長征餃子館，買了一斤餃子，還買點花生米和啤酒。

在路上遇到蕭昱，他問我住在哪裡，我說正在找房，但沒有租房的錢。「住我哪兒吧，我家有多一間房。」就這樣蕭昱收留了我。假如在另一時間另一地點，也許那根本不應稱作房子——簡易地用磚頭砌起，四面露風，房頂露雨，也不隔音。旁邊緊挨著比這兩間房大得多的公共廁所。

我當即搬了過來。又一次從北大租了三輪車，不同的是，這次只需一車一次就搬完了。無盡的遷移，令我沒選擇地拋下一切可以拋棄的物品，最後只剩一個床板、一床被褥、幾件衣服、那幾幅搬來搬去尚未完成的作品。同樣地用兩層磚頭將床板墊起；同樣地偷偷地為了使用電爐子改電錶......樂趣隨處都有：我找了一個白色的玻璃瓶子，每發現一種未曾見到的蟲子，便抓了來放進去，不幾天便積了十來種；到了冬天，買了塑料布，將窗戶、門上的各處都封好了；將電錶擺弄的說停就停，說走就走，說倒著走也便倒著走；都是老套路。把電爐子插了電，六平米的小屋暖洋洋的，早晨爬起來，穿著襯衣就可以畫畫了。大概過了半個月光景，我感到有點頭痛，時有時無，也並不很厲害；再過一個星期，頭像要裂開樣的疼；我問蕭昱，他也不知所以然。兩人只好大冷天里打開窗了，換換空氣，不料果然好了。後來，這頭疼便周期性發做，每一個星期，頭感到巨疼，不得已打開窗戶，好了；下個星期照舊如此。到了夏天，地下的小蟲們活躍起來，潮氣也越來越大；房子不時漏水，我們只好用塑料布左一塊右一塊地接或堵，地下放滿了各種容器，大小不一輕重緩急不同的水滴打在不同質地的容器上，發出一種堪稱悅耳的共鳴。假如不是身居其中，也許我會有心情慢慢地聽，然後細細地記述那種美妙呢。周圍的氣味也很糟糕，廁所的味道混在潮氣里，和緩卻從不間斷地滲進來，只是我早已習慣了養雞場的味道，沒有旁人提醒，是不會自己發現的。

兩塊磚頭墊起的床板不足以隔絕地下的潮氣，我的肩膀很快出了大麻煩。一次，我拿著鉛筆畫素描，鉛筆居然從手裡掉下來了。

11.衝動與釋放（緩釋）

我85年入學，畢業那年的夏天，彷彿大病一場。像受到刺激的妄想狂，創作慾望處在顛狂的狀態。像酩酊大醉之際的嘔吐，像腸胃不適想要狂瀉，狀態像超出庫存量的洪水，承受不了多一點兒波動，不顧一切的宣洩當然痛快，但現實中狂吠的狗生存下去的幾率太低，我想要表達自己的態度，但不想，也不能被視為瘋狗——不能決堤，不能失控，唯一的要訣是平靜、冷靜、隱忍，有計劃的泄洪，釋放。之前我的最敬最愛的梵高、蒙克、表現主義——突然離我非常遙遠，完全沒有了任何的現實功能，如果有，那就是反證的作用了。我需要一種正確的表達，即表達了不同看法，又沒有證據和把柄。

煎熬中我慢慢體會到，滿足於表態和起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就好像汽車外漆與發動機的角色區別一樣。

開始黑白油畫《第一組》的創作，之所以選擇黑白顏色，一是把技術難度降低，另外我覺得當時的心裡狀態用黑白來表現是最好的，正好能夠吻合。到了1992年，開始彩色油畫《第二組》的創作，不過我可以將其稱之為假彩色的油畫，因為局部地看，比如說藍色衣服，其實是單色的，人的臉也是單色的。把單色全部拼在一起，看起來像是彩色的油畫。這時對於我來講又有一個提示：我們的油畫，或者說我們的藝術品，到底是在追求什麼。其實以前老師經常教育我們，如何用一個科學家的眼睛來創作藝術品。其實我們用不著去管科學是怎麼樣的，用不著去管真實的暗部反光是怎麼樣的。我們只是要創造一個視覺上可信、能夠觸動人心理的作品。藝術本身就是獨立的，只是追求藝術本身的真實，而不是科學上或者教條的真實。

12.魚兒離不開水

那時還在讀小學，當老黑第一次領我去游泳時，我發現一大幫朋友對這兒已極為熟悉，且常常會到水中嬉鬧。我不知他們什麼時候學會了游泳，著急想要加入他們之中去，便迫不及待地脫了衣服一股腦兒地跳下水——正應了中國人的老話「不知深淺」。一下到水裡我立刻慌亂了，其他孩子們雙腳並未像我以為的那樣踩在水底，那個池子足有幾米深，驚慌中我掙扎著撲騰著，最後竟不知是如何上的岸，險些淹死。

我有一個小學同學(名字忘記了，住三排東面)，學習成績非常好，是被學校里所有老師認為最有可能成為科學家或文學家、數學家那類優等生，總之，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記得是在二年級夏天的一個午後，他同小夥伴在校園附近嬉戲，大概因為他們玩累了或熱了，於是跳進了邊上的水坑裡（水坑的水是洗澡堂里每天放出來的，這些水沒法被地下吸收，年長日久，就變成了一個大水坑。這些污水經過沉澱之後又特別清澈），但過了很久，他還沒有從水坑裡爬上來，一起的孩子見狀嚇得哭起來，一面哭一面跑回家去告訴大人。人們預感到不妙，紛紛往這兒趕，只見到那個同學的衣服還放在水邊，水坑中卻見那同學的蹤影。當大人們下到坑裡，才明白，那個同學的腦袋扎進了污泥之中，人已經死了。

進入初中後，有一次，我騎著自行車從城市邊緣的地方經過。那時剛下完雨，路邊的樹林子裡面聚集了很多人，地上一片泥濘。遠遠的看到，地上有一具女屍，全身裸露著，臉朝上。周圍已經被攔了起來，不讓人接近。聽到圍觀的人在議論，說如果是女的溺水淹死的話，一定是臉朝上的；如果是男的淹死的話，一定是臉朝下的。我不明所以，但這句話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89年時，我在北大護城河看到了同樣的場面，同樣有一群人在圍觀，同樣有一具死屍，卻是被人分屍了的，已經被泡的很白了。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時候看過的那具女屍。這次的死屍是面朝下的，我斷定那是一個男的。

大學三年級的夏天，我每天都會騎自行車到後海里泡澡和曬太陽。平時會帶一個氣墊子，我就在這個氣墊子上面玩，離岸邊的距離也控制在三四米。一天，同學說把這個氣墊子借他玩一會兒，我就把氣墊推給他。就這樣，我在水裡看著岸邊，突然覺得岸太近了，再看看對面的岸，頓時就覺得自己能游過去，於是就往對面游，竟然很輕鬆地就游到了對岸，對岸也是一些正在游泳的老頭，自己就躺在旁邊的沿兒上曬太陽，心想我竟然也橫渡了後海，又激動又高興，不過一會兒我又覺得害怕了，因為發現還要再次游回去。剛才是稀里糊塗游過來的，還能不能游回去完全沒有把握。於是我又一邊曬太陽一邊琢磨，我要是走回對岸就得繞很遠，可能要半小時或40多分鐘，而且也太丟人了。醞釀了很長時間，我最終還是下到水裡，這次竟然還是很輕鬆就游回去了。於此，我終於開竅了，這麼多年玩兒命的掙扎，學不會的東西，一下變得特別輕鬆，而且動作十分流暢，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剛學會的。第二天我又往返遊了同樣的距離。從那個時候開始，游泳就變成我的一項重要活動了。

後來，我又經常在頤和園北門青龍橋河裡游泳。這裡常有人溺死。有一次，正好趕上有人在打撈。家長一邊打撈一邊懷疑孩子不是自己淹死的？據說兩個一同游泳的小孩是朋友，雖然有點矛盾但還能在一起玩，結果其中一個孩子從斜坡上滑下去掉入河中。等屍體打撈上來，眼看著孩子的頭是在上面的，臉上已經沒有血色了，他仰著頭慢慢浮到水面上，就像在睡眠一樣。大概因為孩子在溺水時已經把肺給嗆炸了，內臟出血了，所以他一露出水面的時候，一團很濃的血突然就從他鼻子里噴出來，轉眼間就溶在河水裡。而河水卻像往常一樣，依舊乾淨，清澈透明。

13:從圓明園到宋庄

圓明園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了，到處都是媒體記者來採訪，弄的無法安心工作。人也變得越來越雜，打架、酗酒什麼都有。我們從石景山的山裡，從房山到昌平，從順義到延慶，再到圓明園的周邊差不多跑遍了。來到宋庄，觀看了三個村子，大家一致覺得小堡村院子大，浪漫，有田園感覺。那時候院子很多，三、四千塊錢就能買一個院子。

挑院子的時候也見到了形形色色的景觀：有的院少，有的院小，有的親侄子跟我們外來的商量如何分親叔叔的錢財。農民為了賣房子，去跟村委會求情，甚至要寫保證書。把院子賣了之後，不再要房基地了，這樣才可以賣。初期時，誰都不肯先買，怕上當。大家就推我，我最先買了當時村子裡最好的新瓦房，一排五間大瓦房，加上旁邊不太好的，大概有20間，院子有二畝多地，還有小河，因為喜歡種花，家裡養了很多月季。和村民談好了，一共三萬塊錢，買房子的時候，我給了主人三萬五，說這五千塊錢是給你多加的，省得以後你後悔。就這樣成交了。買這個院子是1993年的12月份。

藝術故事｜方力鈞講述早年藝術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