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對於財富的態度

對於財富的態度，儒家顯然並不排斥，可是大前提是立足於仁義。

財富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工具和手段，目的則是人民本身。

《鹽鐵論》發生於漢武帝逝世後，八歲的漢昭帝繼位，由內戚霍光擔任大司馬大將軍，與漢武帝重用的「興利之臣」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輔佐。漢武帝八次派大軍遠征匈奴，終於把這個威脅漢朝多年的北方大患逐出漠北。但連年用兵，也消耗了文景之治70年所累積的充裕國庫。為了增加收入支持遠征，漢武帝啟用了一批商人出身的官員，桑弘羊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桑弘羊制定了一系列影響漢代深遠的政策，包括開徵商業和工業稅（算緡）；由政府專賣鹽、鐵和酒；均輸和平準來穩定物價；買官贖罪。這些新政為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史記·平準書》評論其效果為「民不益賦而天下用繞」（不增加百姓稅負卻讓國庫充裕），但是政府卻因而更像是一家整天想著賺更多錢的公司。雖然老百姓耕田不必多繳稅，但是新政導致其他形形色色的收費卻越來越多，不勝負荷的農民不是賣身豪門，就是逃進山林變成盜賊。同時，新政與民爭利，又形成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漢武帝晚年有一年大旱，一個叫卜式的官員詛咒說：「亨弘羊，天乃雨」（把桑弘羊丟到鍋里去煮，天才會下雨），反映民間對其財經政策的憤懣。

霍光為了改變桑弘羊的政策和奪取他的權力，就在漢昭帝六年安排了幾十名民間推薦的有品德學問的儒家知識分子（稱「賢良」和「文學」），與桑弘羊等財經官員辯論政策。這場辯論後來被漢宣帝時的桓寬根據當年會議的記錄整理為《鹽鐵論》。

從儒家知識分子和桑弘羊等財經官員之間的詰難可以看出，雙方爭議的焦點雖然很多，但「賢良」和「文學」主要是根據儒家經典，指責當朝官員的政策只顧朝廷利益，不顧百姓疾苦；而官員則譏諷知識分子只懂得高談闊論，不明白治理國家的難處。貫穿其中的一大分歧，就在於儒家所謂的「義利之辯」，這涉及倫理學中關於道德評價的標準。儒家知識分子對官員的責難，主要就在於官員只看短期甚至個人利益，而忘卻了政治的終極目的，應該是創造人人都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條件。官員卻認為「賢良」和「文學」迂腐，只知道談仁義卻忽視了國家的財政需要。

官員對於「賢良」和「文學」的批評，似乎也是不少人對於儒家的印象。這恐怕來自《孟子》開篇對梁惠王的著名開場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似乎把義利尖銳地對立起來。《論語》也引述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暗示義是正麵價值，利卻有違道德。義利之辯的重要性，正如北宋大儒朱熹所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另一位北宋大儒陸九淵也說：「學無深淺，首在辨義利」，可見其要害所在。

但是儒家真的重義輕利嗎？

俗話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相當能體現儒家對於義利的辯證看法。孔子自己也說過，如能致富，哪怕是趕車也會去做；如不能，則隨自己所好（「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則從吾所好」），可見儒家並非對財富採取自命清高的姿態。《論語》還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太平盛世卻沒有努力擺脫貧困的人應該感到羞恥，因為他不是無能就是懶惰。

《四書》之一的《大學》，就強調了治國理財的大道理，「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發財的根本之道是以義為利，而且清楚表明治國離不開生財。對於財富的態度，儒家顯然並不排斥，可是大前提是立足於仁義。財富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工具和手段，目的則是人民本身。一味追求財富而忘卻了目的，才是儒家所反對的。

明白了這層道理再讀《鹽鐵論》，才能體會兩造的根本分歧，正在於財經官員所維護的政策，正是儒者所反對的與民爭利、以身發財的不仁之政。儘管國庫能夠從中獲取新財源，但是最終傷害的卻是一般百姓的生活。漢武帝之所以能夠有充沛的國家資源連續遠征匈奴，靠的正是前兩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因為朝廷不擾民，民間才能憑自身的活力讓經濟有活力、社會繁榮昌盛，國庫自然也有大量盈餘。套用現代經濟學的概念，儒家似乎更接近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放任態度，當然兩者並不能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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