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春節：老大中國的宿命開端

1915年《申報》

「本報廣告：本館照例自明日（十日）起停刊一星期，至十七日照常出版。此布。」

1915年2月9日，農曆臘月二十六。上海《申報》在頭版頭條的廣告中，以休假的方式宣告新年之降臨。這一天的報道，排在前面的仍是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戰報；外交上，則以中日交涉為頭條——現在我們知道，日本此刻正以二十一條壓迫袁世凱政府；內政方面，彼時最吸人眼目的是高官們正醞釀職務變動。

媒體報道稱，財政部次長張壽齡已經3日不到官署視事，此舉實表示辭職之決心。當時風傳周學熙將出任財政部長，李經羲任內務部長，楊士琦長交通，周自齊轉為農商部長，末代狀元張謇則專任水利部長。更有傳言稱，周學熙對接掌財政部長，並不熱心，因國步艱難，財政困竭，這個部長當得辛苦。種種人事變更，預計春節過後將靴子落地。

周學熙

有一個筆名「默」的雜評家說：當國家預暇時，一般官僚政客對於政治之興味頗高，競思投身政潮中，以一試其抱負。當國家多故時，身在政局之人，左支右絀，事事感覺難辦，因而為急流勇退之計。在他看來，這也是為什麼高官更動之說頻傳而不見實現的原因。

當我們穿越時光隧道，回到100年前的春節，會發現那的確是一個「國家多故」的時段。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則北洋軍閥與革命黨捉對廝殺，百業凋敝，民生塗炭。從民心的走向看，維穩的訴求似乎佔了上風，這最終催生並堅固了袁世凱稱帝的執念。

商業最為發達的上海，年關也展現出較往年更為艱困的圖景。一項調查顯示，往年春節前後生意興隆的衣庄、肉庄等業，在1915年則因「時勢艱難，金融枯涸」而「不甚暢旺」。就當時的社會習俗而言，新年無論大家小戶都要置換新衣，但在上海南市十六鋪一帶，除了棉衣銷路「尚不甚惡」外，其他羊皮等貨均購者寥寥。往年三百元的衣服，現在只要一百餘元，大抵打六折售賣；肉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因江北年歲荒歉，導致來上海販豬的人絡繹不絕，豬行存貨越來越巨，而購者無多，估計肉價不僅不能照往年舊例上漲，還將減價招徠顧客。

上海民國

這些日用品的售賣情況，是最能反映民生冷暖的晴雨表。上海尚且如此，內地則更不堪言。這個年關，陸續傳來米荒的消息，盜匪橫行的消息……進入民國，共和政體的試驗，似乎並未給普羅百姓帶來利好，毋寧說人們的苦難更加重了。「籌安會」在1915年開始橫空出世，絕難完全歸咎於政治的操作，就廣大民心層面，至少民主並不比帝制對他們更具誘惑力。這是部分社會在民主轉型初期最大的風險所在。

這個春節，大總統沒有閑著。臘月三十那天，袁世凱申令公布《國籍法實施規則》；正月初二，則公布《權度法實施細則》，並策令授張煥相為陸軍少將等。就治國的才能而言，袁世凱確為一時之選，如果沒有後來稱帝的爆棚野心，或許在他的治理之下，民初的歷史會是另一個走向。

袁世凱

但歷史終究難以假設。當我們回望百年前那個看似普通的年關，它其實正映射著老大中國在踉蹌進入現代體制時無處可逃的悲劇宿命。共和的混亂導致恢復帝制，再導致一連串的革命……余英時說，從五四到文革有一條邏輯的貫穿鏈條。事實可能是，在1919五四運動之前，在1915年的那個春節，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就已經開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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