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語「戲」言里的時代之變與不變

電影《村戲》2017年進入金雞、金馬評委視野，在上海電影節、First影展、平遙電影節一路收穫關注，久聞其名，終於在2018年開年守到了它的點映。該片講的是包產到戶試點時期河北井陘農村排戲和分地的故事。排的是晉劇老戲，分的是集體的地，在當時剛經歷若干年狂飆突進的語境中，都在「向後看」。直到影片終了，地是排除重重困難給分了，戲卻是一直沒有見到正式登台。

《村戲》

戲登不登台對於影片的敘事似乎無關緊要，村戲村戲，整個村莊圍繞排戲與分地產生的種種糾葛才是這一齣戲的要緊關目。但影片主創對所排劇目的選擇，卻頗可玩味。原著小說里要排的是《穆柯寨》帶《轅門斬子》，電影里換成了《打金枝》，並說這是上級領導的要求，不能改。這也不突兀，1955年的《打金枝》是「十七年」時期拍攝的唯一一部晉劇電影，大名鼎鼎。

《打金枝》講的是唐代宗調和女兒昇平公主和女婿郭曖之間矛盾的故事，各個劇種都有搬演，早已膾炙人口，唐代宗因此還有名言傳世：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可在電影里，主導排戲的路老鶴卻各種阻撓女兒小芬和其戀人王樹滿一起出演這對小夫妻，試圖棒打鴛鴦。如此干涉戀愛自由的阿翁，當然不會讓「打金枝」得以善了。

唐代宗之所以在郭曖打了公主後仍然勸和不勸離，一方面想成全小家庭的和睦，另一方面則考慮郭曖是郭子儀的幼子，而郭子儀是那個於安史之亂中挽李唐江山於既倒的大將軍，「一來是愛的金枝女，二來是為的王社稷」。而路老鶴拆散本來登對的小兒女，當然出於是對樹滿家庭背景的不滿：樹滿的娘是病秧子，爹奎生是瘋子。

奎生是排戲繞不開的疙瘩，更是分地衝突的核心。他所佔的「九畝半」是全村最肥的地，誰都想要。路老鶴打鼓引導奎生想起其最拿手的戲「鍾馗捉鬼」，兩人你打我舞，配合默契，突然間路老鶴附耳來了一句：「鍾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閨女。」

這段「鍾馗捉鬼」奉獻了整部電影的高潮，即便沒有扮上，也足夠展現鍾馗這一角色具有的極媸之妍。這不免讓人聯想到黃蜀芹導演的傑作《人·鬼·情》，也是選擇了「鍾馗嫁妹」這一段戲作為串場，隱喻女主人公在不同人生階段對於性別，對於感情以及對於命運的種種掙扎與迷思。

除了導演鄭大聖向母親黃蜀芹的致敬，鍾馗本身即是奎生形象的投射。奎者馗也，馗者魁也，鍾馗本是考場上的魁首，而奎生也是保護集體財產的先進典型。傳說中鍾馗的原型文武兼修，唐初應殿試時因貌陋不被取中，羞憤自殺，所以成神，又因幫唐玄宗夢中驅鬼而揚名。奎生為了看住集體的地，失手拍打讓偷吃花生的女兒彩雲嗆死，又為了幫村集體贏得救濟糧而被樹為大義滅親的典型，上台發言進而發狂，最後為了給分地讓路，被路老鶴一語誅心，病情加重，在村民集體施壓下被送進精神病醫院。

鍾馗因為特權階級的偏見而成了神，卻繼續做著為特權階級驅鬼的工作，大概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典型。奎生為了維護村集體的利益而發瘋，又因為集體利益某種程度上的離散、個人家庭利益的彰顯而被逼離開。他的瘋不全因為制度的過猶不及，也不全因為路老鶴的其心可誅，更是電影里那一扇扇對他關上的門，一個個唯恐避之不及的身影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為制度所掩映的平庸之惡開出的花朵，是「狠斗私字一閃念」的半成品，也是「狠斗私字一閃念」永遠無法徹底的廢品。

鍾馗在成神之後有了捉鬼的能力，奎生因為是先進典型而被擢為民兵連長，有了一把槍可以更好地看護田地，看似都是命運的強者。但奎生的槍里早已沒有了子彈，電影里他為了拯救花生而模擬的衝鋒、戰鬥被配上了晉劇的鑼鼓點，顯得外強中乾，戲謔而諷刺。至於鍾馗，傳說故事裡還有另一位和他一樣囿於貌丑不得中舉的黃巢，後來起兵，使得因郭子儀而得救的唐朝統治名存實亡，他才是命運的強者，真正實現了自己詩里的理想：「我花開後百花殺。」當然，這位也沒能徹底顛覆那個以身言書判為選才標準的制度，命耶，時也。

和彩雲大致同齡的小芬，是全村唯一不嫌棄奎生的人，也是陪著奎生坐上去精神病院的隔離車的人。然而在奎生、路老鶴乃至村支書等勾勒飽滿的男性形象的對比之下，小芬這一善良的女性形象顯得過於單薄且符號化，一如主創對人性的信心。金枝女從來也不是晉劇《打金枝》的第一主角。

鄭大聖導演家學淵源，自己拍過並非純粹舞台紀錄的京劇電影《廉吏于成龍》，了解戲曲與電影兩門藝術語言。本片借用兩出與唐人聯繫緊密的戲曲，反映的是近景的農村的生命脈動，試圖建構真正有中國特色的電影美學。對比某位同樣家學淵源、了解戲曲與電影兩門藝術語言的導演，完全拋棄戲曲審美乃至中式審美，簡單對位去追摹所謂的大唐盛世，高下立判。

從小崗村村民簽下「生死狀」，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實施，至今已有四十年。導演在映後訪談表示，這場深遠影響整個中國的變革似乎還沒有一部電影來直接表現，他想拍一部，於是有了《村戲》。全片影像黑白，而唯有綠的花生地、綠軍裝、彩雲的小花襖及奎生作報告時胸前的大紅花呈現過於飽和的色彩；樹滿坐在寫著「破四舊、立四新」的牆前觀看小芬他們排《打金枝》；五個村裡的耆宿坐在馬恩列斯毛五張畫像下抽煙而不表態；奎生在門洞另一頭呆立，而門洞這頭掛著主席畫像還寫著碩大的「忠」字；排戲時「辛亥（片中人名）拿個饅頭就走了，還把紅旗掛反了」……種種充滿諷喻的對照通過豐富的鏡頭語言展現出來，明白曉暢、辛辣有力。影片與其說是在反映包產到戶，不如說是在描摹變革時期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變與不變。

包產到戶是土地集體所有權與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置」，而目前在農村漸次開展的是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試點，把分散了的土地又集中起來，是另一場深刻的變革。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再等四十年，才會有反映和關懷這一場變革的影片出現。

文| 解三酲

本文刊載於20180130《北京青年報》B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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