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最新 02-01

▼

題記

王小波先生去世多年，

今天讀他仍不過時，

為什麼？

歡迎在留言板中探討。

（丸子/抄寫）

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來源/王小波作品

編輯/森林

有關歷史的導向原則，還有必要補充幾句，它是由兩個自相矛盾的要求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學的研究、討論，都要導出現在比過去好的結論；其二是：一切上述討論，都要導出現在比過去壞。第一個原則適用於文化、制度、物質生活，第二個適用於人。

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我舅舅上個世紀（20世紀）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歲，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確的說法是不該知道。

總之，說到知識分子的職責，我認為還有一種傳統可循：那就是面向未來，取得成就。古往今來的一切大智者無不是這樣做的。這兩種知識分子的形象可以這樣分界，前一種一世的修為，是要做個如來佛，讓別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後一種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別人的手掌心就滿意了。我想說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後一種知識分子，因為不管是誰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那年夏天，蚊子在我腿上咬了很多包，都是我在院子里睡時叮的。夜裡滿天星星，我在院子里十分自由，想什麼都可以。一個中國人如果享受著思想自由，他一定只有十三歲；或者像我舅舅一樣，長了一顆早已死掉、腐爛發臭了的心臟。

我現在經常想到一個人，就是那位在二次大戰里躲在「邊樓」的猶太小姑娘安妮。她在那裡寫了一本日記，說她相信每個人在心底都是善良的，然後就被納粹抓走了，死在滅絕營里。這樣她就以一種最悲慘的方式證明自己是錯的了。她生命的價值就是證明了再不要相信別人是善良的。最起碼要等到有了證據才能信。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雖然記憶已經恢復，我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但我還想回到長安城裡──這已經成為一種積習。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在長安城裡。

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凄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在冥想之中長大了以後，我開始喜歡詩。我讀過很多詩，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詩。好詩描述過的事情各不相同，韻律也變化無常，但是都有一點相同的東西。它有一種水晶般的光輝，好象是來自星星……真希望能永遠讀下去，打破這個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寫這樣的詩。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顆星星。如果我會發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麼美好，那麼一切恐懼就可以煙消雲散。於是我開始存下了一點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麼我就戰勝了寂寞的命運。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惱的問題就變得易解。

長安城裡的一切已經結束。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我那時是二十一歲，大許和我同歲，小紅才二十歲。人可以在那麼年輕時就那麼美，那麼成熟，那麼可愛。她常說她喜歡一切好人。她還說她根本分不清友誼和愛的界限在哪裡。她給我們的是友愛：那麼純潔、那麼熱烈的友愛。她和我們那麼好，根本就不避諱她是女的、我們是男的。我們對她也沒有過別的什麼念頭。可是她給我們的還不止這些。我回想起來，她絕對溫存，絕對可愛，生機勃勃，全無畏懼而且自信。我從她身上感到一種永存的精神，超過平庸生活里的一切。

我不要孤獨,孤獨是丑的,令人作嘔的,灰色的。我要和你相通,共存,還有你的溫暖,都是迷人的啊!可惜我不漂亮。

有關五八年的大發明和賽詩會，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它不像我小時候想像的那樣浪漫——比方說，當時的發明是有指標的，我們這所大學裡每月必須提出三千項發明，作出三萬首詩來。指標這種東西，是一切浪漫情調的死敵。假如有上級下達指標令我每周和老婆做愛三次的話，我就會把自己閹掉。假如把指標這件事去掉，大發明和賽詩會就非常好。只可惜它後來導致了大家都餓得要死。有一陣子大家又急於發明出止住飢餓的辦法，我為此也想破了腦袋。

革命時期是一座樹林子，走過時很容易迷失在裡面。這時候全憑自己來找方向，就如塞利納（Celine）這壞蛋杜撰的瑞士衛隊之歌里說的：

我們生活在漫漫寒夜，

人生好似長途旅行。仰望天空尋找方向，天際卻無引路的明星！

因為她像蘇格拉底，對一切都一無所知。雖然活了四十多歲，眼前還是奇妙的新世界。她不知道為什麼人家要把她發到雲南那個荒涼的地方，也不知為什麼又放她回來。不知道為什麼要說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鬥爭，也不知道為什麼又說她不是破鞋，把寫好的材料又抽出來。這些事有過各種解釋，但沒有一種她能聽懂。她是如此無知，所以她無罪。一切法律書上都是這麼寫的。

她教給了我女人是什麼。女人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奇蹟，但是連這都不知道的話，那就更是白活了。

我十七歲到南方去插隊。旱季里，那兒的天空是藍湛湛的，站在小竹樓里往四下看，四處的竹林翠綠而又苗條。天上的雲彩又潔白又豐腴，緩緩地浮過。我覺得應該試一試。

開始時候象初戀一樣神秘，我想避開別人來試試自己。午夜時分，我從床上溜下來，聽著別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潔的月光下坐著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寫下來是什麼樣的。在月光下，我用自來水筆在一面鏡子上寫。寫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塗了又寫，寫了又塗，直到把鏡子塗成暗藍色，把手指和手掌全塗成藍色才罷手。回到床上，我哭了。這好象是一個更可怕的噩夢。

我們這個社會裡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里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放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根據文獻，反右鬥爭後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舊社會的作為，女右派結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窺女浴室的問題。當然，這個階段發生的事已經不屬於討論的範疇，但還屬論戰的延續。再以後就是組織處理等等，更不屬於討論的範圍；但是它和討論有異常顯著的因果關係。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麼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霉的年頭兒何時過去。

如果說我們都一無所知，中國的讀書人對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對態度：孔夫子說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顯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麼了。後世的人則以為，天已經生了仲尼，萬古不常如夜了。再後來的人則以為，精神原子彈已經炸過，世界上早沒有了未解決的問題。總的來說，中國人總要以為自己有了一種超級的知識，博學得夠夠的、聰明得夠夠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以為，因為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追求智慧者的畈依——換言之，我們不僅足夠聰明，還可以擔任聯合國救濟署的角色，把聰明分給別人一些。我當然不會反對說：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聰明的人。一種如此聰明的人，除了教育別人，簡直就無事可干。

－－森林讀書會﹣﹣

編輯丨小森林

囿於晝夜廚房與愛

好書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