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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盤點12個最值得銘記的國情咨文演說:塑造美國歷史長路

參考消息網2月1日報道美媒稱,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十分相信總統國情咨文演說對於民主的重要意義,因此特地把它寫入憲法:憲法第二條第三節規定,總統「應該經常向國會介紹國情狀況」。儘管條款措辭模糊,但是自從喬治·華盛頓在1790年開始這個傳統以來,美國總統每年都會進行國情咨文演說。

據美國《一周》雜誌網站1月30日報道,如今,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說能吸引大批觀眾。但是在電視發明出來以前,國情咨文並不總是以演說的形式發表。托馬斯·傑斐遜總統擔心自己的嗓音聽起來像一名君主,開啟了書面發布國情咨文的先河,此後多位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時一直沿用這個做法,直到1913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才改變這種情況。

然而不管是否以演說的形式發表,歷次國情咨文都被載入史冊,塑造了美國歷史長路。以下是歷次國情咨文演說中最值得銘記的一些片段。

喬治·華盛頓 1790年

「知識在每個國家都是民眾幸福的最堅實基礎。」儘管美國憲法沒有明確要求總統每年進行國情咨文演說,而只是要求總統「經常」在國會介紹情況,但華盛頓「敏銳地意識到,作為這個國家的首任總統,他是在樹立榜樣,向對行政權力抱有戒心的公民和議員明確民選國家領導人的角色」。華盛頓在紐約市發表國情咨文演說,強調了常備軍隊和教育的重要性,他告訴國會「沒有其他事務比促進科學和文學發展更值得你們關注」。

報道稱,按現代標準看他的演說十分簡短,事實上這是歷次國情咨文演說中最簡短的一次,通篇只有1089個單詞。如今的國情咨文演說平均耗時一個小時左右。

詹姆斯·門羅 1823年

「我們與歐洲大陸之間相隔遼闊的大西洋,我們可以不關心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也可以不關心導致戰爭的緣由……但是當事情關係到我們周圍的鄰居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歐洲國家不能干預他們的事務,特別是那些間接干預,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事實上,目前相關各方之間的戰爭,如果可以稱之為戰爭的話,可能被當成接受干預的理由,那麼這種理由同樣也會用到我們身上。」

報道稱,門羅在1823年發表的國情咨文定義了美國此後150年的對外政策。所謂的「門羅主義」就誕生於此次演說,它把世界分成數個勢力範圍,而門羅明確宣布,歐洲人干預美洲事務將被視為「明確對美國展示不友好姿態」。

詹姆斯·波爾克 1848年

「眾所周知,加利福尼亞的貴金屬礦藏分布範圍極廣。最近的一些發現顯示,這些礦藏可能比原先預計的更加廣泛、價值更高。那片地區黃金儲量如此驚人,要不是得到公共服務部門官員根據親眼所見編製的真實報告支持,可能都令人難以相信」。

不是每一份國情咨文都能引發淘金熱,但是波爾克對加利福尼亞存在「儲量巨大」的黃金的激情話語,讓許多准淘金客相信,當時流傳的傳言不是騙局。

亞伯拉罕·林肯 1862年

「給奴隸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們所給予和保留的同樣光明磊落。我們若不高尚地挽救,就會卑鄙地喪失人間最後一絲最美好的希望。」

林肯在1862年12月向國會遞交國情咨文講稿時面臨艱難處境。10周前他發表了解放黑奴宣言。當年9月的安蒂特姆戰役造成2.3萬人傷亡,清楚展示了內戰會帶來的恐怖代價。

富蘭克林·羅斯福 1941年

「在我們力求安寧的未來歲月中,我們盼望有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當戰火在歐洲大陸燃燒時,美國人在一旁焦慮地看著。羅斯福發表這次國情咨文演說時距離美國參戰還有11個月,羅斯福對國會說「我們盼望有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他接著定義了四大自由,分別是「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羅斯福以一種樂觀的語調補充說:「這並不是遙遠的1000年後的目標。這樣一個世界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是可以實現的。」

林登·約翰遜 1964年

「讓本次國會大會被人銘記,成為為保障民權所作貢獻比此前數百次會議加起來還要大的大會;成為制定我們時代影響最深遠的減稅政策的大會;成為向美國國內貧困和失業全面宣戰的大會。」約翰遜的首次國情咨文演說是在宣誓就職僅僅數周后發表的,他接替的是遭暗殺的約翰·肯尼迪總統。

報道稱,他的國情咨文是美國歷史上少數幾個非正式名稱更廣為人知的同類演說;他的這次演說通常被稱為「向貧困宣戰」演說。

理查德·尼克松 1974年

「持續一年的水門事件已經夠了。」尼克松1974年的國情咨文演說發生在一個十分微妙的時期,當時「水門事件」已經發展到一個界點——就在兩周後,眾議院以絕對多數通過決議,授權司法委員會調查彈劾指控。尼克松在做國情咨文演說時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口誤,他告訴國會「我們必須換掉受到置疑的總統」,而他原本是要說「我們必須換掉受到置疑的福利制度」。儘管如此,他在演說中傳遞出樂觀。他指出12年來美國首次沒有捲入世界任何角落的戰爭。他還可能是出於樂觀地補充說:「我無意放棄人民選舉我為美國人民服務的工作崗位。」然而八個月後他辭職了。

傑拉德·福特 1975年

「國家的情況不好。」福特的首個國情咨文演說是他在接替辭職的尼克松後發表的。這位新總統沒有向美國民眾隱瞞任何國情狀況,直白地說:「國家的情況不好。數百萬美國人沒有工作。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正在吞噬更多人的錢。物價太高,消費太低迷。」福特提出「要馬上從嚴格、保守的財政計劃……轉換到刺激消費的減稅計劃」。不過在一年後的國情咨文中,福特還是以同樣坦率直白的態度表示「我們國家的情況已經好轉——在許多方面要好得多——但是仍然不夠好」。

羅納德·里根 1986年

「謝謝你們允許我推遲到今天晚上發表演說。讓我們停下來一起哀悼七位勇敢的『挑戰者號』英雄。我希望我們現在已準備好做他們希望我們做的事情:前進,美國,向星星進發。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七位勇士,但我們必須朝前走。」

報道稱,里根原本是要在1986年1月28日發表國情咨文演說,但在當天「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後,他把這個演說推遲了一周。

比爾·柯林頓 1996年

「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歷史學家邁克爾·貝施洛斯把柯林頓這一年的國情咨文演說描述為「重要性堪比林登·約翰遜總統1964年的國情咨文」,即著名的向貧困宣戰演說。事實上作為民主黨人,柯林頓宣布「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令人震驚,此前共和黨在1994年的中期選舉中40年來首次在國會掌握優勢。儘管當年他競選連任面臨壓力,但他的表態收穫回報:據蓋洛普民調顯示,這次演說後他的支持率提升了六個百分點,效果相當顯著。柯林頓還借國情咨文演說抨擊共和黨人造成政府關門21天,要求國會「千萬、千萬不要再度讓聯邦政府停擺了」。

喬治·W·布希 2002年

「這些國家及其恐怖主義盟友形成了一個邪惡軸心,它們武裝起來意欲威脅世界和平。通過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政權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危險。它們可能把這些武器提供給恐怖分子……它們可能攻擊我們的盟友或者嘗試訛詐美國。不管怎麼說,對這一切無視的代價將是災難性的。」

報道稱,布希的第一個國情咨文演說發生在9·11恐怖襲擊幾個月後。布希創造了「邪惡軸心」這個詞來指伊朗、伊拉克和朝鮮,並警告說大量准「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已經「像一枚枚定時炸彈埋伏在世界各個角落」。

貝拉克·奧巴馬 2010年

「上周,最高法院廢除了一個世紀之法,打開了特殊利益的防洪閘——包括外國企業——讓它們不受限制地干預我們的大選。我認為美國的大選不應該受美國最強勢的利益集團的金錢操控,或者更糟糕的是受外國機構操控。美國的大選應該由美國人民決定,這就是為何我要敦促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通過一個修正這種錯誤的法案。」

報道稱,奧巴馬在2010年的國情咨文演說中公開羞辱最高法院的做法讓人驚訝,不過現場搶走風頭的是法官塞繆爾·阿利托對奧巴馬指責的反應。這位保守派法官在奧巴馬攻擊最高法院時一邊搖頭,一邊嘴裡似乎還嘟噥著「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

喬治·華盛頓(左四)

詹姆斯·門羅

貝拉克·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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