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們的抗父衝突

撰文：庄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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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國難當頭，山河破碎。陳獨秀獨居南京老虎橋監獄，在四起的烽煙中追錄往事，寫下了兩篇共一萬三千餘字的自傳。第一篇名字便叫做《沒有父親的孩子》。陳獨秀三歲喪父，雖過繼給叔叔陳衍庶為子，實由祖父教養長大。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白鬍爹爹」，常常用跡近於毒打的方式管教這個孫兒，還不止一次憤怒地罵他：「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這位暴虐的祖父，還有兩種怪脾氣，一是潔癖，一是好靜，家人走路都要躡手躡腳像做賊一樣。然而這位有潔凈癖好的祖父，卻有鴉片癮，「時常要到街上極齷齪而嘈雜的煙館裡去抽煙，才算過癮」。這段回憶以詼諧的筆意寫出了少時的一種叛逆，其中深蘊著受挫的情感，以及對祖父（對他而言，相當於父親）權勢的一種睥睨與貶抑。

陳獨秀這部未完成的自傳，對童年生活的有限記述，隱隱顯露出他作為一個終身反對派的叛逆心理。相對應的則是父輩靈魂深處的沉痾宿疾。多年後，他說母親查氏總是用眼淚規勸感化倔強的兒子。「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強暴下的叛逆反彈，既是陳獨秀個性使然，又是若干年後時代催生所致的過濾性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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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一輩的名人，大半有一段反抗「封建禮法」的童年和少年時期。這禮法又往往集中於人倫中的孝道。上達廟堂，下至民間，持守著「國有忠臣護社稷，家無逆子鬧爺娘」這般的道德倫理規範。生於1903年的聶紺弩，中年後曾談及《封神榜》里家喻戶曉的故事哪吒「蓮花化身」，對此有一番高度概括的議論：「孝道觀念支配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幾千年；如果僅僅是兒女的純真的自發行為，原也未可厚非，但不是這樣。大而言之，是封建帝王的統治工具；小而言之，是愚父愚母的片面要求。根本要義，不外犧牲他人，完成自己的獨特享受。推至其極，可以造成卧冰，埋兒，割股??等血腥的慘事，是最戕害人性，離析家人父子感情的東西。」成年後的魯迅，則以調侃的方式回憶幼年看《二十四孝圖》的「傻氣」：想到家鄉天氣溫和，冬天只有薄冰，小孩子卧上去必定會冰破落水；又想到家貧掘不出黃金，父親若去學郭巨，自己豈不是要被埋了么？

但在外力的逼迫下，這些「本來誰也不實行的老玩意」（魯迅：《二十四孝圖》）成了急於舊邦新造的革新者的靶子。20世紀最初的十年里，立憲，共和，民權，自由這些字眼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庚子之後，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風行一時、攪動人心，用當時人的話說，「中國民氣為之一變」。以進化論的眼光來看，兒子指向的是進化和未來，父親則正相反。魯迅後來期許「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而辛亥前後，便成為一個舊消新長、清結舊賬的過程。

首先是作為所有國人的「父親」、世俗權威的皇帝前所未有地被挑戰。傳統上至高無上的君父成了人民公敵。陳獨秀「弱冠以來，反抗清帝」（《陳獨秀自撰辯護狀》），為革新感情所驅使，日夜夢想革命大業，衣被上爬滿臭蟲，亦無暇顧及。正是在驅逐「政治之父」的革命中，往往父子異路，上演人倫之變，至親之間，一方維護秩序，一方鼓吹叛逆。1907年光復會會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之後被剖腹挖心。消息傳至家鄉紹興，他做過縣吏的父親徐鳳鳴星夜遣散家人，自行去縣衙投案，此後在眾富紳聯保下，調出當年與兒子徐錫麟脫離關係的檔案後方無事獲釋。地方官員為之開脫的理由，也是徐鳳鳴平時不但諄諄教育兒子忠孝為本，還時常勸誡他不要與不方正的留學生來往。大逆之父卻是忠純之人，正是那時父與子行動上分崩心理上離析的現實一種。

然而革命者又是從舊式家庭中走出來的。那個世界正在社會變遷中盪裂，但同時，那又是他們安身立命之處和血肉相系之所。因此父與子、新與舊卻又並不總是那麼水火判然。與陳獨秀有私誼的孫毓筠，辛亥革命後曾任安徽都督。他是狀元公、大學士孫家鼐的侄孫，卻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1906年他以「江南候補道」的頭銜，自告奮勇到南京做策反工作，以相應萍瀏醴起義。結果行事不密，被人告發。孫毓筠的寓所機關被破獲，成了官府手中的謀逆犯。兩江總督端方早知孫毓筠是孫家鼐的晚輩，案發後密電孫家鼐。孫相國回電說：「此子生性頑劣，果如情真罪實，請嚴予管束。」「管束」兩字，已有刀下留人的意思。端方因此叫一個姓何的道台到獄中看望孫毓筠,指點他在供狀中只談政治改革，莫談民族革命。於是，孫毓筠便自供「救國當先改革政治，抱此宗旨，它非所問」。於是，端方得以替他開脫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僅革職並處以五年監禁。除去優待故家子弟的一面，端方本人其實便是晚清重臣的開明派。他主張漸進的立憲，在湖北、湖南、江蘇、直隸任上，也頗能興學育才，潛相接納新式人才。而孫毓筠後來卻又做了鼓吹袁世凱稱帝的「籌安六君子」之一。

新舊交互激蕩，又免不了鮮血澆淋其間。1902年，梁啟超作《過渡時代論》，把過去之中國喻為千年老屋，必得更新而後方可居住；要更新，則不可不催棄舊，在舊者已破而新者未成之時，則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武昌事起，各地新軍暴動雲起。1911年10月29日，舉事的太原新軍攻打滿城和巡撫衙門。根據新軍首領閻錫山日後的回憶，當暴動士兵衝進巡撫衙門時，陸鍾琦「衣冠整齊，立於三堂樓前，陸公子隨其旁」。這位陸公子，是陸鍾琦的長子陸光熙，擔任翰林院編修，亦曾在日本學習軍事，與閻錫山同為軍校學生。按照史官惲毓鼎當時的記載，暴動的士兵們不理會陸鍾琦要求他們退出去的命令，巡撫的僕人厲聲斥責，一個士兵便開槍打死了陸鍾琦。陸光熙悲痛反擊，開槍打死了殺父之人，他自己亦死於亂槍之下。陸家父子夫妻滿門十八口人被殺，是為辛亥革命中少見的血腥事件。

新陳代謝催生的暴力事件，顯示出令人心驚肉跳的一面。然而從一些材料來看，父子雙雙喋血又昭示出歷史的蒼茫與傷感。陸鍾琦官聲頗佳，本來一向便有道學家的名聲，他是誓死不會向革命者低頭的，據《清史稿》記載，事發前他便向次子吐露一旦事變大則當死職的心思。然而據陸家後人回憶，陸光熙本人便是同盟會會員，來太原是為策反父親獨立。陸家的家庭教師孫振汝後來寫過一篇《陸鍾琦父子之死》，說「(陸光熙)知道陸鍾琦反對革命，又不能擁兵自衛，此次來太原，既欲維持他父親的地位，又怕時局決裂，所以他的計劃是俟革命軍至，不戰不降，調停中立，聯繫上級軍官，以取和平。」 陸光熙究竟是否革命黨人，如今已無確證，然而他同情革命是無異議的了。父子兩人立場相異，政治情感各有歸屬，在兵燮禍結之際，顯現出原本血肉相連的人倫天性。

2

西潮裹挾而來由此衍生的倒也並不全是父子異路。陳獨秀的同齡人、以後北京大學的同事蔣夢麟，卻有一個受西方影響的父親。

40年代初，蔣夢麟寫回憶錄《西潮》，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祖父曾當過上海銀莊裡的經理，家庭早年就受到西方的影響。父親則熱衷於發明設計。為了減少從從家鄉蔣村到寧波的時間，蔣夢麟的父親畫了一個藍圖，預備自己造一艘輪船。木匠和造船匠工作了一個多月，「輪船」造好了。下水試航時，許多人跑來看。這自製船隻由兩位彪形大漢分執木柄兩端來推動水輪，可惜船行到水中，速度和傳統的木漿船差不多，無論水手們如何使勁兒，船的速度也不再增加。這位達芬奇式的父親把水輪修改了好幾次，仍然無法解決速度問題，只好改為普通槳劃的船隻。由於船身太重，最後被棄置腐爛。蔣父一直想再試一次，直到有人告訴他瓦特和蒸汽機的故事，他才放棄造船的雄心，方曉得在外表之外，還有深奧的原理。這位熱愛探索的父親便決心讓他的兒子們受現代教育，將來可以學會洋人製造神奇的東西。「這個造輪船的故事也正是中國如何開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進的實例」，幾十年後，蔣夢麟用這樣的歷史細節表明在急遽遞嬗的歷史中，現代文明的鋒芒如何在中國土壤上發芽滋長。此後，蔣夢麟成長為那個時候少數能融匯中西文化的中國人，深深得益於其父的潛移默化。

蔣夢麟

這樣的一位父親，不反對孩子們學習外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送兒子去學英文，卻在人倫道德上不大讚成外國人。辛亥前確有一種論調，認為中國一切學問，皆當學習西洋，惟有倫理是中國固有的，不必從新。《新民叢報》因此特別辨明，舊倫理有功中國，如今則嫌範圍狹小，為補舊之不足，則需要新倫理。（《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一集）

事實上，即便是蔣夢麟的父親，仍不能跳出希望兒子做官光宗耀祖的傳統思想。當蔣夢麟中了策論秀才之後，親戚朋友齊來道賀，家裡的大廳張燈結綵，吹辦奏樂助興，一連吃了兩天的筵席。父親最高興，希望兒子將來可以做到宰相，因為俗語說「秀才為宰相之根苗」。因此，十九歲的蔣夢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兩個互相矛盾的勢力正在拉著，一個把我往舊世界拖，一個把我往新世界拖」。被新舊撕扯著的青年人，開始懷疑自己會不會發瘋，有時坐立不安，有時又默然出神。蔣夢麟用這樣的一個歷史細節，深刻地說明舊倫理舊觀念帶來的滯重。以後，蔣夢麟負笈西行，中學根底深厚的他，又得西學滋養，他發覺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愈容易；新與舊在他那裡得到了融合，因此成就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觀。

蔣夢麟在1917年離美返國。此時距離1911年的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六年。回到家鄉，父子相見一幕在表面的溫情之下流淌著濃謐的天倫至情：「父親站在大廳前的石階上，兩鬢斑白，微露老態，但是身體顯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雙唇洋溢著慈父的深情。我兄弟兩人恭恭敬敬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禮。舊式的叩頭禮在某些人之間已經隨著清朝的覆亡而成為歷史陳跡了。」若置於歷史之中，這堪稱是一個極富象徵性的場面。沒有新與舊的對立，沒有舊倫理在時代面前的左支右絀。

而他後來的同事、朋友陳獨秀此時正以最猛烈的炮火攻擊家族制度，試圖摧毀以孝為聯結點的父子倫理。1916年，陳獨秀髮表《吾人最後之覺悟》，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他視三綱為奴隸道德，施之者視作當然的權利，受之者服從不敢違背。他又以西洋新道德為參照，探討中西倫理文化的差異，「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魯迅則鄭重提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一命題。他以進化論的角度，說「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徹底否定傳統父子關係中的「長者本位」，而應該確立「幼者本位」 。父親們「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他們的吶喊聲中，作為主體的「人子」覺醒了。「人父」則成了封建倫理秩序的代表。這人子化身為陳獨秀想像中的「新青年」，激昂高蹈地告別過去，決絕地追求民主和科學，成為啟蒙時代的象徵符號。

相信中西賢哲「此心同，此理同」的蔣夢麟，多年後如此解釋老友陳獨秀的激烈言論：「因為習慣傳下來的各種舊思想，妨礙著民主與科學的發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張打倒原來的習慣與舊有的思想。但這不是他最後的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與方法，用於建立一個民主與科學的新社會。」

3

1919年，胡適生了一個兒子，在與汪長祿的信中，他說做父母的糊裡糊塗給了孩子一條生命，生了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因此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債」的債主。在《我的兒子》這首詩中，他希望兒子長大之後「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可說是五四一代們建立的新人倫觀。也因此五四時期更出現了一種「兒童文化熱」。有感於傳統文化的早熟，先驅者們呼籲赤子之心，重新「發現」兒童。

然而這些人畢竟是受傳統道德倫理浸染長大，他們的反抗父親本身便有道德化的傾向。當他們身為人父，對青年人就不那麼寬容了。他們自己的精神依然停留在自己的理想境界之外。胡適死後被稱作「一個服膺舊道德、實踐舊倫理的純正儒士」，這是如此真實，卻又如此具有反諷意味。

陳獨秀於父子人倫有「破」卻無「立」。和妻妹高君曼在上海同居時，他的兒子延年和喬年（髮妻高大眾所出）寄宿在《新青年》發行所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謀生，喝自來水，吃麵餅，冬天只穿夾衣，顏色憔枯。小姨高君曼曾請求陳的友人潘贊化出面，勸陳獨秀讓延年兄弟在家吃住，免得被人說繼母苛待。陳獨秀的反應是「婦人之仁」，他認為「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其冷血無情令家人朋友亦難以諒解。父子之間的關係在旁人眼裡是「不相得」。當陳獨秀任北大中國文學系學長時，士林推重；兒子延年卻常對別人說：「吾父亦不過是新官僚舊學者而已，讀書雖多，而不能為天地立心，不能為萬民立命，與文盲何益！」，其言論也引得身邊人非議，倒也承繼了乃父無父無君的狂狷。

反孔抗父的另一位急先鋒吳虞，以驚世駭俗之語激烈地反對家族制度，「儒家以孝悌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家庭制度之聯結根干而不可動搖」，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的禍害，「誠不減於洪水猛獸也」。但他作為人父，卻警告仰慕歐美自由文明的女兒「若再不謹慎筆墨、鄭重行止，妄與外人通信，吾若知之，斷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反家庭專制的父親最終卻成為專制的父親。

因此，五四時代可以說是父與子衝突的時代。由受進化論影響而對父親的貶抑至此臻於極致。經過辛亥革命對「政治之父」的驅逐，到陳獨秀們對「文化之父」的打倒，再經過文學家們的故事描述，父與子完成了具象化、簡約化和大眾化的的想像過程，最終凝練出父與子二元對立的話語結構：父親是傳統落後秩序的維護者或國民性弱點的載體，兒子則代表了進化和未來。這最終成為五四乃至後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基本的文化思維模式。也因此，在此後的漫漫歲月里，父親被反覆貶抑不斷褻瀆。

意味深長的是，父親們的厄運似乎又與他們的缺席息息相關。批判父權最激烈的幾個人，陳獨秀、胡適，寫出反封建大家庭主題的作家巴金、丁玲等人，皆是早年喪父，由寡母撫育長大。他們沒有蔣夢麟那樣對一個寬厚通達的父親的記憶，對他們來說，父親更是一個符號。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在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 父親常常是一種權威、 規範的標準，若無父親的障礙，兒子可以暢所欲為；從生命體驗來看，父親早逝，往往令兒子們心理早熟，較早就領略到世情冷暖，在情感而言，他們一生都背負母親為自己犧牲、這種無法償還的內在壓力，在個人生活領域，不是成為傳統的奴隸，便是冷漠不近人情。

沒有父親（文化意義上）的兒子們往往是天生的「革命派」，但在靈魂深處，則往往隱藏著對權威的渴慕。這樣的一個位置，總需要填補。從前可能是皇帝，以後則可能是主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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