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史事編年》編寫札記
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1917—1918年的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府是他第一次嘗試建立政權和成立自己的軍隊，雖然因自身實力較弱、各種勢力錯綜複雜，最後於1918年5月辭去大元帥一職，「蟄伏」上海，此時段之重要仍毋庸置疑。筆者於2012年秋季開始參與桑兵教授主持的《孫中山史事編年》項目，負責其中1918年部分，第一次參加集眾式的研究，在桑兵教授的指導下，與團隊同人互相學習，與中華書局的編輯也有諸多互動，獲益良多，謹就此談一些收穫和感想。
集眾研究的成果
自2012年秋季團隊組建，確定彼此負責時段後，主編桑兵教授與中華書局很早就定下明確的分段交稿時間，從而保證了項目的順利進行和及時完成。具體交稿的時間點為：2013年6月交一個月的試寫稿；2013年12月交全部初稿；2014年6月交修改稿；2014年12月交第一次定稿；2015年6月30日交第二次定稿；2015年12月31日交第三次定稿。這個時間是無變更餘地的，一定要執行。同時，桑老師提供他尚未發表的《人物研究的取法》一文給大家參考，筆者由此一方面加深對「孫中山研究決非已經達到可以束之高閣的程度」這一判斷的認識，堅定能夠做出好成績的決心；另一方面，從開始即學習利用長編考異之法，彙集、排比、考異各方面史料，「將孫中山放到歷史的整體聯繫之中，而不僅僅以孫中山為軸串聯歷史」，將理解孫中山的言行與認識近代中國的各種面相結合起來，努力做出一部好的孫中山研究著作。
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團隊同人及中華書局編輯利用QQ群、微信群、郵件，隨時溝通，必要時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史料、方法、體例及各自碰到的疑難問題。重新翻閱當時的郵件，從2013年1月10日起至2016年5月，桑老師一共發了數十封的郵件，其中包括重要通告二十幾封，召開近十次會議，督促眾人：1.要儘可能將日記、函電、文集、檔案、報刊等各種類型的資料竭澤而漁，不要遺漏；2.要儘可能將近二十餘年的已有相關成果吸收、參考，不要出現已經糾正或補充卻仍然沿用成說的情形。這是確保超越前人的前提；3.對於長編考異的做法，要不斷揣摩領會，不要僅僅羅列材料，要注意不要受後出外來觀念的約束，儘力近真並得其頭緒。因為是集眾式的研究，作者多達十人以上，文字敘述的風格，體例的前後一致問題，也一再被強調。
2014年底，各卷初稿提交給主編審定，2015年9月將定稿提交給中華書局，2016年5月由中華書局提交有關部門備案，期間郵件往來、線上討論不斷，尤其是本人仍多次在許可的範圍內修改校樣，給編輯造成不少困擾，在此非常感謝中華書局編輯的耐心包容、辛苦付出和專業素養。2016年10月底審稿意見返回，同時編輯也再次提出對全稿的校改意見，團隊同人開始新一輪的書稿修訂。2017年3月中旬中華書局編輯團隊來到中大，與所有作者一起召開統稿會。數日埋頭苦戰後，書局的同志北返，又立即開始對徵引文獻、主要人名索引進行龐大、繁瑣而緊張的梳理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孫中山史事編年》歷時整整五年，全書稿修改至六七次，直到2017年7月全書付印，眾人的工作終於告一段落。
2017年3月15日中山大學永芳堂《孫中山史事編年》的統稿會上
史料考訂與史事擴充
筆者第一次參加集眾式研究，限於學力，桑兵教授分配給我的是1918年全年的篇幅，於是以本系先進編著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等為基礎，廣泛搜集既有研究成果、出版史料，同時翻閱當時各大報紙，收集相關報導，並於2015年1月底與團隊同人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閱環龍路檔案，最終排比校勘，「尋繹來源不一、去向各異的各種說法的發生及其衍化」 （《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一卷《提升孫中山研究的取徑》第5頁），根據具體問題靈活運用各種考異方法，梳理史事，將《孫中山年譜長編》中1918年時段兩萬多字的篇幅擴充成目前出版的約三十萬字篇幅。資料的擴充，在於利用了三大塊前人難以利用的豐富史料：一是中大歷史學系與圖書館近十年來共建的近代報刊電子資源庫，二是中大圖書館購買的各種資料庫，研究者在中大歷史系即可翻閱大部分所需報刊；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引進的台北國民黨黨史館藏環龍路檔案史料。可以說，《孫中山史事編年》對史料、史事的訂正和擴充都做到了超越前人。以下略述本人負責部分相關情況。
（一）訂正基本史料
1.各種版本的《國父全集》和《國父年譜》，可以算是研究孫中山的最基礎的史料，而其來源則是最早的檔案史料如黨史會藏「原件」「覆信撮要」「總理函稿」等。使用者需要注意的是《國父全集》的兩個版本：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版和秦孝儀版。黨史會版《國父全集》有兩個版本，一個是1973年全六冊版，一個是1981年全七冊版；以後雖有新的印次，但版面都沒有變化；1985年還出版了《國父全集補編》。秦孝儀版《國父全集》全十二冊，1989年出版，收錄了黨史會版的《國父全集》和《國父全集補編》的內容。中華書局版《孫中山全集》收錄了黨史會版和秦孝儀版的《國父全集》中的資料，但注釋中未加區別，統稱為《國父全集》。《孫中山史事編年》撰寫過程中，利用了兩版《國父全集》史料的重要來源環龍路檔案，在兩方面有所進益：一是得以利用最原始的檔案，參以前人的編撰成果，對某些史料進行進一步的考訂；二是編年以時間為軸，可以考察前後歷史事件及人物，對兩版《國父全集》以類編而導致的一些錯訛，加以更正。
如1973年黨史會版《國父全集》第四冊「公牘」收錄之《批陳春生函》，據《國父批牘墨跡》注釋謂「陳函原件已失，僅存信封，年月不明」，認定當在1919年至1920年間，為各家文集及研究者所沿用。對「陳春生」名字向無疑意，但所謂「陳春生函」僅存署「港 陳 緘」的信封，此批示直接題寫在該信封上，現未知《國父批牘墨跡》《國父墨跡》編者據何而認定是香港報人陳春生來函。此次檢閱環龍路檔案，即有所收穫：此函當是香山籍港商陳賡如來函，環龍路檔案收錄1918年8月、9月23日、11月12日陳賡如三封來函（環龍路檔案第03090.1號、第03090.2號、第01608號），明確提到上述《批陳春生函》中的築路一事，故《批陳春生函》應為《批陳賡如函》。再聯繫秦孝儀版《國父全集》第五冊收錄之《致孫科告以近況及所需款項已托廖仲愷代籌函》，即可定此被誤為陳春生實為陳賡如來函的時間當在1918年6月底至7月上旬之間（《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140頁）。
1918年6月底7月上旬《批陳賡如函》（《國父批牘墨跡》，該書定為1919年《批陳春生函》）
1918年11月21日《批陳賡如函》（台北國民黨黨史館環龍路檔案藏）
2.通過各種史料比勘、根據史實考訂文本，尤其是編年體裁對時間先後的敏感，對《國父全集》《國父年譜》《革命文獻》《孫中山全集》及《軍政府公報》、環龍路檔案等基礎資料性文獻里日期、人名、句讀等的考訂、訂正不少。
如《復林祖涵函》，《孫中山全集》第四卷沿用黨史會版《國父全集》第三冊，定為1918年12月23日，而撰寫《孫中山史事編年》時以時間為序，即可發現其事不可能發生於1918年，後得環龍路檔案中林祖涵來函原件，得以更正為1919年事（《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521頁）。《致張學濟等函》，《孫中山全集》第四卷沿用《國父全集》第三冊，定為1918年11月25日，該函件實際只署月日，據相關歷史事件發生之時間，考訂其應為1919年事（《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515頁）。又如1918年1月19日《復唐繼堯電》，《孫中山全集》第四卷據《軍政府公報》定為本日，而後來的《孫中山集外集》又據上海《民國日報》登載日期誤定為3月19日，本卷中亦有指出（《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2867頁）。還有用往來信函及報刊材料互證，考訂某些日期不明的函件，如1918年1月26日田應詔等人來電，即用孫中山2月4日複電校訂其日期（《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2886頁）。
本卷著述中諸如此類訂正釐清，約有百條，茲不一一羅列。
（二）釐清史事，充實內容
用後出資料，如大量報刊及環龍路檔案、日記（如《謝持日記未刊稿》）等，釐清、補正史事，豐富歷史細節，充實內容。如之前研究少有提及的1918年前後張勳侄兒南下廣州情況以及1919年初席正銘與段祺瑞接觸之事，可補充孫中山當時與各方關係的糾葛，進而擴充當時南北各派之間的各種遊說、談判、利益勾連，體現歷史現場的複雜性。又如結合西南方面的史料如《護法運動》、雲南檔案館檔案、《李烈鈞文集》以及當時的報刊報道，按時間排比列出孫中山與程璧光、唐繼堯、陸榮廷、熊克武、莫榮新等西南軍人及西南各派彼此間的來往，力圖澄清某些國民黨人後來回憶中出現的記憶有誤或有意拔高、諱飾而與史事不符的情況，不只以孫中山和國民黨之是非為是非，而是力圖展現當時各路勢力在輿論、軍事、政治方面的言論主張和實際行動，以及各自在粵、閩、湘、川、滇等護法省份的複雜鬥爭與彼此之間的合縱連橫，對護法各省聯合會及軍政府改組過程中各派的主張及彼此聯絡鬥爭，都有更加詳細的反映。孫中山與海軍程璧光、國會吳景濂等人的關係，也利用更多各方面資料加以補充豐富，反映孫中山及國民黨對後者的複雜態度及各種手段。
利用報刊、日記、檔案等資料，更加豐富論述了孫中山在軍政府時期為加強力量而進行的軍事、外交、內政方面各種舉措，以及由此一度產生的認為勝券在握的心情，如支持居正等人在廣州試行的司法獨立改革，爭取外國承認而在美日之間斡旋的舉動、言論。同時也揭示了當時日本朝野對中國事務的圖謀，插手中國南北和議過程中對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人的不同態度，以及國民黨人在南北和議一事上的不同主張。本卷還用報刊及檔案資料，補充了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後所謂「蟄伏」上海的期間，他與部下進行的各種軍事布置和活動，可見在致力於著述《實業計劃》《孫文學說》的同時，亦並未中斷對各地軍事行動的謀劃。
本卷還排列各主要報紙對某些重要事件的報道，生動展現歷史現場，反映當時人對時事的不同看法，更加展現出歷史的多面相，如1918年1月7日條各報對孫中山炮轟督軍府的報道，裡面有各種討論和猜測，亦可見各報消息靈通程度及各自的傾向（《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2837-2839頁）。當然，由於資料的缺失或各方報道的差異，有關孫中山言行存疑之處仍有不少，如孫中山1918年六七月間入住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住宅的具體時間以及該住宅的來歷等問題，都盡量用各方史料考證，不能確定的則存疑。
（三）從一個時段考察孫中山言行的複雜性
本卷為1918—1919年，比起以往研究如《孫中山年譜長編》（1918—1919年共130頁），充實了相當的篇幅（本卷共715頁）。從中可見孫中山在與各方積極接洽聯絡後，1918年上半年一度對軍政府前途樂觀、對召開國會從而成立正式的南方政權頗有信心；受挫「蟄伏」上海期間，在致力著述的同時並未中斷對各地軍事行動的謀劃和指揮；護法期間與張勳、段祺瑞等方面的接觸，與美國、日本朝野的交往喊話。種種行動，表明在其革命過程中，孫中山從實際需要出發，與中外敵我多方勢力發生各種聯繫；不管其目的是否達到，本卷將其為革命目的而做的各種努力一一客觀、盡量全面體現，並將相關各方的反應、行為同時展現，從中揭示孫中山的本來地位與作用，讀者可從中體會歷史的複雜與豐富。
收穫和不足
《孫中山史事編年》作為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於2017年付梓而告圓滿結束。得以參加如此重大而有意義的項目，筆者深感榮幸。得益於《孫中山史事編年》的訓練，本人在李吉奎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孫中山全集續編》的部分編撰工作，對兩書的編撰互有裨益，個人也受益良多。參與兩書的撰寫，深刻體會到孫中山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對中國實現民主、建設近代化國家的長遠目光，不愧為近代中國的領袖人物。
《孫中山史事編年》
長編考異通過比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並得其頭緒。筆者深感本卷撰述，雖在追求近真方面著力較大，盡量擴展史料，力求反映相關各方言行，將孫中山放在一個社會的整體中考察，然而對史事背後的脈絡、個人言行的社會背景乃至社會觀念和體制的變化把握不夠，如孫中山思想政見與同時代各種思想主義之間的關係，又如孫中山的思想言行中，哪些部分為宗旨，哪些時候又是權謀、權宜，或者不同報刊的政治背景對其報道的影響，種種「頭緒」，並未做到貫通。這固是本人僅負責1918年一年時段有關，更主要是自己學識有限，有待進一步的學習與提升，這也是參與《孫中山史事編年》帶來的收穫。
由於學力有不逮，閱讀不夠全面，本卷中史實方面錯誤仍有存在。《孫中山史事編年》出版不久，即蒙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朋友熱情告知，該館藏有1918年7月26日《致孫科函》（《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138頁）中所提及的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一書，一般的翻譯是《細胞的智能——進化的動力》，作者為Quevli Nels（圭哇里）。《孫中山史事編年》作為集眾式研究，各位同人負責不同時段，雖然盡量彼此溝通，還是會有重複或錯置。如《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收錄有1918年12月23日《復陳炯明獎勉在閩措施函》，雖然當時已有疑問，因陳炯明本人1918年12月9日親自到上海（《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237頁），完全可以自行上門拜會而無需託人轉交信函及禮物；但無法確定，因函中有「此時專期實業計畫有所著述」，此與孫中山當時在撰述《實業計劃》相符，提及與李厚基議和事亦符合當時陳炯明粵軍動態，故雖該函落款僅有月日，仍照《國父全集》所定年份予以引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254頁）；然而後來才發現《國父全集》第四冊「公牘」1919年12月5日《批陳炯明來函》，《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收錄落款時間為1919年12月5日的《陳炯明報告李厚基變卦不足與謀上國父函》（《孫中山史事編年》第六卷第3525頁），排比三者，即一目了然：先是陳炯明1919年12月5日來函，接函後孫中山在其上批示（1919年12月5日的《批陳炯明來函》），然後是12月23日由秘書照批示擬復的《復陳炯明獎勉在閩措施函》。其他不足、錯漏應仍有不少，願讀者不吝指正，待有改正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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