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魯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愛！兩兄弟或因一個日本女人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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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前不讀周作人」。周作人太複雜了，他不同於魯迅，他的複雜在於思想不易被人們所理解。懷著對這位特殊的歷史名人的好奇，記者對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進行了專訪。

周作人一生兩個最重要的關鍵詞，一是苦雨齋，二是魯迅。在那個「南魯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時代，他的學識甚至一度被認為超過魯迅，但就是這樣一個被認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節，而將後人丟在了對其絕美文筆的留戀與對其民族氣節缺失的鞭撻的矛盾中。

時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緒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紹興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戰爭以中國簽訂屈辱條約為結束。在那個內外交困的時代，整個國家、民族正無可避免地走著歷史的下坡路，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處於整體崩潰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魯迅、周作人這一代出世時，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興至衰，儘管往日的豪華排場已經消盡，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過著精神與物質都有餘裕的消閑生活，從小周作人就習慣了這種安逸的局面。從15歲起，周作人看到兄長魯迅在南京讀書，每每讀到兄長的家書，對外面的世界甚為羨慕，於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師學堂。1906年隨魯迅赴日本留學,與魯迅一起編譯《域外小說集》，後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

周作人從紹興離開後，就一直在魯迅的庇護下成長，在日本留學期間，兄弟倆都沒按部就班地拘泥於本專業學習，其間，魯迅總是督促周作人翻譯，周作人偷懶時，魯迅往往以兄長名義斥責他，魯迅的這種習慣甚至在周作人已顯赫成名時，仍未更改。

風雨飄搖

1911年夏，周作人回國後，先後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和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省第五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當時周作人已經在中國名聲顯赫。

1919年11月21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家遷至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的新宅。同年12月，魯迅專程回紹興，將母親與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接來北京。然而這個大家庭的和睦氣氛僅持續了三年多的時間。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突然鬧翻了，此後兩兄弟再無團聚，每次對話只在報刊上各執一詞，明眼人認為這是兄弟失和後持續的爭吵。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7月，北平陷落，北京大學南遷，雖經各界人士的多次勸說敦促,周作人仍留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參加了日本人召開的一個「座談會」，引起全國文化界的一片強烈譴責。

1939年元旦，有人闖進八道灣，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來訪的學生開槍射擊。周作人雖中彈卻竟未受傷，倒是那位學生被打中左肩，門房裡的一些人前來捉拿兇手，一名車夫被打死。這一暗殺事件始終未搞清是何人所為，但卻促使周作人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接著又當了偽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漢奸「階下囚」

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衛的偽南京政府委任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總署督辦」，還擔任了偽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等職務，就此淪為漢奸文人。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因叛國罪成為國民黨的「階下囚」。抗日戰爭勝利後，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經審判被處以有期徒刑十年。在監獄裡，周作人不哭哭啼啼，反而在獄中自得其樂，寫了很多雜詩和自娛自樂的文章，精神基本沒受到影響。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暫由李宗仁任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周作人取保釋放後回到北京。從1949年到「文革」為止的17年間，周作人的生活雖單調平淡卻是穩定的。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讓周作人當翻譯，他每天伏案翻譯，翻譯了十幾本書，包括許多古希臘經典作品、日本著名的作品，這也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翻譯期間，周作人唯一的樂趣是偶爾和寥寥無幾並同他一樣潦倒的來訪的友人閑扯一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臨終前曾對身邊人說，他的一生平平不足為道，只有晚年的翻譯讓他滿意。

一個亂世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魯迅和周作人是怎麼也繞不過的存在。『五四』以後，許多顯赫一時的文人一個個如花般地凋謝了，唯其兄弟二人，卻一直矗立在20世紀文化的中心點上，成為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對異端。」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如是描述。

「五四時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階段，在此之前，他鬥志昂揚，此後，悲觀主義，消極主義則佔據了他幾乎全部精神。在他看來，抗爭失去任何意義。在他看來，世界總是在輪迴，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陽底下無新事。」孫郁說。曾經周作人在倡導《人的文學》時的慷慨激昂，逐漸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於玩古董、沉湎於抄古書的愉悅中。年代久遠的歷史演變成了他的精神鴉片。孫郁認為，20世紀30年代，「五四」時的充滿戰鬥氣質的周作人已徹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裡還是對社會心存依戀。他把社會所有的感受，寫進對歷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歷史糾纏，總能用舉重若輕的方式來解決複雜的問題，無論多複雜的東西，他都能以放鬆的心態處理，在那個水深火熱的時代，他可以說是隔岸觀火的儒雅君子;而魯迅是把歷史的感受，寫到雜文里，是血海爭搏的歷練鬥士。

孫郁指出，有很多喜歡周作人的學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從史實中找到證據證明周作人並非自願當漢奸，但是史實表明，這是他自願的選擇。在周作人看來，作為一個百姓，不管在誰的統治下，都要吃飯，不要用國家概念來定位人，這種超越種族，超越國家的思想，讓他看淡國家利益，也正是這種無國家主義和文人的懦弱性讓他最終拒絕了革命人士的召喚，選擇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擔任偽職。

「對於學術研究而言，人們最大目的是想通過對周作人思想的研究來尋回一些我們早已丟棄卻又不該丟棄的東西，通過對周作人悲劇命運的研究來反思中國的現代史與知識分子的歷程。」孫郁說。

周作人與魯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愛

從跟隨魯迅成長，到與魯迅突然決裂，再到晚年寫魯迅回憶錄……周作人與魯迅的關係，經歷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環歷程。

「事實是，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態中國人生中的叛逆，不過一個趨於掙扎、搏擊，而另一個空手道般的隱於苦難的大澤，其形態雖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個基點上。」孫郁說，魯迅與周作人兩個人在精神特質上都屬於那個時代主流之外的異類，儘管兩人曾一度分離並鬥爭激烈，但縱觀一生，兩人不論在思想還是情感上，都經歷著一個由重合到分離，再到重合的循環過程。

正是這種特殊的關係，讓原本複雜的兩個人物經過糾纏變得更加複雜。早期他們都重視日本藝術，並時常將這些轉換到思想里，想讓國人得到一些啟示，不過兩人這時出現了一種差異，魯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現手法，用自己的創作呼應著文學的寫實精神和個性精神，周作人則從學術的層面闡發獨異的藝術思想對中國的意義。前者乃外面世界裡的耕耘，後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他們在一些地方做著相同的工作，如果從歷史的眼光看，構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沒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孫郁說。

決裂八道灣

然而，從未被魯迅和周作人向公眾詳提的兄弟間那次突然決裂，更為人們所關心。1923年，魯迅緣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灣，周作人當時是何心態，研究周作人的學者對此一直都存在爭執，因為對於這一點，魯迅和周作人都未對外人詳提。記者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資料室里，找到許許多多周作人、魯迅的單人照片，但卻遍尋不著任何一張魯迅與周作人二人的合照，僅有兩張兄弟二人同時出現的照片，也不過是魯迅與周作人參加公眾活動時的多人合影。據資料室工作人員介紹，1923年之後，二人不再同時出現在同一張照片上。

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孫郁告訴記者，學界主流的觀點集中認為矛盾的發生似乎是因為家庭瑣事，主要還是經濟問題。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貧寒，多年來魯迅就一直在經濟上予以接濟。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從1912年來北京教育部供職時開始，魯迅定期往信子在東京的家裡寄錢，極少間斷。全家搬來北京後，魯迅在錢財方面向來不很計較，所有的薪水都交給信子支配。魯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從不節儉，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魯迅是大哥，難免會在弟弟面前責備幾句，不料竟釀成不可調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說他有「非禮」行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魯迅死後的和解

孫郁說，事實上，即便是兄弟關係最惡劣的時期，魯迅仍一如既往地疼愛著他，也許正是愛得太深，反而讓周作人受不了，並最終促成兄弟分離。「從人性角度思考，魯迅對弟弟很寬容，當東北遭到日軍侵略時，在報上遍尋周作人的名字，當沒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議時，魯迅感到很難過。而此時的周作人正沉迷於沉迷花鳥蟲魚的生活，這被當時學界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墮落，但魯迅並沒因此而拋棄自己的弟弟，反而幫周作人說好話。」當年埃德加·斯諾訪問魯迅時，曾問過他誰是中國最好的散文家，魯迅毫不猶豫地說是「周作人」。這段歷史在魯迅死了很多年後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從與兄長魯迅分開後，一直對魯迅評價不好，常常在報上以文章譏諷兄長，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魯迅對他的愛後，才客觀地重新介紹魯迅，撰寫魯迅回憶錄。

周作人與朋友：相交終身錢玄同 忽冷忽熱向胡適

周作人喜歡有趣的人，錢玄同、劉半農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還喜歡性情飄逸的人，胡適的學生徐志摩就深得周作人的喜歡。而相反，過於嚴肅而顯得乏味的人，則不討周作人的喜歡。

周作人與錢玄同、劉半農是終身不渝的好友。從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頗不相同：錢玄同偏激，劉半農活潑，周作人則平和;但在內質上卻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說，錢玄同儘管言詞偏激，論古嚴格，「若是和他商量現實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與錢玄同兩個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說是無話不談，錢玄同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賞識。每次見面，周作人總是坐在一旁聽錢玄同講，錢玄同也願意講，兩個人一起喝茶時，大部分話題圍繞最近看了什麼書，錢玄同什麼書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書是他推薦的，周作人的很多觀點也是受到錢玄同的啟發。

在周作人的圈子裡，胡適是個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談及胡適的文章很多,態度有一點複雜：他深知胡適的分量,但對其弱點也看得很清楚,所以關係忽冷忽熱。儘管胡適對他幫助很大，也很賞識他，但他卻瞧不起胡適，他覺得胡適有很多問題，認為胡適是依傍在一個價值體系里，周作人懷疑單純依靠任何一個理論能否解釋一個世界。同時他認為胡適的文章平實枯燥，文學情調不行。另一個特殊的人則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師，但當章太炎淪落為維護封建軍閥統治、反對革命勢力的「護法大將」時，周作人便立即與之劃清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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