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美國的華人幸運兒，也是彼岸的「夾心人」

原標題：那些在美國的華人幸運兒，也是彼岸的「夾心人」

彼岸的「夾心人」——評艾明如《幸運之家——一個華裔美國家庭的百年傳奇》

左一曼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

本公號創辦的最初目的之一，就是推介學生的優秀作品。但平時太忙，未來得及整理推送。2017年秋季學期，我為重慶大學博雅學院2015級本科生開設了《美國史》課程。其中期中作業要求同學們寫作一篇專業書評，所評書目由學生從大綱推薦書單中自選。同學們交上了初稿後，我逐篇進行修改，同學們隨後進行完善。從最終的文章來看，大部分都非常優秀。博雅學院的這些學生，受到過文史哲政經法的訓練，他們的寫作自有其特色。從今天起，本公號將陸續推送部分優秀的學生作品，以饗讀者。這些文章推送前都取得了作者的同意，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果讀者認為這些作品還不錯，希望您在文末打賞支持，所有打賞都將轉給原作者。感謝您對我們的學生的支持。

本文作者

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美國歷史與移民歷史息息相關。但因受到排外逆流的衝擊，移民的地位與貢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得不到應有的承認，美國華裔尤其典型。此前學界關於美國華裔的研究幾乎忽視了華裔中產階級,而《幸運之家——一個華裔美國家庭的百年傳奇》[1]一書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201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艾明如的著作《幸運之家》的中文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從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角度講述了美國華裔約瑟夫·泰普家族的故事，以小家庭的經歷展現了華裔群體的歷史以及舊金山乃至美國社會的變遷，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戰前後中美關係的曲折變化。該書史料新穎、筆觸生動且邏輯嚴謹，不失為一部深入淺出的優秀歷史著作。

艾明如教授於199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到芝加哥大學任教，2006年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從事歷史學研究工作。艾明如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是20世紀美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公民身份和種族。她的著作《無法歸屬的國民：非法移民與現代美國的形成》追溯了美國法律和社會中「非法外國人」的起源，從立法、執法和社會效應的多重角度探究美國移民政策的種族色彩和局限性，是對二十世紀美國移民的重要反思。[2]作為二戰後移居到美國的華裔後代，艾明如本人對於美國華裔史有著特殊的感情。而就美國華裔的研究現狀而言，學者更多關注美國華人移民的底層，話題選擇較為單一。艾明如此次對美國華裔中產階級進行細緻研究，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因此，《幸運之家》是思想感情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延續。

艾明如教授

《幸運之家》一書的主要內容共五個部分，按照時間順序依次為「奮鬥（1864-1883）」「上學的日子（1884-1894）」「美國化的兒女們（1895-1904）」「翻譯階級（1905-1917）」「重塑（1917-1950）」。第一部分講述了約瑟夫·泰普與妻子瑪麗·麥格拉德利里相識相愛以及事業起步階段的故事。第二、三、四部分以泰普家族二代成員為核心，敘述泰普家族的發展與危機。第五部分則是世界大戰與經濟蕭條下泰普家族的延續與重塑。該書通過人物故事反映歷史變遷，又將宏觀變化以微觀視角加以呈現，既是以小見大，也是由大及小。

艾明如在序言中指出，本書的寫作始於一次意外的發現。她在翻閱美國勞工部檔案時偶然注意到弗蘭克·泰普的報告，並由此逐漸發掘出泰普一家的歷史資料。此前對於亞裔美國人的歷史研究一直聚焦於勞動者群體，關於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起源知之甚少（第2頁）。約瑟夫·泰普正是第一代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事實上，華裔中產階級既是生存在夾層中的「夾心人」，又是文化中間人，受到來自普通華人移民和白人社會雙重邊緣化的影響。

19世紀上半葉，隨著市場革命和加州淘金熱的興起，大批華人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安家落戶，主要從事修築鐵路等苦力勞動。約瑟夫·泰普（中文名為趙洽）正是隨著這股移民熱潮來到了美國舊金山——奮鬥之路的起點。最初約瑟夫只是白人家庭的一個幫傭，然而這種家僕身份卻有助於將來關係網路的建立。在此期間，約瑟夫與受助於婦女傳教聯合會的瑪麗偶然相識並結婚，掀開了泰普家族的新篇章。約瑟夫憑藉貨運業務起家，在移民浪潮中進一步成為小有名氣的代理人。財富的積累和地位的提升為泰普一家的中產階級生活奠定基調。

泰普一家

約瑟夫能夠擺脫底層華人身份的限制，除了自身善於把握機會之外，更得益於環球的和美國國內的移民貿易網路（第32頁）。19世紀中期至70年代，經濟蕭條導致國內種族主義愈演愈烈。工作危機、海外殖民主義思想以及兩黨競爭等因素最終促使排華法於1882年出台。儘管加州的排華運動持續存在，約瑟夫還是在夾縫中找到了發展的機會。因為他們對自己已經建立了新的身份認知，為真正融入美國社會主流而不斷奮鬥。正是社會「排華」與個人「同化」造成了約瑟夫·泰普一家的「幸」與「不幸」，這種雙重意義上的包容與排斥將貫穿泰普一家的生活經歷與美國歷史的變遷。

在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中，作者圍繞泰普家族二代成員的生活經歷，多角度地展現出排華時代的美國社會。相較於父輩，美國華裔二代顯然有著更好的發展平台，但是隨著排華運動的持續發酵，他們也將要面臨更加糾葛和開放的身份同化過程。

公共教育是反華人士和美國華裔共同關注的核心問題。19世紀六七十年代，公共教育時斷時續的開放，反映出當時舊金山華人地位的不確定性。「泰普訴赫爾利」案正是排華支持者與美國華裔之間矛盾的一次集中體現。儘管最終約瑟夫勝訴，但舊金山市的華裔兒童仍然只能進入種族隔離學校，這造成了泰普家族二代成員——弗蘭克、瑪米境遇的進一步複雜化。一方面，迫於交流需要，弗蘭克和瑪米不得不學習中文並與華人接觸。另一方面，家庭的期望與美國化的生活方式讓他們更加自覺地認同美國文化，甚至建立起全新的歸屬感，有別於父輩身上難以抹除的「中國特點」。這種雙重性還體現在婚姻、社交以及事業方面。

泰普二代的婚姻雖然沒有打破種族禁婚的界限，但卻在其他層面體現出「美國化」傾向。首先，西式的婚禮儀式使得泰普家在其他華人眼中儼然成為一個美國家庭。其次，家族成員與基督教會聯繫密切，並主動參與攝影等白人社會的社交娛樂活動。而這一切的基礎源於事業發展帶來的富裕生活。19世紀90年代中期，約瑟夫成為「華人乘客代理」（第73頁），溝通華人移民與政府部門，其身份的特殊性使他能夠在移民浪潮與排華浪潮中獲得雙向利益。這種特殊性顯然也在泰普家族的後輩中得以延續——有三位男性成員從事翻譯工作。事實上，這透視出翻譯群體正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登上歷史舞台。不過，當時的華人翻譯並沒有想像中的光鮮亮麗，而是一個夾在華人移民和白人僱傭者之間、不受雙方信任的社會群體。一方面，工作性質要求政府翻譯成為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的官方代言人。另一方面，在排華環境下，誠實可信的工作不僅關乎文化認同，更是種族忠誠問題。

除此之外，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與矛盾思想也在書中得以呈現。在為女兒瑪米爭取教育權利時，約瑟夫與瑪麗的辯護陳述值得深思，他們不斷強調自身的同化特徵和公民身份，這並非特例。在少數族裔爭取民權的案例中，最有力的辯護恰恰是強調自身具有「高尚」（第54頁）地位。但是這種策略的代價在於，它以承認未被歸化的非白人勞動階級是劣等種族為前提。因而少數族裔中產階級經常糾纏於相互衝突的民族自豪感與羞恥感之中，這種矛盾心理使得他們支持並提升自己的同胞，同時又與他們劃清界限。因此，華裔中產階級美國人的同化把他們和絕大多數華人移民區別開來，而美國盛行的種族主義又把他們和白人社會的主流隔離開來。

第四部分的結尾，提到約瑟夫·泰普被捲入「SS蒙古號」的偷渡與受賄醜聞之中，這似乎預示著泰普家族發展的轉折以及新時代的來臨。第五部分展現了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危機、新政、中美國際關係等對美國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也波及千千萬萬的小家庭。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使得華裔中介階層陷入危險的境地，經濟上的被邊緣化卻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擺脫了主流工業普遍經歷的高失業率困境。最終，種族歧視的歷史遺產和自由政治氣候的奇怪組合使華人免於跌入大蕭條最深的谷底。而世界大戰的爆發，間接推動了中美關係的改善，為華人爭取在美國社會的地位和公民權利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1943年排華法的廢除在法律上推翻了華人無法同化的理論，種族關係進入了新時期。

艾明如在《幸運之家》的結尾寫道：「……受益於戰爭期間華裔美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華裔中產階級……一直蹣跚在主流社會的大門之外，現在終於跨過了這道門檻。」（第206頁）回顧泰普一家的經歷，他們誕生於排華主義盛行的殘酷考驗之下，卻也在種族歧視的立法體系中獲益。只有將這種悖論置於當時包容與排斥兼備的歷史環境和特殊經歷之下才能得出客觀的認識。對於他們究竟「幸」還是「不幸」或許難有定論，但是無法否認，正是泰普這樣的中介人為華人融入美國社會開闢了道路。

《幸運之家》作為第一部細緻講述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歷史著作，對於全面理解和認識華人移民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作者在使用史料、方法視角和文字質量方面都顯示出高超的學術水平和駕馭能力。

首先，該書史料新穎，包括家庭相冊、報刊雜誌、政府資料、人口調查記錄、法庭記錄和家族後人的訪談記錄等文獻。雖然受到時間等客觀條件的限制，部分材料相互矛盾或是殘缺不全，但是作者立足於客觀史料，通過合理的推測來彌補證據的不足，並且綜合其他人物的經歷，盡量避免使用新材料的風險以及取材單一的弊病，體現該書作為歷史著作而非回憶錄或是小說的嚴謹與專業。其次，該書以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角度切入，選取華人移民中的典型代表，不會淪為泛泛而談；將社會、文化與個人生活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以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矛盾心理和包容排斥並存的外部環境為線索，使講述邏輯清晰有序，不至於零散和非系統性。在文字質量方面，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講故事」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係，深入淺出地闡釋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觀點。

不過該書也存在有待完善之處。書中對於排華主義和歷史背景進行了良好的結合，在微觀與宏觀視角的切換上遊刃有餘。然而縱向聯繫充足的前提下，該書在排華主義與其他排外主義的橫向比較方面有所欠缺。排華主義是排外主義的組成部分，然而卻比其他排外主義更加極端，其產生原因也存在部分的區別。即使在本土主義內部也可能存在「先來後到」的觀念，移民群體內部也難免種族歧視。因為對儒家文化存在理解誤區，美國人心中的華人形象一直呈現出女性化和懦弱的特點，與所謂的美國精神嚴重不符，這是否是排華主義更加激進和被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排華與排外的區別在泰普一家的生活中是否有所體現？倘若作者加以呈現，或許會使論述更加豐滿。

當然，提出建議並非否認《幸運之家》的價值，而是希望深入討論其中內容。例如該書將論述重點放在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被動受限方面，而事實上這些「夾心人」也曾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從1893年的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到1904年的路易斯安那貿易博覽會上，中國場館共計出現四次，均由華裔美國企業家資助建造。這些文化代理人儘力彌補由於中國政府缺席而失去的對美國觀眾展示中國文明的機會。儘管這些文化代理人的首要目的可能並不在此，但卻力求使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而贏得尊重和認可。在1941年，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成為中國的盟國。這種結盟鼓舞並認可了華裔美國人的雙重愛國主義情緒，他們對祖先的故土和出生地的忠誠終於協調一致，這使得他們積极參与備戰，泰普家的兒媳魯比·金正是其中一員。她是華裔美國年輕女性的傑出代表，積極進取和勇於冒險的美國精神在她的身上得到很好的呈現，從這個角度而言，她是個徹徹底底的美國人。

或許有批評指出，這些美國華裔之所以表現出主動性，其主要目的並不在於以中國人的身份爭取平等地位，而在於努力融入美國社會，使自己作為真正的美國人而得到認可。儘管如此，美國華裔的這種目的卻無可厚非。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國內尚且內憂外患、動蕩不安，遠在大洋彼岸的「夾心人」仍然為中國形象的宣傳和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排華主義本身具有的不平等與不公平性質下，簡單地指責美國華裔的行為顯然不夠客觀恰當。或許可以用瑪麗·泰普的一句話來解釋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矛盾行為，「我們將『中華』看成一種文化，而非血統」。（第56頁）

綜上所述，《幸運之家》多角度地展現了第一代美國華裔中產階級的發展歷程與宏觀的歷史變遷，是一部家族故事與歷史深度、可讀性與學術價值兼備的歷史著作，也是以全新的視角看待美國華人移民歷史的良好開端。

[1][美]艾明茹著、高岳譯：《幸運之家：一個華裔美國家庭的百年傳奇》，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下文簡稱《幸運之家》。

[2]See 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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