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科舉與中國式「代議」現象的消失

原標題：廢科舉與中國式「代議」現象的消失

來源：社會科學文摘2017,04,96-97

晚清以來,科舉制常常被狹義地理解為八股取士之類的考試製度,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激烈批評和妖魔化處理。其實,科舉制的考試內容,絕不是僅僅通過八股文來測試考生對古典知識的掌握情況,而是還通過「策問」等形式考察士人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科舉制的內涵極為豐富,在官僚選拔、人才流動、分層配置、地方公義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科舉制的廢除,導致傳統社會由「學」選「官」路徑的終結,士紳社會由此消亡,人才流動及其合理配置機制遭到摧毀,中國式的「代議」現象也在鄉村中消失殆盡。

全面審視被污名化的科舉制

晚清以來,科舉制一直背負著為中國教育長期落後於西方負責的惡名,此惡名的產生固然與晚清改革者對中國曆朝政治制度矯枉過正式的極端批判脫不了干係,卻也與後人對科舉制內涵的評價日趨狹窄密不可分。自19世紀末開始,對科舉制的猛烈批判通過現代中小學課本、媒體報刊和專業學術雜誌廣泛傳播流通,遂造成「科舉」即等同於「八股」「時文」的簡單刻板印象。

近些年來,隨著大量史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漸趨深入,對科舉的負面評價出現了不小的轉向。如有學者指出:「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製度,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聯繫了起來,形成一多面互動的整體。」把科舉制當作一個完整複雜的系統,深入評估其運作機制的得失,而不是先入為主地把科舉制視為舊時代遺留下來的腐壞體系加以情緒化的貶損,已日益成為學界的共識。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科舉制本身的作用並不能僅概括成一個單純的教育制度,科舉還是選官入仕的重要渠道。由此有一種觀點引起討論,即科舉制既然包含著「選舉」的涵義,那麼,它與現代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呢?或者說兩者存在何種異同關係呢?

科舉制與西方代議民主制

據有些學者的意見,科舉制在西方人的眼裡早已具備了一種韋伯所說的「消極的民主化」的跡象。因為科舉制自始便兼涵一種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進士」往往在政府中為自己地方的利害說話。這當然談不上是代議制,卻不能否認科舉制有時也發揮了一點間接的代議功能。這樣的表述顯得頗為謹慎,生怕有套用西方概念硬性解釋中國歷史之嫌。

也就是在科舉廢止後不過數年,當年積極主張廢除科舉的一些改革名流已流露出反悔之意,梁啟超就在文章中曾經大談科舉是個好東西,主張恢復其選官的功能。他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國用選舉官吏之制,不勝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種實驗,美人頌為政治上一新紀元。而德國、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萬國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

在近現代有關科舉功用的討論中,也早就有科舉近似於西方民主制的說法,如雷震翻譯的Paul F.Cressey所寫的《科舉制度在中國文化發展上之影響》一文中就強調科舉「富於民主性質」。

在《甲寅》雜誌關於科舉制優劣的辯論中,瞿宣穎首先釐清了「科舉」具有教化和選舉的雙重內涵,他說:「況科舉二字,本非可惡之名。科者,分科;舉者,選舉。選舉之後,試以文字。科舉非他,此之謂也。投票而選,謂曰票選,不聞被以丑戾之稱。」瞿宣穎認為:「古人定考試之法,蓋所以濟選舉之弊,因相輔以並行。漢制州郡舉茂才孝廉,口二十萬人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實類於今時之票選議士,選舉以考行。」

科舉制具備選舉職能的說法在20世紀40年代被重新提出,與當時國民政府在政治選舉中所呈露的衰敗之相密切相關,比如何永佶發表《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一文,文章開首提到「年來『選災』起因於我們尚未懂得從前中國的選舉代議制度」。所謂「選災」就特指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行憲」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實現所謂「還政於民」,造成極大混亂。為了反省這次選舉失敗的教訓,何永佶建議從古代的科舉制度中尋找靈感。在他看來,中國的考試製度除了考試官吏之外,還有政治上的代議作用。何永佶認為,中國20多個省,每省都有一定的額度,每個地區的定額不是根據文化程度的高低,而是根據戶籍的多寡而定,這一點就帶有西方根據人口多寡確定某地代議人員名額的味道。士人中舉後馬上成為鄉村中的領袖人物,公家提供「廩」金資助,可以不耕田或做生意維持生活,主導村裡的公益事業解決糾紛,和縣知事打交道,說不定縣知事就是他在同一會試中中舉的「同年」。紳士與縣知事談及鄉村狀況時,那村子裡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事務,都可以經紳士上達到縣知事一層。每年京師派到各省監考的「學台」,負有巡察民情的責任,縣知事說不定就是他的學生,在宴會、拜謁、請安、應酬的活動中,地方輿情就可以上達學台,由學台帶到京師,地方情形又可直達皇帝。何氏所設計的科舉代議路線圖明顯帶有臆測和想像的性質,不能與科舉制的真實情形完全對等銜接。不過經過他的描述,科舉制及衍生而成的士紳階層在鄉間的作用還是很鮮活地浮現出來了。他有一段話比較了中國代議與西方代議,說美國式選舉是很花錢的機器,美國差不多「沒有一天沒有選舉,這選舉的競選費、宣傳費、僱用人員費等是很可觀的」。與美國相比,中國是個窮國家,只有用窮國家的辦法,考試製度是一部不花公家多少錢而能多多少少達到代議目的的一部機器。他把中國與西方代議制的區別比喻為「茶館」和「俱樂部」,「俱樂部」要交會員費,用「俱樂部」代替「茶館」相當於與外國人比闊。

針對科舉具有「代議」功能的說法,林志純反駁說,所謂中國的選舉制度,其唯一的意義只是統治者選擇佐治的人物,和「代議制度」風馬牛不相及。因為「新選舉是仿效各國代議制度而生的,是西洋貨,舊選舉是歷代取士官人之法,是中國貨」。針對考取功名之人大部分沒有做官而是在地方上做紳士的觀點,林志純認為統治者基本上是選多用少,選而未用的,只不過儲才備用,不是預擬他們被選拔留在地方上做代議士的。至於清代考功名的大多數得不到官做,是因為科舉取士以後,儒吏分為二途,「考取的為儒而不為吏,小官不願做,大官沒分做,那隻好閑散在鄉,等待機會了。所以科舉完全是取士官人的制度,並沒有『代議』的作用」。

對於何永佶視中國為窮國,科舉制運行下的「代議制」成本較低的說法,吳晗反駁說,從民眾負擔的角度看,科舉制的成本並不低。他認為皇家政權徵收的實物地役和勞力地租以及商稅和多種苛捐雜稅非常沉重。但吳晗似乎沒有意識到,科舉的大部分經費是由地方民間機構提供的,如散布各地的族田、學田和賓興會等組織都是支撐科舉制度運行費用的重要來源,吳晗還認為,進士們作了官就心滿意足了,既不代也不議,這顯然沒有把最多數基層士紳的民間協調作用考慮在內。

梁國冠的文章並不同意吳晗把士子與貧民對立起來的預設,而是注意到大多數士子都是從平民出身而來。即使得了功名,相當一部分人也是居處鄉間,其地位比普通人高,而其家庭仍屬於平民或貧農,他們當然仍舊為自己出身的階層著想。他的結論是:「士子們是人民中的秀傑,他們得了功名,更獲得地方人的尊敬、信仰,他們說的話,除了純粹以個人利益或維護皇權為出發點者外,自然很容易獲得地方人的贊同、附和。那末,他們發表的意見(以個人利益及維護皇權為出發點的自然除外)即說是代表地方人的意見,也不為過。」

當然,關於科舉制到底是否是一種代議制度的爭論不可能得出什麼一致的結論。但有一點確定無疑,那就是科舉制的廢除直接導致了士紳階層的徹底消失。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士紳在基層鄉村的合法性越來越受到衝擊。最後不但士紳階層趨於消失,就連「紳」這個傳統社會中備受尊敬的身份名號,最終也遭到取締。「「士紳」消失以後,中國的鄉村社會從此缺少了一個溝通上層官僚和底層民眾關係的重要中介。

結論

科舉制度在創設之初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製度,而是一種官僚人才的選拔機制,與現代意義上的專門人才遴選程序完全不同,隨著其內涵和體制在技術控制細節方面的不斷完善,科舉制又增加了多重功能,即官僚與士紳身份在中央政府、地方中層機構和基層鄉村社會等不同空間層次中的合理配置,官僚與士紳人才上下有序的不斷流動;士紳階層在鄉村治理中的代議作用等等。這些功能相互之間合理有效的均衡搭配,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我們由此發現,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誕生往往一味模仿西方專門化的職業教育模式,摒棄了由「學」選「官」的傳統思路,大大貶低了科舉制在選拔人才方面所具有的人文與經世訓練並重的雙重職能,導致士紳階層的徹底消亡,鄉村中的日常生活因缺乏士紳這樣的載體做依託而日益變得粗陋不堪,中國式的「代議」現象也自然在鄉村中消失殆盡,想起來至今仍讓人扼腕嘆息。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