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網路取代詩歌，成了興觀群怨的新載體——「中國新詩百年論壇 · 南京」研討會舉行
千人一面，萬人雷同。到處是相似的表情，到處充斥著溫吞吞的敘事、油膩膩的小聰明、打情罵俏的口水，或者像家庭婦女一樣嘟嘟囔囔的、瑣碎的日常絮語……30多年來，中國現代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聊、低俗與墜落。
——徐敬亞
「用一生的時間去讀詩，或研究它，有時也會自我質疑，也就是詩歌社會功能的降低和傳播的邊緣化。在紀念新詩百年的時候，似乎依舊需要再次為詩一辯。」在「中國新詩百年論壇·南京」研討會上，大理學院教授耿占春指出，網路已經替代詩歌成為一個社會、一個民族興觀群怨的載體。我們自己也是這樣，每天早上會把電腦打開看看各個網站有什麼新聞消息，其實網路變成了我們觀察社會、反思現象、感受群體情緒、了解各種思潮湧動的窗口。
然而，耿占春說，最近一兩年，電腦也不願意打開了，因為偶爾看看手機就行了。詩歌無法像網路新聞一樣介入和表達時代，即使一百年來新詩基本完成了胡適的期待，即從山林文學變成社會文學，與之同時，在新詩一百年里，詩意已經在白話中紮下根，極大地豐富了語言的表現力、穿透力和感受力。「我們能夠非常明顯地體察到現代漢語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這幾乎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社會能量。正是這種社會力量在背後推動著整個社會的進步。我們有新型的媒體，但我並不覺得一定要把詩歌和網路媒體巨大的社會功能相提並論，二者應該是互相呼應。當新聞事件從網路媒體消失的時候，無論這個問題是否解決，思考才應該真正開始。從這一點看，與網路相比，詩歌不應被妄自菲薄，它所特有的感受力和啟蒙作用也不應該被這一點所遮蔽。」
詩人、學者們對新媒體時代詩歌的焦慮與思考，在「中國新詩百年論壇」上再次集中呈現。
21世紀後，詩歌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南開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羅振亞認為，民工潮，SARS、海嘯、地震、雪災、奧運、深度反腐，一系列事件敦促著詩人們根本無法將自己從置身的周邊現實中抽離，而必須去參悟承擔的倫理內涵和價值，更逼迫著詩歌必須謀求和現實關係的重建，甚至有時使詩歌以行動化的方式介入時代現實。
如白連春的《一個農民在地里侍候莊稼》彷彿帶著農人的體溫和呼吸，鮮活具體的農事細節及過程呼之欲出，更見出了農民命運和土地關係思考的深度，雖落筆於一個農民，卻隱約閃回著詩人對人類遭遇的憐恤之光，底層的拙樸、酸楚和艱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個農民工從腳手架上掉下來了》就是不折不扣的「問題詩」，一個工地「事故」的記錄和曝光，指向的卻是對社會良知和人類道德的精神拷問，「驚叫」與「平靜」、死亡與冷酷等悖裂矛盾視象所包含的張力，賦予了詩歌一種強勁的批判力和情感衝擊力。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詩歌向日常化世界的廣泛敞開，詩人們自然不再滿足於相對內斂的意象和象徵手段的打磨，而嘗試借鑒敘事性文學的長處，把敘述作為維繫詩歌和世界關係的基本方式。」羅振亞說，由於和生存氣息密切關聯的對話、細節、過程因子的大量引入，使九十年代就已成熟的「敘事」晉陞為一個顯辭。
江非的《時間簡史》短短的倒敘卻有著類乎小說、戲劇的綜合品質，濃縮著農民工特殊的生命長度，日常化的畫面、細節刻寫，清晰而沉靜的情緒敘述，切入了鄉土與人的命運的悲涼實質，也顯示出詩人介入複雜生活題材的能力之強，使詩歌在抒情之外又開闢出了一個新的藝術生長點。因此，21世紀詩歌和現實關係狀態的重建，將詩從「雲端」請回了「大地」，生髮於個體卻通往人類深層情感和經驗的意蘊發掘，一方面提升了現代詩的詩意品位，一方面強化了詩歌本體觀念的骨質密度。
「有一句名言，蝴蝶扇動翅膀，在遠方引起一場風暴。胡適的兩隻黃蝴蝶，掀起的不僅是詩的風暴，不單是橫的移植，而是現代漢語的風暴，新文化運動的風暴。」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楊克認為，古典詩歌的東方哲學是中庸之道，是溫仁敦厚、格物致知的寫作。是文人進入日常生活的生存方式，唱和，應制。是曲水流觴的文字遊戲。是在同一模式里比試高低。新文化運動帶入源自西方的批判否定情神。而當下，面對的是又一場風暴——互聯網風暴。不僅有線下的世界，同時有線上的世界。
楊克表示，自己是個有未來主義傾向的寫作者，一直寫介入式現代主義詩歌。「我不反對詩歌在線上線下同時呈現。比如微信，外國有人稱之為中國新的四大發明之一。它改變了人類的支付方式，改變了人的交際方式，改變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媒介即意識形態。假若沒有紙的發明，沒有印刷術的誕生，在竹簡上寫，不可能有長篇小說。同樣，詩如果在線上傳播成為常態，詩歌的聲音要素會再度受到重視。詩人會一定程度回望口口相傳的源頭。也許下一代詩人會如此。所以我對新技術傳播持開放擁抱的姿態。期待恢復興觀群怨的詩的景象。所以《楊克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三印後，授權噹噹、京東、亞馬遜出電子書，我非常樂意。」
據悉，微信上楊克的詩歌朗誦最高一首收聽為54萬人，之前高的有幾首十幾萬人，也有20多萬、30萬人的，原因是發在廣州地鐵的手機閱視平台上，上下班有幾百萬人乘地鐵，他們看手機打發時間。
作為《作品》雜誌的主編，楊克主動投入線上閱讀的互動，「90後推90後」是少見的非編輯選稿的欄目，當期發稿的男女作者各推薦三篇90後小說，由500人的90後作者群投票各選一篇小說給編輯部採用，精選十多個投票者的點評同期刊發。雜誌社另外留出一定數額的稿酬，每季度和年終由讀者投票決定打賞稿費具體給哪些作品，大大提升了讀者的參與度。去年第四季度的打賞投票公眾號點擊數近二十七萬，不僅擴大了刊物的影響，也提升了所有作者的被關注度。
新世紀詩歌對拳頭詩人和經典作品的輸送不多，形成這種局面有多種原因。羅振亞認為，很多詩人紛紛關注身邊的事物，過於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與品味，沒有考慮將自我的觸鬚向外延伸，詩魂自然也就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了。
新世紀詩壇有很多網路寫手，更有數不清的在書齋里進行智力「遊戲」的詩人，炮製著所謂的詩歌，這些詩歌的發生不是因為生命的感動和顫慄，生活的觸發與召喚，而是書本和知識，是由於刺激好玩、發表方便和各種獎項與稿費的誘惑。甚至可以極端地說，他們完全是為玩而寫，為寫而寫，其「硬寫」過程即可視為十分可疑的「無中生有」。他們的作品看上去也不無細節的營造、情緒的起伏，有時技巧打磨得煞是圓熟，能夠唬住一些讀者；可仔細品味就會發現它們無關生活、生命、靈魂與情緒，匠氣世故，四平八穩，是地地道道的「網上建築」「紙上建築」，或者說是充滿「為賦新詩」色彩的偽抒情，沒有走心、走腦的集體仿寫，和「假大空」同樣令人生厭的「假小空」，是對生活和生命本質更深層的背反和偏離。
而海南大學教授徐敬亞更為當下某些詩歌感到痛心：「紙張上的，電流里的，一派平庸、無聊的氣息。千人一面，萬人雷同。到處是相似的表情，到處充斥著溫吞吞的敘事、油膩膩的小聰明、打情罵俏的口水，或者像家庭婦女一樣嘟嘟囔囔的、瑣碎的日常絮語……詩那一根根敏感、尖利、觸電般的神經正在向世俗的鏡像投降，詩歌那顆憂鬱、悲憫、神子一樣的頭顱正一天天低垂。30多年來，中國現代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聊、低俗與墜落。從詩學角度看，它積年累月形成的三大弊端，我早已忍無可忍：第一，詩人整體意識鬆弛導致的碎片化。第二，詩人直覺系統的缺損導致的平面化，第三，詩人倫理人文價值的枯萎導致的空心化。」
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霍俊明在談到中國新詩生態問題時，強調了新時代的詩歌和詩歌的新時代的區別，認為新時代的詩歌是一個急切的命題，而詩歌的新時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他認為，在多種渠道的文化資本尤其是嶄新媒介帶來的詩歌「紅利」利益均沾的同時，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詩人、評論家以及文學教育從業人士卻在「樂觀」、「進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資本和媒體環境形成的詩歌之「偽」和詩歌之「惡」——一邊是王婆賣瓜，一邊是牛二橫行。尤其是公眾、詩人和研究者對新媒體話語的認識不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觀，而且幾乎忽視了媒體話語的多重性功能。
霍俊明引用「新的媒體不只是原封不動地傳播內容的被動母體，它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發送』對象，把其內容改變成該媒體特有的表達」（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認為這甚至無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腦方式，這是一種柔軟的近乎天鵝絨監獄一樣的新一輪的規訓，無論對詩人還是批評家而言都是如此。
資本和媒體塑造和規訓了這個時代的詩歌生態。已近乎明日黃花的網路論壇、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時的詩歌微信群和公眾號，都使得缺乏共識、辨識度和公信力的現代詩進一步被稀釋、壓抑和遮蔽，尚未達成的統一性被進一步解體。這樣說並不是忽視詩歌的當下「戰果」，而是要強化邀呼嬉戲的「偽」「惡」的「詩歌病」正在無孔不入。這種「偽」「惡」最刺眼的表現就是「自我加冕」。
過江之鯽一樣的籍籍無名的詩歌寫作者轉眼間就成了「網紅」，各種文化資本的頻繁介入和持續發力使得詩人的寫作心態隨之轉捩。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詩歌獎及其獎金對詩歌寫作者形成了極大的誘惑。面對發達資本與媒介時代的詩歌「偽」「惡」和批評的不作為，面對分化、分層的詩歌現狀，寫作者和批評者的尊嚴亟待重建。我們發出的籲求是重新做一個詩人，重新做一個批評者。這既是美學的問題，歷史的問題，也是緊迫的現實問題。
吉林省作協副主席、《作家》主編宗仁發認為，無論是互聯網還是紙媒，重要的不是傳播手段，而是內容。面對互聯網的衝擊，傳統紙媒沒必要驚慌失措。我們要有些基本判斷，那就是當今優秀的詩人和經得住檢驗的重要作品大多仍來自於傳統紙媒。紙媒在今天要做的是把門檻再提高些，選擇標準再嚴格些。不要跟著互聯網的節奏，按照自己的節奏做自己該做的。以少勝多，以慢勝快，以原創勝複製。努力尋找超越時代詩人，努力尋找能成為經典的作品。
《花城》主編朱燕玲從主編角度，談到了紙媒、新媒體、線下活動三者融合的重要性，並認為，當前紙媒和新媒體仍會長期處於一個並行的狀態，新媒體環境下傳統紙媒應梳理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制定方案應對新媒體衝擊。《花城》在「花城多元融合傳播運營平台建設項目」的基礎上，開展了一系列紮實細緻的工作，如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平台的運營，規範雜誌作者的數字版授權，與豆瓣網「豆瓣閱讀」等平台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繼續推動雜誌電子版在線銷售等。
《十月》主編陳東捷則圍繞「互聯網時代紙媒的應對策略」，曆數了傳播媒介變遷對文學、尤其是詩歌的影響，認為每一次媒介改變都進一步促進了文學大眾化的趨勢和潮流的興起。同時，互聯網本身畢竟是一個媒介，並不代表精神的一個象徵，我們應有包容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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