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字號牌匾書法書風的影響因素

北京老字號牌匾書法的氣勢神采之美表現在字裡行間的無形韻味，是京味文化流於筆尖的體現，特別是晚清至民國時期，宮廷文化、庶民文化兩個不同的文化領域逐漸有機會結合到一起，從宮殿紅牆到衚衕四合院，傳統的封建等級制度逐漸減弱。猶在明清、民國時期，興起一波新的店鋪，這些商號在當時政治變動、新思想萌發衝擊的環境下，亦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清末民初，書壇也形成前所未有的格局，清朝遺老官員、文人墨客、新思潮領袖紛紛活躍起來，使當時書法的發展呈現繁榮的態勢。而匾額作為商號的標誌，可以說是商人、書家聯繫的一種見證，商號以文人之筆墨為商鋪增光添彩。

書法的風格、風尚、風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對於北京老字號，宏觀來說，它受到字型大小興起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具體來說，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商業字型大小文化、書壇當時的創作風氣，引申至經營中的價值取向、書壇當時活躍的書家及其創作理念都對北京老字號牌匾的書風形成帶來一定的熏染與影響，本文將對其「端莊敦厚、瀟洒流暢、典雅醇正」書風的主要成因作出細緻分析。

一、書法創作的時代特徵——碑帖主張的討論

（一）帖學創作風氣尚存

現存的北京老字號大多興起於元明清時期，在清末民初的北京書壇，書法創作風氣可謂討論熱烈，首先體現在帖學創作風氣尚存。

碑帖的理論概念，興起於晚清，阮元將北碑南帖對應而言：「帖者，始於簡帛署書，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由此可見，帖學的概念是相較於碑學而言的，因此可以說是清代才以理論形式出現。筆者認為，帖學之學，主要指一種以研究如阮元所指的鍾、王、郗、謝一脈而引入的書法創作風氣，具體包括書跡、文字內容、法帖源流等。具體追溯到歷史時期，古時的簡牘、帛書、刻帖、法帖皆屬於帖學範疇，在形式上，以手札、書信、詩文卷為主，多可呈現書法原跡的風格面貌。

馬宗霍《書林藻鑒》有云：「帖學自宋至明，皆所崇尚。」所以，儘管帖學的理論概念歸納較晚，但其「學」並非起始於此，宋代至明代，在書壇影響力頗為深厚。

明清時期，遵循帖學主張的書家多為清朝遺老、舊日皇室官員，他們從傳統的科舉取士時代走來，深受統治階級倡導的以帖學為綱的主流書法創作風格影響。清初期，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書法，因為皇帝的偏愛，使大批官員士子投其所好，飄逸流美、秀逸瀟洒的董書成為當時的流行性書體。另外明清科舉取士官方規定使用以唐楷為本源的館閣體，很大程度限定了該群體的書法創作風格。以北京老字號榮寶齋匾為例，匾由清末狀元陸潤庠題寫。陸潤庠，字鳳石，號雲灑，江蘇元和（今江蘇吳縣）人，同治三年考取狀元，為同治年間最後一位狀元。陸潤庠有諸多頭銜，如文人士大夫、書法家、史學家、醫學家、實業家，但最為人所讚歎的還是三朝元老（同治、光緒、宣統），以及兩位皇帝的老師（光緒、宣統）。陸潤癢精工書法，尤擅楷書，他自唐楷而入，初臨「二王」，後臨各家碑帖，總體來講其書由碑入帖，最近歐、虞之風貌。在當時，「烏黑、方正、光沼、等大」的館閣體作為清代皇室官方流通的文字因清朝貴族和皇室官員的身份地位給書壇帶來很大影響。馬宗霍《書林藻鑒》中評陸潤庠楷書：「清華潤朗，略近歐、虞，然館閣氣重，干祿之書耳。」他的書法功底紮實，但館閣氣略重，這受到當時科舉取士制度很大的影響。

儘管當時帖學在書壇的影響衰敗許多，但是由於統治階級的偏愛，帖學依舊尚存。

（二）碑學創作風氣興起

在清末民初的書壇，碑學創作風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席捲而來。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碑派書家在書壇形成了很大的影響。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對碑派書法作了系統總結：「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是說清代碑學發源於明末清初大興的金石學中。而對碑學的概念，康有為以「古學」和「今學」對應「帖學」與「碑學」加以論述：「吾今判之，書有古學，有今學。古學者，晉帖、唐碑也，所得以帖為多，凡劉石庵、姚姬傳等是也。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筆者認為，在理解碑學時，應繼承阮元、康有為的思想，與帖學相對而言，即研究對象為古拙厚朴、粗獷偉重的碑刻書跡，以及其文字內容、源流等，具體可以總結為以漢、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審美意識、技法主張和書法史觀為主要創作理念的創作風氣。

碑學的興起引起了清末民初書壇創作格局的很大改變，另作為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將書法創作與啟蒙思想、政治主張相結合，使書壇的創作理念、創作風格得到探索和改變。碑學相較於帖學書法，推崇篆隸古法，因此更加拙樸、厚重，在用筆上沒有唐楷用筆技法的繁多，其筆畫更加簡約質樸，在結體上則千變萬化，可謂一碑一風采，多呈欹側、雄強、豪壯的質樸之態。

崇尚古法、回歸漢隸的碑學之風在清末籠罩了整個書壇，在北京老字號牌匾書發展中可見一斑，最鮮明的特徵即是可以見到4塊篆書、隸書的牌匾，但由於商匾的特殊公用，使得這份拙樸並非直接表現，而是蘊含在匾書的具體技法上。

（三）碑帖並舉創作風氣熱議

由於清末民初的社會關係較為複雜，在書壇領域，呈現出有別於前期以皇室貴族、官僚階級、文人墨客為主要創作群體的特徵，一批先進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工作者及當時的社會人文學者亦為書壇帶來不小的影響。隨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熱烈開展，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直接衝擊著封建主義思想，推動著社會的思想解放，激發了人民群眾的民主覺悟。以陳獨秀、胡適等人為領袖的工作者以北京大學為中心，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同時他們也是活躍在書壇的主要創作群體。如陳獨秀，他擅多種書體，行、草、篆、隸皆通，他的書法從「二王」而入，又對清中後期興起的碑學之風深有見解。在《實庵自傳》中，陳獨秀表明自己在書法上的態度：「……至於寫字，我喜歡臨碑帖……」「……只想考個舉人，決不願意再上進，習那種討厭的館閣體做什麼！」他學古去俗，書風脫俗質樸，又率性瀟洒，與其倡導的啟蒙思想相符合，和傳統碑學、帖學書法家形成鮮明對比。再如具有鮮明藝術風格特徵的郭沫若，他的書法大氣磅礴，雄勁激昂，氣壯山河，在書壇中獨成風貌。郭沫若早年多屬「無意為書」，並不是進行專門的書法創作。他初期鍾情於蘇體，又能做顏體，可懸腕作大楷，對帖學、碑學書法均有研習。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處在清末民初時期，前清的書學影響力依然很大，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碑派書學者使書壇的創作風氣仍以魏碑和歐體作為流行書風。大革命失敗之後郭沫若前往日本，該時期他又對甲骨文、金文作了深入研究。而在成熟期，他的書法多見於行書，風格更近於米芾。郭沫若的行書筆法、結體靈動多變，方圓皆用，線條變化極為豐富，書風氣勢宏大，奮進昂揚，給人以快節奏的暢快淋漓之感。然郭沫若並非職業書家，在技法上則常顯得不足。他的晚期作品可謂將他的性格與書法個性盡展，書法結體、風格越發誇張狂野、張揚隨性，用他的話說是「龍蛇亂走」。

雖然當的時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工作者和社會人文學者並不全都是職業書家，但是他們先進的思維方式亦融入到書法創作中，他們不談碑帖創作風氣孰優孰劣，而是以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書法創作，在自身的實踐中融合探索，更由於當時的歷史文化環境，使得他們在書壇創作中亦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政治文化影響因素

提起北京，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紫禁城的紅牆綠瓦與衚衕四合院的規矩方正。作為封建時期最後五個朝代的都城，北京城有著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的宮殿園林、廟堂城樓，同時也積累著深厚的宮廷文化，展示著北京城的「官氣」與「貴氣」。尤在清代，統治階級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宮廷文化發展到頂峰，等級制度、禮儀規矩最多。在當時，「社會成員分屬下列七個等級，即皇帝、宗室貴族、官僚縉紳、紳衿、凡人、僱工人和賤民」，每個等級不可逾越，不同階級有著不同的嚴苛制度。另外在城市建設上分為外城、內城、皇城、宮城，各城各有城門，分別派兵把守，秩序森嚴。因此，「內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一直呈現著它的莊嚴，這種含義也融入北京的文化特徵中。而京味文化的厚重指的是其思想文化部分，明清時期傳統文化仍佔據統治地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統治者在思想道德上的控制更為嚴格。另外科舉制在當時發展到頂峰，有著一整套嚴苛的制度。北京作為士子們的最終目的地，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量的文人墨客，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他們通過結社集會、官場聯誼、觀戲賞劇、評詩講句等活動進行文化交流，使京城的文化氛圍濃郁厚重。

在北京老字號牌匾書風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莊嚴厚重的文化底蘊帶來的影響。說到北京的牌匾，不得不提的要數故宮中的牌匾，其均以莊嚴穩重的正楷書體題寫，簡明醒目，並不書題寫者的姓名，以顯示皇家貴族的嚴肅穩重，由此可見，楷體在匾書中的地位像是一個代表莊嚴肅穆的標杆。

這種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文化底蘊與京味文化中的莊嚴厚重相符合。因此，北京老字號中的諸多店鋪以請到書得一手好字的書家題匾為榮，將匾額立於門額之上，以顯示字型大小理念與京味文化中的濃厚文化底蘊。

三、經濟文化影響因素

在現存北京老字號最初發源的明清時期，封建環境下的商品經濟雖不能得到完全自由的發展，但是依然在城市經濟中佔據重要位置。據清末民政部門對當時北京人口的調查顯示，其商業從業人員達到80738人，約佔當時總人口的30%，在北京地區從業人口中佔比最大。而這些商人大多從外地而來，旅京經商，如徽商「北抵幽薊」，浙東人「往遠至數十年而不返。京師正陽左右列肆而居，強半吾鄉之人居多焉」。這些商人在京城依靠宗族、地域關係結成商幫，相互扶持。他們深受宗族制度、等級制度、尚儒尊理價值觀的影響。如徽州被稱為程朱闕里，「三從四德」「存天理滅人慾」等思想在徽州人心裡根深蒂固，表現在商業經營中，則可以概括為「含蓄中的張揚」，意思是說一方面徽商在經營中遵從傳統思想文化中的「信、義、誠、仁」，另一方面又精明於商業，希望產業蒸蒸日上。

「賈而好儒」「賈儒結合」是外來商幫的顯著文化特徵。因為在封建時期，商人的社會地位不高，則常以多行善舉、學優則仕的途徑提高自身地位，這也就解釋了商人為何偏愛文學藝術。因此北京老字號牌匾多為名家名人所題寫，以這樣一種較為含蓄的方式傳遞他們的文化嚮往。在北京老字號的牌匾書風表現上則首先要符合商業化特徵，即相較於官匾、建築園林匾、旌表賀頌匾更世俗化，所以匾書多採用行書，瀟洒流暢；而又要體現出「賈而好儒」「信、義、誠、仁」相符合的理念，即要以端莊敦厚為首要面貌。

四、哲學思想文化與民俗文化影響因素

（一）哲學思想文化影響因素

談及封建時期的哲學思想，影響最大的即為儒家思想。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作為統治階級倡導的哲學思想一直佔據主要地位。最鮮明的傳播特徵即表現在教育上。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創立，科考內容不外乎「四書」「五經」，清代統治階級將朱熹理學作為科舉考試中的一部分，這種直接在文化教育上的限定無疑對當時的社會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

《禮記·大學》有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正其心」，指要心正意誠，端正而不存邪念。在統治階級選取士子時，對其思想的「正」在科舉作答上有嚴格的考證，對其書寫的「正」也有嚴苛的要求。在應試字體上，明清兩代分別規定了台閣體和館閣體作為標準文字，對書壇的創作帶來了不小影響。另外，在上文提到的帖學為宗的觀點，之所以可以在書壇創作中自宋至明一直興盛，而在碑學的衝擊下尚存，與統治階級的集權制度深入民心有著很大的關係。

在《禮記·冠義》中有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是說做人，首先要遵循禮儀。具體來說，北京人頗為注重的「有禮有面兒」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有禮有面兒」是北京民間的俚語，「禮」意為禮節、禮儀，「面兒」是說面子，是說北京人講求待人處世首先要有禮貌、重禮節，在人際交往中讓雙方都舒服，要「和氣」，同時還要講究體面、排場。牌匾要撐起整個字型大小的「面兒」，所以必是不得馬虎。

在北京老字號牌匾中，儒家文化中的「正」「禮」體現得淋漓盡致。牌匾書法有著與其他載體不同的特徵，首先體現在其「正」，技法、結體、章法上頗為講究，展現出端莊敦厚的風貌。且多請名家名人題寫，他們當中有清朝狀元，有詩人學者，有文人雅士，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皆為書法家，他們用筆墨傳遞了北京老字號書法中獨特的文化內涵。書法的氣韻與人的內在情感有直接的聯繫。北京老字號牌匾書法以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加上題寫時書家情感的衝動，展示出充滿情感的、靈動的藝術之美。匾書的書寫不僅是書家的作品展示過程，更是老字號向大眾宣揚自己的過程，可以說既是書家的「面兒」又是老字號的「面兒」。老字號的經營者常說「要對得起這塊金字招牌」，就是說要用一絲不苟的經營態度來傳承「面兒」後面的優良傳統。

儒家哲學思想還講「中庸」「中和」。《論語·雍也》有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即指折中、調和，不偏不倚。筆者認為，這種意思不是靜態的「位於中部」，而是有一個動態過程，是在認識到其他角度之後而取中、折中、致中、調和於中，有一些兼容並包而又予以中和的態度。《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有云：「故馳騖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京味文化中還有一個特徵就是雅俗共賞、兼容並包，它把各個方面都包容進來，形成一種綜合的文化內涵，這種內涵，即是「中」。在書法創作中，這種哲學思想貫穿其中。首先在書家的書學發展經歷中，每一位書法名家形成風格之前都要經歷一段很長時間的研習過程，對不同書體、風格都要有所學習和領悟，並通過具體實踐而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或是擅長的書體，而在書法創作的成熟期則往往是將學習經歷中的各家特點總結歸納，以自己的領會體現出來。如啟功先生，他少時從歐體而入，又習董其昌、趙孟頫，書法風格由飄逸清秀轉為端穩嚴謹，後他對碑帖的概念予以重新思考，給出理解「碑與帖，譬如茶與酒，同一人也，既可飲茶，亦可飲酒」。經過長時期的思考與實踐，最終形成具有獨特風格的「啟功體」。所以說書法學習本身就可以說是一個兼容並包的過程，但這種包容並非任意接受，而是建立在思考和取捨的基礎上的。

另外，就北京老字號牌匾書法來說，這種兼容並包而又中和的中庸態度還體現在「賈儒相通」上。從傳統意義上講，商人重利益，而文人重學術造詣，然兩個價值觀念本不相同的群體並非沒有交集與結合，老字號的牌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實宏觀來看，北京老字號牌匾書法兼容並包的文化特徵最具價值的意義體現在其藝術形式中。張光奇在《匾額楹聯》中說：「一塊小小的匾額，不僅包含著文人雅士的言辭匠心和書法藝術，也體現了民間手工藝人的精雕細作，可以說是文人智慧與民間技藝相結合的綜合藝術。」而對於北京老字號的商匾來說，特別因為商匾的功能，使得匾額書法不可依據書者個人任意發揮，還受到時風熏染、商號經營性質、經營理念等因素牽制，因此較多書風顯現為端莊敦厚、瀟洒流暢、古樸大氣，而少見隨性之感。因此，今天我們再看這些歷史悠久的老字號牌匾時，要以更綜合的審美角度賞析，才不辜負它的價值。

（二）民俗文化影響因素

在傳統文化中，道家講「樂其俗、安其居」，「知止、知足」，易學趨吉避凶的思想是我國古代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傳統習俗，在商鋪商號經營中，這個特點就更是鮮明有趣，在中國古代商號起名、商鋪建築裝飾的特徵上均可以體現出祈福求祥的美好嚮往。古代在店鋪建築紋飾上以動物和植物較多，常見松、竹、鹿、鶴、鯉魚、喜鵲、豹等，此類圖案多寓意豐富，與地位、財富、發展相關。如「松、鶴」意為「松鶴永存」，寓意長壽、長存；竹意為節節高升；「鹿」諧音「祿」，意指高官厚祿；「鯉魚」意為「魚躍龍門」，寓意科舉高中；「豹」與「喜鵲」諧音「報喜」，意為祝賀。商家還利用人們趨吉的願望製作帶有吉祥、福祿、興旺色彩的牌匾，表達對商號長久發展的美好祝願，同時傳播其商業理念，給顧客美好的印象以求經營發展。

老字號牌匾作為商匾，與建築園林匾、旌表賀頌匾不同，更多了一份市井生活的民俗性特徵，這種特徵的重要體現即是在店鋪起名上，北京老字號表現出對美好、和諧、吉祥、多福的嚮往。為了店名的順口好記，老字號的店名多採用三字形式，一般前二字為名，末尾一字多表示行業代稱，餐飲食品類字型大小經營多用「樓」「居」，如萃華樓、鴻雲樓、同和居、砂鍋居等；文房四寶、古玩字畫類字型大小多用「齋」「閣」，如韻古齋、古藝齋、一得閣、天宮閣等；藥鋪醫館類字型大小多用「堂」，如鶴年堂、同仁堂等；而經營服裝鞋帽類字型大小則多根據創辦人喜好，如瑞福祥、宜誠厚、盛錫福。起名對於老字號來說可謂重中之重，民間相傳，老字號的店名可以歸納為56個字，即——國泰民安福永昌，興隆正利同齊祥，協益正裕全美瑞，合和元亨金順良，惠豐成聚齋發久，謙德達生洪源行，恆義萬寶通大樓，春康茂盛慶居堂。這56個字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表達了百姓對吉祥幸福生活的美好祈願。當然，這僅僅是一個表意性的概括，尚不全面，北京老字號的名號中還有諸多用字，但大多都表示出美好祈願。如宜誠厚的店名寓意「宜民、誠敬、厚道、穩順」，表達了其商業理念和希望經營越來越好的寓意。「內聯升」中的「內」指「大內、朝廷」，「聯升」的寓意是步步高升。表達了購買這家店的鞋可以做官高升的寓意。瑞蚨祥的店名寓意祥瑞，店名中的「蚨」是古代傳說中一種形似蟬的昆蟲。源自一個錢用完後能飛回來的神話故事，《搜神記》卷十三記載，青蚨「生子必依草葉……取其子，母必飛回，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其實說的也是這個現象。民俗文化中的這種願望有別於宏大正統的廟堂之氣，它更溫和、更平實、更喜樂、更通俗，也影響著老字號牌匾的書法風格，傳遞出民間商業文化的獨有韻味。

北京老字號走到今天，經歷了從明清開始到現在的不同歷史時期，他們依舊活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是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時期的商業競爭中，他們可能沒有年輕企業那樣富有活力，可是依然像家裡的一位老者，為年輕人做著榜樣。他們有著年輕人沒有的經歷，同時又帶著一份傲骨，像是一種「北京爺們兒」一樣的傲骨。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城悠久的歷史地域文化的熏陶，他們講規矩、守禮節，端莊而厚重，無時無刻不顯示著北京文化中的「有禮有面兒」，同時又帶著兼容並包、雅俗共賞的態度。老字號的牌匾上寫著商號的名字，同時也寫了歷史，寫了文化。飽含意韻的文字經過舊日能工巧匠的雕刻，使牌匾變成了一個集書法文化、商號文化、地域文化於一身的藝術品。對於書法的研究，亦如《中國書法：過去與當下》中所說：「中國書法的未來發展，要求書法家提高他們的藝術品位，學習哲學，文學，歷史，美學，宗教和考古學。」以綜合性的視野去探究書法藝術的獨特魅力，方不辜負其蘊含的悠久的、深刻的歷史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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