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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偶像男團:下一個藍海,還是死海?

撰文:褚漢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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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愛奇藝的網綜《偶像練習生》,可能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原來中國有這麼多偶像男團。

《偶像練習生》

在節目里,香蕉娛樂、樂華娛樂、華誼兄弟等31家經紀公司派出旗下的藝人參加這場偶像男團的出道競演。練習生在韓國被定義為未曾出道的娛樂公司預備軍,但《偶像練習生》里的選手不乏已經出道的。

Trainee18、NGC-Kepler11、ZOOM超能團、Catchers、BBT、BC221是這些選手曾經的團體,這些看起來非常陌生的團名在成立之初想必都想要去成為下一個TFBoys,他們的所屬公司也一定有成為中國SM或傑尼斯的野心。偶像文化漸漸深入人心的當下,從幾年前開始,就不斷有人提出在中國搭建偶像男團市場體系的條件已經成熟,文化產業風險投資的VC們之間最熱門的話題也都是粉絲經濟。

《偶像練習生》的播出讓偶像男團再次走入人們的視野,很多人覺得或許這會是國產男團大躍進的一個契機,正如女團文化的成熟讓當年只能與粉絲在線上交流的SNH48如今「天下布妹」,總選達到上億的現金流。

偶像男團接下來的航道,看似是前途無限光明的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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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TFBoys和SNH48的走紅印證了偶像產業的長尾效應,幾年的時間過去了,除了TFBoys,我們仍然沒有看到下一個成功的偶像男團出現,就連TFBoys本身也淡化了團體感,個人工作室的成立讓王俊凱、王源和易烊千璽更多以個人身份出唱片、接代言、拍電影。

《偶像練習生》評委

就拿《偶像練習生》的幾個評委來說,除了李榮浩和歐陽靖,其他幾個本身還沒有脫離「偶像」這個範疇,仍需要向大眾證明他們的實力。程瀟出道2年,周潔瓊出道2年,王嘉爾出道4年,即便是導師資格最不受質疑的張藝興,也只不過出道6年而已。導師們或是新人仍在努力打拚,或是在謀求轉型擺脫「偶像」這個標籤,但他們卻可以化身導師開始指導起後輩了。

韓國打造偶像男團的節目《produce 101》第二季,國民製作人代表是韓流巔峰時期的天后寶兒。中國雖然不缺天后,但那英、王菲、林憶蓮和張惠妹都並非偶像出身。中國的流行文化里,一直都缺乏職業偶像的存在,哪怕最接近偶像的小虎隊,三位成員也短暫結束了其職業偶像的生涯後便進入演員、導演、投資人的領域。

韓國偶像團體水晶男孩

在韓國,出道超過20年的水晶男孩和H.O.T的成員們依然活躍在偶像領域,在打歌節目上與後輩們同場競技。在日本,小虎隊模仿的日本男子團體「少年隊」的成員東山紀之,如今仍會在傑尼斯跨年晚會上壓軸表演輪滑、舞蹈甚至是後空翻。而反觀我們,出道不久的小朋友就急不可待地擺脫偶像標籤,剛剛從粉絲那裡得到流量的他們似乎對職業偶像這個身份充滿了反感,「用作品說話」幾乎成了中國偶像們標配的口頭禪。

所以即便資本的觸角已經伸向了偶像男團,我們長久以來沉澱出的文化氛圍,還是鄙視職業偶像的,總覺得他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拎不清偶像定義的不僅僅是擁有娛樂圈話事權的中年大佬們,年輕的粉絲也用追職業偶像的方式對待他們喜歡的演員和歌手,微博的轉發也儘是粉絲組織的打投組(即打榜和投票組)和數據組(為偶像多次轉發,營造出好看的kpi)。

從源頭來看,偶像身份定義一直都不明晰,而從終端的觀眾視角來看,演員、歌手和職業偶像也被相同的方式對待,在這種氛圍之下,打造偶像男團的難度實在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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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職業偶像,能夠製造出偶像的團隊目前也很稀缺。除了剛剛所說的《偶像練習生》導師人選顯得力不從心外,其實放眼整個中國,都很難找出專業的偶像培養體系。

喜多川傑尼斯

我們不得不再次類比偶像產業發達的日韓兩國。在日本,打造過無數偶像男團的公司傑尼斯事務所的創始者喜多川傑尼,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還在上高中時便負責了一些演出的舞台管理,到了大學,喜多川開始組建樂隊並負責一些樂隊的經紀事務,而他與自己的姐姐喜多川瑪麗在七十年代開始培養Jr.(Junior,相當於日本偶像產業的練習生)時,姐弟倆甚至親自開車送孩子們上下學。1968年的「四片葉子」組合可以說是傑尼斯偶像的雛形,那時幾位組合成員就開始為了舞台效果表演後空翻。而我們熟知的SMAP這種出道超過25年的偶像男團大前輩,已經是傑尼斯踏足這個行業19年之後的事了。

李秀滿與SM旗下藝人

韓國SM娛樂公司的創始人李秀滿也是進入歌謠界17年之後,才有了「Star Museum計劃」,而最初還是靠著自己打工和積蓄來的兩億韓元成立的。又過了6年,SM才正式法人化,推出第一個藝人,組合H.O.T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後來才有了神話、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和EXO,即便如此,SM娛樂也不是百發百中,2016年推出的男團NCT在商業上並未取得以往那樣的成功。

就像無數創業公司畫餅的時候會說「只差一個程序員了」,中國的資金和粉絲相較於日韓有著更大的體量,但我們差的,偏偏是像喜多川家族和李秀滿那樣真正有經驗的,能打造偶像團體的製作人和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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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這種推手我們曾經是有過的。

喬傑立家族

台灣曾有個類似於傑尼斯模式的演藝經紀公司叫作喬傑立,其創始人孫德榮與喜多川傑尼也有著一定的相似性,人生經歷坎坷的他也是早早入行,一度捧紅了張雨生、陶晶瑩等人,並發掘了羅志祥和歐弟。在2000年,他成立的喬傑立一度成為華人偶像男團的標杆。喬傑立家族鼎盛時多達40餘人,5566、183Club、K One、太極等偶像男團皆屬喬傑立,不管是深耕台灣本土市場還是來到大陸發展,戲劇、主持、唱片等方面成績都很亮眼。

《傑報J-Star》

巔峰時期,喬傑立甚至有一份專屬雜誌「傑報J-Star」,裡面是喬傑立藝人的各種情報。

然而這段傳奇持續的時間卻不到10年,合約到期時,5566的一半成員、明道選擇不續約,而新出道的團體後繼乏力,終於拖垮了這家公司。

之所以把喬傑立的例子拿出來,是因為這一段歷史幾乎要在每一個成功的中國偶像男團上重演。從最初的小虎隊,到F4、飛輪海,哪怕是二人男團bobo,都會在團體成立之後的幾年裡發生合約糾紛,最終導致團體的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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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偶像男團做不起來還是剛剛說的兩個原因:第一,男團們背後的製作人和公司的號召力與資源不夠;第二,偶像的身份定義和文化認同不足。

日本的傑尼斯和AKS,韓國的三大娛樂公司,做的都是職業偶像的藝人經紀。然而從《偶像練習生》就能看出,中國打造偶像的公司里,有做電影的,有做視頻網站的,有做直播的,甚至還有做遊戲和做實業的來玩票搞偶像團體,真正從少年時期就開始培訓練習生的偶像經紀公司屈指可數。

偶像的身份定義和文化認同不足,從那些離開團體的前偶像們後來的選擇便能看出,如果說韓國演藝圈裡偶像處於食物鏈的底端,那麼在中國,人們甚至根本不覺得這個身份處於流行文化的食物鏈上——吳亦凡在《中國有嘻哈》里說自己「偶像出身」,張藝興則漸漸開始以音樂人、製作人的身份活動,而至於鹿晗,公開戀愛本身就是去偶像化的標誌。

而偶像男團稀缺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來自於粉絲。

中國粉絲從韓國的前輩那裡學來了各種應援方式並把它們強化,地鐵站標牌、飛機票的票身、時代廣場前的大屏幕這些都成了基本配置,粉絲們的應援從海陸空蔓延到外太空,幫他們的偶像搶資源也是不在話下。

TFBoys

譬如TFBoys,組合只有三個人,粉絲卻分為了七個派別,團飯、三人各自的唯飯、兩兩配對各自的CP飯,如果加上和TF家族飯或者和團外的CP,可能還要更多。演唱會上他們用不同的應援色以示區分,每一次應援都如排兵布陣般搶佔有利地形放上自家燈牌和條幅的顏色。而組合和公司的官方微博,各種派別的粉絲更是忙著控評。

個人活動和粉絲不斷累積之後,註定要加劇團體的分崩離析。從韓國團體里離隊的成員,幾乎都是恃粉而驕,在離隊之後以個人的姿態進行活動。

《偶像練習生》的積極意義在於,它讓人們開始正視區別於演員和歌手的偶像這個職業,也為偶像男團未來的融資和培養吸引到更多注意力,從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改變整個文化生態並非朝夕之功,即便有了下一個成功的男團,合約糾紛、成員離隊也是可預見範圍之內的事情。中國會不會打造出盤活文化市場、甚至成為國家文化名片的偶像男團,尚需要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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