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們的夢沒有被侮辱過？
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擊……而我不知道緣由。（巴列霍《黑色騎手》，黃燦然譯）
1920年，秘魯詩人巴列霍在家鄉無辜被指控為「知識分子煽動者」，被判入獄105天。在被捕前的躲藏期間和坐牢期間，他寫出第二本詩集《特里爾塞》（Trilce）。據說，他出版詩集時原準備用筆名，後決定用真名，但詩集已印了不少頁，若改動需要增加三塊錢的出版費。這對當時很貧窮的詩人來說是一筆很大的費用。他於心不甘，嘴裡總念叨著「三」，突然想到「三」的近似音「trilce」，便以此為詩集名，並改用真名。美國詩人、英譯者羅伯特·勃萊說：「這些詩就像光，閃爍在一個已經有光的房間里。」中譯者、詩人黃燦然說，包括《特里爾塞》在內的巴列霍的那些即使是最深奧的詩，也依然是激動人心的：「這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晦澀，一種原始森林般的超現實主義，跟我們在現代詩中常見的那種文明世界的虛弱的、實際上應成為『乏超現實主義』的詩歌不同。」（黃燦然《要麼激烈，要麼什麼都沒有》，見《巴列霍詩選》）
只有我們的夢沒有被侮辱過。（赫貝特）
希尼在談論奧登時說：「如果詩歌要繼續保持獲得更充分的生命，那麼，迴避某個安樂毯般被觀眾牢牢抱住的人人明白人人認可的意義，而顯得古怪、精神抖擻、相反相悖，保留魯莽的權利，激怒讀者，擾攘讀者使其清醒過來——所有這些也許就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必要的。」（《希尼三十年文選》，黃燦然譯）
沃特·S.蘭多在一首詩中說：「我與世無爭，因為無人值得我爭；/我愛自然，自然之後，是藝術……」
1956年4月，弗羅斯特在俄勒岡大學講學，媒體在報道中說，弗羅斯特自己坦言，在所得稅申報表上，他從未將自己的職業表述為詩人。媒體援引他的解釋：「我曾經極力繞開『詩人』一詞，只填寫『農夫』或『教師』或『退休人員』。我把『詩人』這一稱謂看作是個不能用來自我形容的讚譽之詞。」（《羅伯特·弗羅斯特校園談話錄》）
我對自己說：那是真的，希望
必須像帶刺的鐵絲網一樣抵禦絕望，
希望必須是個地雷區。
（耶胡達·阿米亥《以色列的歷程：他性即是一切，他性即是愛》，黃福海譯）
西爾維婭·普拉斯曾說，我是在上帝的內臟里寫作。（《普拉斯書信集》）
普拉斯的丈夫、詩人特德·休斯的詩集《雨中的鷹》獲得紐約詩歌中心的出版頭獎。接到電報後，普拉斯手舞足蹈地在電話里給母親報喜訊，結果一整壺的牛奶燒糊掉，兩人不得不把窗戶打開，散散牛奶的糊味。最後發現牛奶一直燒成黑色的乾巴，便連壺一起扔掉了。隨後兩人在雨中散步，逛街，喜不自禁。兩人在一個英國酒吧吃了午飯，買了好些書，又在國王酒吧對面吃了下午茶，然後吃了晚飯。「沒有錢吃蝸牛和鹿肉，等下次我的詩歌稿費來了再去吃。」（《普拉斯書信集》）
英國劇評家哈羅德·賀卜生在報紙的專欄中，有幾行提到了普拉斯的詩《老處女》。他寫道：
劍橋女生們對「愛」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我去利物浦街的路上，我讀了十二遍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老處女》，發表在《雙子座》上，這首詩是一次尖銳精確的拒絕愛的宣言，彷彿警覺地在露水中挽起袖子抽身離開。
普拉斯和丈夫休斯讀後一致同意，「寫詩的最大樂趣就在於能讓一個陌生人連讀『十二遍』！」（《普拉斯書信集》）
西格里德·努涅斯在《桑塔格的規則》中說，桑塔格不喜歡教書的部分原因，在於她太愛當學生了，她一輩子都保留著學生的習慣和氣質，以至她的兒子戴維跟女友開玩笑說，她是我們可怕的嬰兒。「長期以來，她在我心裡的形象和學生形象極為吻合，一種很狂熱的形象：整晚熬夜、周圍堆著書和文章、加快速度、一支接一支抽煙、閱讀、做筆記、用打字機打字、奮發努力、勇於競爭。她要寫出A+的文章。她要拿班上第一名。」有一次，因為苦於要完成一篇文章，桑塔格認為兒子和作者對她的支持不夠，很生氣地說：「如果你們不為我這樣做，至少得為西方文化這麼做。」（《導師、繆斯和惡魔：三十位作家談影響他們一生的人》）
維特根斯坦說，即使獅子能說話，我們也還是聽不懂的。
莎拉·貝克維爾在《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中說，在納粹興起的時候，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卻往往傾向於不拿納粹當回事，認為他們太荒唐可笑，不可能成氣候。卡爾雅斯貝爾斯後來反思，認為自己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無論如何，大多數不贊成希特勒意識形態的人，很快就學會了不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一支納粹的遊行隊伍從街上經過，他們要麼溜之大吉，要麼一邊像他人一樣不得已地敬禮，一邊自我安慰說，我不信仰納粹，所以這個動作不會有任何意義。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後來說，當時幾乎沒有人回味舉起胳臂這樣的小事而冒生命危險，但人們的那種抵抗能力，正是這樣被一點點侵蝕掉的，最終，人們的責任心和正義感也會隨之消失。
福樓拜曾經建議莫迫桑「長久、聚精會神」地去思考事物：
所有事物中總有一部分尚未被研究過，因為我們使用自己的眼睛時，有一種習慣，習慣回憶前人如何看待我們正在看的東西。然而，即使最細微的事物也含有未知之處。我們必須找到它。描述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或者平原上的一棵樹，我們必須留駐在火焰或者樹面前，直到它們對我們而言不再與其他任何樹或火焰相像。
《巴黎評論》說，有人認為福克納和海明威的去世為美國文學留下了空白。貝婁說：「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稱之為空白。也許只是一個鴿子窩吧。」（《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
攝影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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