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沉默」到「吶喊」

人們心中有很多個魯迅的形象：「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血青年；為孔乙己和阿Q作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性批判家；幽默、犀利、罵人毫不留情的文壇論手；「骨頭最硬」「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的民族魂……然而，1917年的他還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

1917年，36歲的周樹人只是一位蟄居京城的消沉的公務員。此時的他不以寫作為業，尚未用「魯迅」這個筆名，甚至從未以白話文進行過任何文學創作。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魯迅」，此刻尚未降生，但我們在文章中還是以魯迅稱之。

魯迅結束在日本的7年留學生涯回國是1909年，在杭州和紹興的學堂做了教員、學監。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民國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總長。經許壽裳推薦，蔡元培聘魯迅進入教育部工作。在南京幾個月後，他隨教育部遷至北京，此後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餘年。直到1926年離開北京前，他的正式身份都是教育部官員。

蔡元培和魯迅是紹興同鄉，比魯迅大13歲，算是長輩，一生中對他多有提攜。早在魯迅留學日本期間，兩人就因共同朋友陶成章以及光復會的事情有過接觸，此後又多有交流。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後，聽說魯迅有求職的打算，便立即聘用，任命他為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等事務。那時民國剛成立，百廢待興，蔡元培銳意革新，魯迅也滿懷熱情。魯迅後來回憶：「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然而好景不長，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合作而辭職。新任總長把「美育」剔除，代之「以孔子之言為旨歸」的道德教育，魯迅在日記中寫道：「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去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另一方面，魯迅被視作是蔡元培由南方帶來的革命黨，在袁世凱政府里處處受排擠，他能夠施展的空間大大縮小了。

政治環境嚴酷，教育部其他同僚為避禍，紛紛公開表現自己沉溺於某一種嗜好，或嫖妓賭博，或古玩書畫，以求自我保全。魯迅不嫖也不賭，就靠抄古碑、讀佛經、輯錄古書消磨時光，周作人後來回憶魯迅這段經歷：「人人設法逃避耳目……魯迅……只好假裝玩玩古董。又買不起金石品，便限於紙片，收集些石刻拓片來看。」這樣的狀態，從1912年一直持續到1917年。

1917年，魯迅處在人生中最苦悶的一個時期。他獨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紹興會館的一排僻靜小屋中。會館院中有一棵相傳縊死過女人的槐樹，魯迅在夏夜常搖著蒲扇坐在這棵槐樹下，透過密葉的縫隙凝視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每日依然要到教育部例行上班，回來後，便一人在這會館中抄古碑。今日魯迅博物館還保存著魯迅那時抄碑的墨跡，全部是用極端正的蠅頭小楷謄抄，顯然費時頗多，這正是魯迅所謂「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魯迅甚至給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竢堂」，取了一個號「俟堂」，意思都是一個，即「待死堂」。

魯迅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魯迅自己說過：「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另一面，魯迅自己的生活也頗不如意。在留學日本期間，他曾「棄醫從文」，想用思想醫治國人的靈魂，然而辦雜誌、譯小說卻全不順利，無人理睬，他發覺自己並非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精神領袖，於是有近10年時間不再從事文學創作。婚姻也是痛苦的來源，母親給他包辦了和朱安的婚事，可這是一位沒受過教育的舊女子，魯迅與她無法交流，全無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魯迅將這段無愛的婚姻稱作「慈母誤進的毒藥」。

1917年的魯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這一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事，最終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魯迅對北大的事本不熱心，但旋即意識到這對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機會，魯迅隨即和蔡元培取得聯繫，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魯迅在日記里記錄：「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費六十。」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學聘請，即刻北上。

周作人到京後，魯迅讓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親近，經常就文藝問題切磋交流。周作人為北大備文學課、翻譯小說、出版歐洲文學史專著，魯迅都參與其中。不僅孤寂減輕許多，文學也逐漸回到了魯迅的生活中。這一段時間，魯迅和昔日伯樂蔡元培也來往密切，他還應蔡元培之邀，為北京大學設計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編輯部來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匯聚在了北大。魯迅與他們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吶喊」的轉變。最為關鍵的事件是錢玄同以《新青年》編輯名義向魯迅約稿。兩人在日本留學時期就相識，又同是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常去紹興會館找周氏兄弟談天，從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魯迅日記中記載錢玄同來訪達22次之多。二人發生了著名的關於「鐵屋子」的對話，被魯迅記載在《吶喊·自序》中：「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抱著這樣希望與絕望的心情，魯迅終於答應錢玄同「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發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

就這樣，《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為中國文學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紀元，現代小說由此誕生。形式上，魯迅採用日記體，「小序」使用文言，日記主體用白話，語言風格極為獨特，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現代小說和中國傳統小說的雙重借鑒；內容上，反抗「吃人的禮教」，亦成為整個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陳獨秀、胡適等人從理論上倡導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的真正實績就最先體現在魯迅的創作上。《狂人日記》發表後，魯迅和北大諸人的關係進一步拉近，當時的北大學生傅斯年、孫伏園為《狂人日記》撰寫了最初幾篇評論，將其推向公眾，陳獨秀則對魯迅的創作「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此後不斷向他約稿，催生了《孔乙己》《葯》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發表《狂人日記》時，周樹人第一次使用了「魯迅」的筆名，這是承以前留日時期的「迅行」，加上母親魯瑞的姓而來的。「魯迅」誕生了。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2月上）

稿件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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