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風箏》片尾的11名中共特工（1）：被判無期徒刑的潘漢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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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

五、轉眼之間成為階下囚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陳毅任市長，潘漢年任副市長、市委第三書記、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長。

1955年3月15日晚，潘漢年乘上北去的列車，參加將於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上海市委代表還有陳毅、柯慶施、陳丕顯、許建國、夏衍。陳毅為上海代表團團長。代表團成員下榻於北京飯店。

潘漢年（右）與陳毅（中）

黨的這次代表會議所擬定的主要議程有一項是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在討論會上，一些代表先後表態，並對自己與高、饒之間的關係作了自我檢討，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

對此，毛澤東在講話中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號召凡是和高、饒問題有某些牽連的或歷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交代的高級幹部，都應當主動地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毛澤東強調，會上還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寫成材料，中央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

這引起了潘漢年深深的思考。會議印發的關於饒漱石、楊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鶴於1954年9月間被逮捕，楊帆也於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離審查等事實，使潘漢年意識到了饒漱石、楊帆的問題已經和他聯繫上了。因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實際領導人，是楊帆的頂頭上司，胡均鶴等人的處理意見，雖然最後由饒漱石拍板，但潘漢年不點頭，胡均鶴也不能得到「重用」。

更何況，他自己還有一塊難於啟齒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在南京會見汪精衛一事，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中央說清楚。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潘漢年深深感到應該主動向中央講清楚自己的問題，檢討自己的過失。

4月1日，潘漢年找到陳毅，詳細講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去見汪精衛的經過，檢討了自己長時期沒有向組織上彙報的原因。同時將自己寫的有關報告交給陳毅，請他轉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陳毅親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並將潘漢年的那份材料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由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親自組織人員執行。

就在羅瑞卿向高院提出請求逮捕潘漢年的報告獲準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和夫人新鳳霞來看望潘漢年和夏衍，並一起吃飯。飯後，潘漢年回到了房間。

晚上8時許，潘漢年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樓下有人找他，請他馬上下樓一趟。由於毫無思想準備，潘漢年穿著拖鞋匆匆下了樓。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

當潘漢年來到客廳後，羅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對他逮捕審查的決定，然後由幾名便衣幹警「陪著」，走出了北京飯店大門，乘上了等候在那裡的一輛小車。轉眼間，小車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建國初期的北京飯店

押送他的小車將他帶到了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潘漢年在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過了將近五年。

1960年3月，隸屬於公安部的另一座監獄——秦城監獄剛剛落成，潘漢年就被移送到那裡。

1963年2月，在秦城過了兩個秋冬後，潘漢年終於等來了一個結案的判決通告。

秦城監獄大門

事情的經過大抵是這樣的：1962年，在國內各方面政策有所調整的政治氛圍中，毛澤東在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寬鬆性講話」中，再一次公開提到了潘漢年。他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會議上作報告時，都提到了潘漢年，說「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根據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終審判決：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不久，根據寬大處理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後下達了《執行書》、《刑事裁定書》，宣布了潘漢年的刑期及開釋的具體時間；鑒於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伏法、確有悔改之表現，而且服刑期已超過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將潘漢年予以假釋，交公安機關管制。

1963年2月13日，潘漢年以「刑釋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監獄。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轉移到了勞改農場——北京市南郊大興縣境內的團河農場。在農場他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愛妻——董慧。

董慧在潘漢年被捕後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關進了功德林，只是獄方讓他們絕對隔離，所以他們誰也不知道對方的半點音訊。

在潘漢年移至秦城監獄後，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參與潘漢年內奸活動」罪而被結案處理，並獲得了「免於追究刑事責任」的寬大處理，被安排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宿舍里，至此，兩人才知道了對方的下落。

待到潘漢年走出秦城，到了團河農場後，董慧也來到了他的身邊。

在團河農場，潘漢年雖說仍然是一個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假釋犯，但他的境遇卻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費，有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天地，尤其是夫婦兩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內養養花、種種樹，還可以到附近的河溝里釣釣魚，甚至被允許進城探親訪友。

當年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不僅對團河農場上下都有所關照，還親自與另外兩個副部長到團河農場去看望過潘漢年。徐子榮還要潘漢年寫些回憶資料，並指示公安部所屬的群眾出版社為潘漢年的寫作提供必要的幫助。

潘漢年與董慧對團河農場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情緒也相當穩定，對黨和政府這樣處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滿意甚至感激。

潘漢年夫婦重新被投入監獄，是在「文革」爆發將近一年後。本來，潘漢年一案早已了結，但「文革」開始後不久，中央文革小組又把潘漢年一案重新端了出來。於是，一場更大的劫難又降臨到了潘漢年、董慧的頭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向原潘漢年專案組的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負責人羅瑞卿、徐子榮等人「包庇」潘漢年的「罪行」，與此同時，又給公安部下達了一紙書面命令：「請謝富治同志把楊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

1967年5月22日，潘漢年與董慧被帶到了秦城監獄。1968年10月至12月三個月內，潘漢年被突擊審訊了40多次。

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小組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75年5月29日，潘漢年案的專案組將潘漢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廳所屬的第三勞改單位——茶陵縣洣江茶場。

在洣江茶場內，有一間坐落於場部辦公樓與職工宿舍之間的土紅色磚牆、瓦頂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隨著潘漢年、董慧夫婦度過最後歲月的住房。

1976年冬天，潘漢年的肝病迅速惡化，加之這期間又患了類風濕症，手腳麻木，浮腫，生活也漸漸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漢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狀況，經湖南省公安廳報請省委批准，把潘漢年改名換姓後，轉長沙治療。住院登記本上用的是「蕭叔安」的名字。

潘漢年被確診為「多腫肝」，同時還患有慢性支氣管炎、類風濕關節炎、貧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種病症。雖然醫院採取必要的治療措施，進行了輸血和用凍乾血漿搶救，但一切都為時已晚。

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漢年。見面後兩人都哭了，情緒也很激動。董慧安慰潘漢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靜。」

當天19時45分，潘漢年離開了人世，終年71歲。

六、陳雲親自出面力主平反

在十年內戰時期，陳雲和潘漢年有過兩度共事的經歷，潘漢年出色的工作經歷，給陳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國解放後，潘漢年在上海任常務副市長兼財經委主任，在處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謹慎和穩妥表現，得到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雲的關注。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年逾70歲的陳雲重新進入中央領導行列，併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陳雲感到有責任把潘漢年的問題弄清楚。

陳雲首先要求曾長期擔任地下黨上海市委書記的劉曉寫出報告，用材料說明潘漢年是為我黨搞情報，還是為國民黨或日本人搞情報的問題。

當時，「兩個凡是」的影響給複查潘漢年問題帶來很大的阻力，陳雲交代的任務只能在保密的情況下悄悄進行。劉曉、張毅夫婦聯合潘漢年的老戰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寫信要求對潘案進行複查。

潘漢年的老戰友夏衍

劉曉還抱病提供了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凡是潘漢年主管的上海地下黨的人和事，聯絡機關都沒有遭到破壞的有力證明。

1979年10月陳雲因病住院動手術，手術前，陳雲給當時任黨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複查潘漢年的問題。他語重心長地說:雖然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為防萬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漢年問題的解決。

他還鄭重提出，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回國去進行國共談判，是由王明、康生和他3人決定的，現在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為潘漢年作證明了。

鄧小平李先念贊成複查潘漢年案，公安部採取了積極的態度。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陳雲指示辦公室的秘書給公安部打電話，說他要調閱潘漢年案件的材料，請公安部當天下午就將潘案最後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裡去。

在10天後，1981年的1月3日，陳雲辦公室的秘書給公安部打電話，請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關潘案處理過程梗概材料，送往中紀委。此外陳雲又要求過去對潘漢年比較了解的同志，如夏衍、廖承志等寫材料，把他們對潘漢年的了解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交給中紀委。

力主為潘漢年平反的廖承志

1981年3月1日，陳雲親筆寫信，送給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傳閱，他在信中寫道:「我建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複查。這件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理。」

很快，鄧小平在傳閱件自己名字上畫圈後寫道:「贊成。」李先念在自己名字上畫圈後寫上了「同意」兩字。

胡耀邦、趙紫陽也作了批示。

於是，中央書記處轉告中紀委:按陳雲的建議和鄧、李意見辦理。公安部在中紀委和陳雲的督促下採取了積極的態度。

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向中紀委寫了關於潘漢年一案的概況材料，如實反映了潘案的處理全過程，並將1945年劉少奇、康生給饒漱石的電報(說明潘漢年和李士群等漢奸接觸，是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潘漢年曾向中央社會部報告過)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農(中央情報部部長)在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潘漢年案件提出的五條反證材料，一併向中紀委作了報告。正是這兩份材料，為潘案的再次複查和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和證據。

七、李克農留下的五條反證

1955年，李克農接到中央指示後，對潘案十分重視。他布置組成一個班子，檢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社部、中情部的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結合案情進行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