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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不要以為學問是客觀的,其背後必有主觀的「人」

錢穆:不要以為學問是客觀的,其背後必有主觀的「人」

諸位不要認為學問則必是客觀的,其中也有做學問人之主觀存在。即科學亦復如是,文史之學更然。應知學問背後必然有一個「人」。

自然科學背後也要一個人,只是其人之個性較不透現。如做一杯子,只是一杯子,此是兩手或機械所成,人性表現較少。

文史之學背後,則每有一種藝術存在,或說精神存在。所以我們讀文史方面每一書,必定要讀到此書背後之人。

——《中國史學名著》

中國傳統學術每喜歡評論人物,把人類分等第,如聖人、賢人、君子、小人等,此種皆自其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所到達之境界來分。即如三國時代曹操與諸葛亮,我們對此兩人之評價,亦多不專註重在其事業上,亦不專註重在其文章學問上,主要乃自此兩人之內心境界與德性學養作評判。此等評判標準,即是中國學術大傳統之主要精神所在。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業上並無大成就,然其對領袖之忠貞,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仁心誠意,則備受後人崇拜。當其高卧隴中時,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然又只願「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待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許出膺艱巨。此等出處大節,更受後人仰敬。至於曹操,他曾對人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別人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儘管他能橫槊賦詩,不愧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軍事各方面所表現,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輩流;但他還是備受後世之譏嘲與輕視。此等處,莫看作無關學術。有志研究中國學術者,必當先從此等處著眼。

——《中國歷史研究法》

余居常喜誦《中庸》,尤愛玩誦其如下所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竊謂惟德性乃大眾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問者即當問之此,學者亦當學於此。只有在大眾德性之共同處,始有大學問。只有學問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處,始是愈廣大。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亦只有在愈廣大處,才見得愈精微。若所見粗疏,則據於一隅,不能盡廣大之量。不能盡廣大之量,則彼此之間不能無異同。於是則敵論競起,互相角立,僅足以相爭,而不足以相勝。大則如吳晉爭城,小則如滕薛爭長。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其病在於不能致廣大。若求致廣大,則必盡精微。惟有精微之極,始是廣大之由。誠使大多數人心靈同歸一致,盡以為是,此必無多言說,無多疑辨,無多創論,無多孤見。當知能如此說,雖若粗疏,而實盡精微之能事。凡求於言說中樹孤見,於疑辨中辟新論,貌若精微,而實則粗疏。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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