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 | 宿白先生與雲岡石窟的情緣
原標題：緬懷 | 宿白先生與雲岡石窟的情緣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
原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
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先生，
因病於2018年2月1日6：05在北京逝世，
享年96歲。
宿白先生生於1922年，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48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肄業，1951年主持河南禹縣白沙水庫墓群的發掘，1952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和考古系任教。曾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2016年7月，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授予其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
先生，不僅是一種稱謂，更蘊含著敬意與傳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僅在某一領域獨樹一幟，更有著溫潤深厚的德性、豁達包容的情懷，任風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宿白先生一生中，在宗教考古、建築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學等領域多有造詣，著有《白沙宋墓》、《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著作，期間，宿先生多次來雲岡石窟實習考察，為雲岡石窟的考古研究保護髮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2000年 宿白先生在雲岡
1938至1945年八年間，日本京都大學的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對雲岡石窟進行了全面調查，其研究成果《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對雲岡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先生卻結合文獻與考古實際，質疑日本學者的雲岡分期方法論。
宿白先生
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善本書籍時，在繆荃蓀傳抄的《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條引《析津志》文內，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簡稱《金碑》）的原文。該碑撰於金代皇統七年（1147），原碑實物早已不可尋蹤。其所述內容涉及了北魏歷代開窟建寺的問題，更可貴的是彌補了唐代貞觀至金代皇統約五百年間雲岡石窟修建的歷史空白，這是雲岡研究史上當時尚不為人知的文獻。
繆荃蓀傳抄
《永樂大典》天字韻《順天府》中《金碑》全文
碑文中提到兩塊北魏碑記：「一載在護國，大而不全，無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後一碑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畢。」這是雲岡石窟有明確營造時間的記載，可惜現在已不能目睹。根據《金碑》記述，1956年宿白先生髮表了《金碑校注》論文，使「雲岡分期論」以及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和佐證。1978年，宿白先生在《考古學報》發表《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系統論述自己的觀點。該文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注意。由於日本學者早在20世紀初便開始了對雲岡的考察和研究，20世紀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學者發表了相關研究文章。而宿先生文獻與考古實際相結合做出的結論，對日本學者的雲岡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戰。
作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權威，長廣敏雄自然並不信服宿白先生的觀點，他先後兩次撰文，激烈反駁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甚至對先生所用文獻的真實性提出質疑。1982年，宿白髮文答覆了日本學者的質疑，並論證了所用文獻的真實性。時隔近半個世紀，最終，長廣敏雄於1990年在《中國石窟》叢書《雲岡石窟（二）》（日文版）中《雲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徵》，在其中一個「注」中終於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宿白說』，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
這場宿白先生與日本學者的論爭，最終確立了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學術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認為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而宿白先生的「霸氣」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作為一名學者的堅守。
1955年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52級同學在雲岡實習
宿白先生在雲岡石窟
2000年8月宿白先生考察雲岡石窟
1988年7~9月，國家文物局在雲岡舉辦「第一屆石窟考古培訓班」，宿白先生安排籌辦並教學授課
1993年宿白先生在第3窟前庭考古現場觀察遺迹現象
宿白先生為雲岡石窟曇曜五窟題字
宿白先生帶給我們太多的敬畏和觸動。堅守書房，著就一本本考古著作；潛心治學，方能成為一代大家。先生一生摯愛考古，潛心學術，著作等身，終於成為改寫中國考古歷史的人。考古就是一個寂寞的行業，如何在一生的歲月長河中，專註學問、不事浮華，時間已經給出了答案。
斯人已逝，風範永存，雲岡石窟研究院全體職工沉重悼念宿白先生，願先生一路走好！
宿白先生說……
「他們對我的發現開始有點懷疑。後來證明我們的發現是真實的，是靠得住的，那他也就沒有話說了。我們的研究，很多都是新發現的。外國人他畢竟還是外國人，他掌握中國的材料不可能有中國人自己清楚。」
「我這一輩子，這書沒法看完，總是有的是需要看的，所以說書海無涯，書像海似的，沒有邊……」
「考古這東西實際上是個破壞的工作。我們搞考古的人並不是需要說多做一些工作，能不做還是不做，保持在那。等到條件更好的時候再做這工作不是更好嗎？虛心是重要的，你不要自己吹自己有什麼重要發現，是不是真發現那還成問題呢！」
「因為我有興趣，我是學歷史的，歷史和考古分不開。歷史是文獻記載，考古是實際工作，所以，你要做歷史就得做考古，要是做就得長期做下去，不是長期做就不是真正的做考古的人。」
宿白先生為雲岡所著文章：
《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25～38頁（修訂後收入《中國石窟寺研究》）
《「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雲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6年第1期，71～84頁（修訂後收入《中國石窟寺研究》）
《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38-46頁
《〈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雲岡石窟的某些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29～49頁（修訂後收入《中國石窟寺研究》）
《恆安鎮與恆安石窟——隋唐時期的大同與雲岡》，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 · 雲岡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87～192頁（後收入《中國石窟寺研究》）
《試釋雲岡石窟的分期〈雲岡石窟卷〉畫冊讀後》，《文物》2010年第7期，63～65頁（後收入《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
《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76～197頁（後收入《中國石窟寺研究》）
文：雲岡石窟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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