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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風勁雨為斯民:雍正皇帝的改革舉措

清世宗憲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年號雍正,世人多稱其為雍正皇帝。他似乎是各種民間傳說、文藝、影視作品比較青睞的帝王之一,在他身上也存在著諸多「戲份兒」,清末便已經開始流傳關於他的弒君奪嫡、逼母殺弟、血滴子、乾隆生母之謎、呂四娘刺殺說等等,到《江湖奇俠傳》、《書劍恩仇錄》等文學作品,再到近時風靡一時的宮鎖系列、《步步驚心》、《甄嬛傳》等等,雍正的形象可謂是千差萬別、不一而論。

那麼雍正皇帝留給歷史的,除了這許多的演繹空間外,又有哪些值得後人景仰、讚歎的呢?於此文,不妨僅就雍正皇帝在國計民生上的一些改革措施做以簡要概述,體味下一代帝王的愛民之心和匡扶弊政的不易。

(雍正皇帝)

愛新覺羅·胤禛是清聖祖仁皇帝愛新覺羅·玄燁的第四子,清朝第五位皇帝、入關後第三位皇帝。他生於康熙十七年(1678),在康熙三十七年20歲時被封為貝勒,康熙四十八年(31歲)晉封雍親王,康熙六十一年(1722)即皇帝位,時年45歲。在歷經多年的聽差辦事和漫長的奪嫡之爭後,與清代的其他帝王相比,雍正在即位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

盛世光環下的隱憂

歷史對康熙皇帝的評價總體而言還是趨於肯定的,他武略上平三藩、收台灣、定準格爾、抗擊沙俄,內治里革除弊政、勸課農商、治水修河、重文興教,堪稱中國歷史上的千秋聖明之主。可是在康熙末年,太平盛世的局面滋長了他晚年怠政的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為他在這一時期處理朝政的基本原則。皇帝的倦怠也助長了臣工的不良風氣,康熙四十八年戶部存銀尚有5000多萬兩,至康熙六十一年只餘下800餘萬兩,中央國庫空虛、地方財政吃緊,官員則一味貪污腐敗,將國家財富納入自己的私囊。其中僅蘇州織造一處虧空便高達38.68萬兩,若以糧食作為換算依據(1斤大米以2元人民幣計算),則大約摺合人民幣6576.30萬元,可以說雍正皇帝繼位伊始面對的是名副其實的爛攤子。

(蘇州織造李煦錢糧虧空表)

中央審計與清查

面對如此的爛攤子,一貫遇事急躁的雍正皇帝自然不能姑息養奸。在舉行正式的登基儀式之前,內閣官員按照慣例起草了一份大赦天下的詔書,以示新皇恩典,但在被赦免的犯人中也包含一些貪贓枉法、侵吞國家財產的犯官。雍正皇帝得知後當即命令撤銷這一條,他認為如此一來會助長貪官們的僥倖心理,必須禁止這種所謂的恩澤以斷絕貪官們的後路。

雍正元年正月,登基不到一個月的新皇帝便下旨在京城成立會考府,負責對各部院的財政收入、支出情況進行審計,規定此後一應錢糧奏銷事物均由會考府負責清理「出入之數」,並委派自己信任的怡親王允祥、隆科多等幾位重臣擔當重任,將奏銷大權由原先的各部院衙門上收到中央,堵住官員們想在財務上做手腳、中飽私囊的通路。會考府在成立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共受理奏銷事物550件,其中駁回改正的有96件,占所受理事件的17.5%,中央審計的有效性可見一斑。

會考府的另一項重要職責是清查國庫及各地方的虧空情況,並且一經查出無論百官勛貴,絕不寬貸。履郡王允裪因負責內務府事物期間發生的虧空被勒令補齊,無奈下只能當街變賣家用器皿;敦郡王允?也因數萬兩的虧空無法償還而被抄了家產。戶部虧空250萬兩白銀則由歷任及現任戶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員及部吏均攤賠償。一時間朝廷上下被抄家的貪污官員比比皆是,但也有些官員將財產轉移到親戚家中,鐵面的皇帝則下令將犯官親屬的家產也一併籍沒。對那些心存僥倖、妄圖通過自殺來保全家產的官員他也不放過,勒令地方官員於官署和原籍地兩處同時查抄,身死則嚴審子弟,「所有贓款著落追補」。

(負責會考府審計與清查工作的和碩怡親王允祥畫像)

在這種近乎苛刻的嚴厲作風下,中央各部官員的舞弊現象得到有效控制,地方的虧空也在三年內得到清算,國家財政情況明顯好轉。

耗羨歸公,高薪養廉

「耗羨」是中國古代地方政府向百姓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一部分「附加稅」。漢朝時每繳糧食1石,加收雀鼠耗2斗(徵收並轉運京的糧食被雀鼠偷食損耗稱為雀鼠耗),至漢末則提高到4斗。

到了明代賦稅普遍征銀,百姓所繳的銀子由於納稅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塊的碎銀為主,各州縣衙府匯總上繳國庫時,要將碎銀熔煉成大塊,在碎銀熔煉過程中發生的損耗,則被稱為火耗。 「火耗」是在應繳稅銀之外加收的「附加稅」, 這部分收入一來補貼真正的火耗,二來彌補底薪制度下官員日用的不足。但朝廷既沒有對火耗的徵收標準做出一個明確的規定,也無法進行有效監管,也就逐漸演變為一種公開進行的「准合法」行為。清承明制,康熙後期各省徵收火耗的標準一般省份達到三四錢,最高的達到七八錢,即附加稅可以高達正稅的70%—80%,民生艱難可見一斑,國稅流失可見一斑。火耗的毒瘤越長越大,壓榨百姓,侵蝕稅收,腐蝕官員,終於到了讓人忍無可忍的地步。

雍正元年,從山西開始試點,在山西巡撫諾敏和布政使高成齡的首倡下,一向以割除弊政為己任的雍正皇帝開始了「火耗歸公」的改革。改革的思路很明確,就是規定統一的火耗徵收標準(一般為10%到15%),直接徵收到中央,再由中央向各級官員發放養廉銀,以彌補個人收入和辦公經費的不足。養廉銀是在法定俸祿之外發放給官員的級別補助費,這筆費用往往是原有俸祿的十幾倍乃至幾十倍之多。到乾隆十二年養廉銀制度逐步規範後,總督一級的養廉銀在每年13000兩—20000兩之間,而位列二品的總督俸祿按制度每年才155兩、祿米155斛。

(清代官員歲俸與養廉銀簡表)

細細想來,實行耗羨歸公、高薪養廉確實是一種一舉數得的做法:對老百姓來說,火耗徵收的標準大大降低了,只有此前的幾分之一。對朝廷來說,原本落入官員口袋裡的火耗收入進了國庫,在支出一部分作為養廉銀之後,還能有不少富餘,國庫更加充實,而且百姓安居、吏治改善。對於不那麼貪心的官員來說,原來拿的是灰色收入,不得不受官場陋規影響,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日子過得其實也很壓抑。現在有了合法的養廉銀,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做個堂堂正正的清官,雖然實際收入比原來要少一些,但生活總的來說還是更舒心了,可謂皆大歡喜,同時也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自明代以來官員底薪、滋生腐敗的問題。

攤丁入地,還利於貧民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以土地稅為主,以商稅為輔的稅收制度。土地稅中又包括包括依附於土地的戶稅與丁稅,明中期創由張居正主持設立「一條鞭法」, 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清代初沿用一條鞭法,廢除一切雜派,但丁銀從未被廢除。

雍正元年六月,山東巡撫黃炳上奏請求按照土地的多少攤派丁役,他認為有地的人應該繳納丁銀,無地的貧民則不應當承擔額外的負擔,因而主張將丁銀攤入土地中,按照土地數量的多少來徵收稅銀。雍正皇帝得奏後,認為此事重大、不能輕易做出決斷,因此將奏文駁回。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也上奏贊成攤丁入地的舉措,並稱願意以直隸作為試點試行。這一次雍正皇帝並沒有直接給與答覆,而是將他的奏章轉送戶部討論。九月,戶部將贊成的結果彙報給雍正皇帝,但為了慎重起見,他又命令六部九卿會同詹事府、各道監察御史等共同討論,並將大臣們提出的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傳達給李維鈞,命他針對這些問題做詳細規劃。十月十六日,李維鈞再次上奏稱,準備將土地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講丁銀按土地登記攤入,以避免土地等級不均導致的分攤不均。雍正皇帝硃批道:看你的奏章,分析清楚,籌劃得當,完全可以照你的計劃施行。從此,丁銀完全隨田糧起征,成為清代劃一的田賦制度,標誌著中國古代人頭稅的結束。

(象徵皇帝心繫农業的「雍正耕織圖」)

攤丁入地的實現,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賦稅,而貧困無地的人可以免於負擔丁稅,實際上是利貧損富的做法,將千百年來人們直接交納的人頭稅改從土地稅中徵收,使貧窮人民不再有人口稅的義務,減輕了封建社會對農民人身的控制,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

褒貶自有春秋

雍正皇帝作為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有時卻有著及其單純的一面。比如他那單純的割除弊政、清吏愛民的政治抱負和疾風勁雨、雷厲風行的改革決心。1999年上映的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恐怕是顛覆了很多人對這位千古勤政第一帝的看法,劇作的片尾曲唱道:「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也難說身後罵名滾滾來 」恰是他身前身後種種評論褒貶不一的真實寫照。清官謳歌他的勵精圖治,求變之臣效法他的銳意進取,那些被剝奪了不合理利益的人則對他恨之入骨,而面對世人的不解乃至反對,雍正皇帝喊出了「俯仰不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的坦蕩宣言。

(雍正皇帝親書「俯仰不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

但僅從上面提及的三點改革舉措來看,這位單純的皇帝所觸及的既得利益者數量之巨已非一般可比。審計清查國庫虧空,他懲治了一批批曾經權傾朝野、高居廟堂的勛貴階級;火耗歸公,他又得罪了千千萬萬州縣的貪官墨吏;攤丁入地,更是觸犯了天下有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這些人從某種角度而言才是歷史的「書寫者」,雍正皇帝在世時,人們對他的改革當然不敢公開詆毀,但竊竊私議時有發生,類似於說他有「愛銀癖」、貪財好利、刻薄寡恩、荒淫無度、沉溺酒色的說法在坊間廣泛流傳,在打牌時也有個暗諷皇帝的「抄家和」。

甚至他的兒子乾隆皇帝,也曾經打算廢除他的一些改革措施,虧得諸位大臣旁徵博引才打消這樣荒謬的想法,決定「此事當從眾議,仍由舊章」沒留下個不明不孝的千古笑柄。至於民國初年,反清排滿情緒的高漲,醜化清朝皇帝成為革命的輿論必需品,人們更是津津樂道雍正帝的各種傳聞惡事、演繹誇張,至於他的改革業績當然不會成為議論的主題。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據不完全統計,雍正皇帝在位期間,引見文武官員至少有7200餘人,其中很多人又並非一次引見;處置六部及各省題本192000餘件,平均每日閱覽題本在40件以上;經他親手批示的奏摺大約35000餘件,平均每日硃批7000餘字。十三年的殫精竭慮、勤政親賢,使得他在身後留給乾隆皇帝的,除了7000餘萬兩國庫存銀外,還有一個「無官不清、無官不勤」的清明治世。我們可以毫不客氣的講,如果沒有雍正皇帝,康乾盛世只能是康熙盛世,清帝國也不會有將近300年的國祚。在當今整肅政府作風的年代,我們也許真的應該從雍正皇帝這裡吸取些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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