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對中國的了解，不如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遊記》

導讀：如果達伽馬像他的競爭對手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一樣讀過《馬可·波羅遊記》，那麼他的任務也許會更順利。

作者：奈傑爾·克利夫，歷史學家、傳記作者，著有《莎士比亞騷亂：19世紀美國的復仇、戲劇和死亡》、《最後的十字軍東征》等。

撰文/奈傑爾·克利夫

翻譯/陸大鵬

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任期蹣跚到了第二年，美國自由派報界對中國的報道里滿是對特朗普的幸災樂禍。《紐約客》1月8日的封面故事裡，自信、開放的中國面對著丟盔棄甲、倉皇敗退的美國。文章的標題「讓中國再次偉大」戲仿了特朗普的競選口號，把美國的頹勢歸咎於總統。但這種報道以及英雄所見略同的其他報道（話題不限於美國國內政治），都有一種緊張感。在如今分水嶺一般的時刻，似乎大家普遍認可，中國的時代已經降臨。

最有力地改變主流意見的單一事件，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紐約客》在那篇封面故事之後又緊跟了一篇戲劇性的專題攝影，帶領讀者踏上「新絲綢之路」。在美國，「絲綢之路」是一個讓人浮想聯翩的概念，幾乎年年都有相關的新書出版。而中國的計劃撥動了許多人的心弦。在慣用混凝土與鋼鐵作比喻的現代話語里，「絲綢之路」激發了西方人的文化記憶，讓他們想到精美絲綢服裝、金碧輝煌的宮殿和條條大路通東方的遙遠古代。

絲綢之路對西方人想像力的誘惑有一個顯著的焦點：一個年輕的威尼斯人在七百多年前走過這條路，至今他仍然是和中國打過交道的最有名的西方人。我翻譯過《馬可·波羅遊記》，這是超過一個半世紀里第一個直接從原文翻譯的英譯本。翻譯過程中，我努力理解他悠久的美名對中國與西方的歷史關係意味著什麼。大家關於絲綢之路的談論讓我思索，關於它對今日世界的意義，馬可·波羅能教導我們什麼。

馬可·波羅能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道路可以打通，也可以輕易地關閉。東西方之間的聯絡常常很脆弱，經常被打斷，而且在好幾個世紀里是戰爭爭奪的對象。羅馬與中國距離遙遠，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許多個世紀里，伊斯蘭的崛起阻斷了歐洲與外界的交通。而在蒙古人席捲歐亞之後，道路突然打通了。但十七歲的馬可·波羅於1271年從威尼斯出發之際，他對要去的地方知之甚少，彷彿要離開地球。

雖然無知，歐洲人對亞洲還是早就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觀念，這些觀念的基礎是《聖經》與古典傳說的混合體，令人心醉神迷。歐洲人堅信生活在亞洲的是千奇百怪的怪物種族：狗頭人、腦袋長在胸口的人、沒有嘴巴而完全靠蘋果香氣生存的人。

他們相信亞洲有遍地鑽石的深谷，而獲取這些鑽石的辦法是向深谷丟一些生肉，然後再放猛禽下去。他們相信伊甸園位於遠東，在地圖上畫出的伊甸園相當於埃及或印度那麼大。

根據《聖經》，亞洲是人類的誕生地，人類的命運也在那裡靜候。基督教世界把自己的噩夢和救贖夢想都安置到晦暗不明的亞洲。按照歐洲古人的理念，亞洲的北面是野蠻民族歌革和瑪各（Gog and Magog），他們會蹂躪世界，直到在世界末日的最後決戰中兵敗。更讓人寬慰的是，東南方是一個龐大的國度，其統治者是一位基督教國王，名叫祭司王約翰。他是一個擁有神奇魔力和戰無不勝大軍的傳奇人物，在歐洲人的集體想像當中是一個潛在的救世主。當然得先找到他才行。

無知者的想像就是這個樣子。馬可·波羅知道所有這些故事，在自己的書里對其敷衍地表示認可。但等他真正抵達中國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比傳說有趣得多的真實世界。他雲遊中國各地，有時和父親與伯父（都是商人）一起旅行，有時擔任忽必烈汗的衛士或使者。一個完全未知的文明展現在他面前，令他歡欣鼓舞。

多年後回憶自己的旅行時，他興奮地談起一個富庶、輝煌而發達的大帝國：在這個世界裡，宮殿龐大如城市，一座城市擁有上千座橋樑，人們可以乘畫舫在湖上一邊遊玩一邊用晚餐，河流被整治得井井有條，運河將各條河流連接起來，河上貨船熙熙攘攘；驛站在幾天之內就能把書信送到千里之外，紙幣普遍使用，而與此同時紙張在西方還是稀罕事物。

我用《馬可·波羅遊記》的手稿和早期印刷本復原了已經佚失的馬可·波羅原始文本，在這過程中我看到的馬可·波羅是這樣一個人：不僅對外國文化熱情洋溢，也喜歡不同文化的差別。他對蒙古帝國統治下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實踐都充滿好奇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不知羞恥地對恩主忽必烈大汗不吝溢美之詞。

《馬可·波羅遊記》插圖：馬可·波羅拜見忽必烈

歐洲人把蒙古人稱為韃靼人，這個名字來自古典神話里的地獄。馬可·波羅毫不隱晦戰敗的南宋人對新皇帝的敵意。但他誇張地歌頌忽必烈為「世上和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他讚頌忽必烈的權勢與威嚴。有一個令人難忘的景象是，忽必烈威風凜凜地騎馬走過他的皇宮園林，「馬尾處的皮帶上拴著一頭豹子」。他還謳歌忽必烈的智慧，而且不止是宗教方面的智慧。

在馬可·波羅的大篇幅引文當中，忽必烈解釋自己為什麼更願意接受行神跡的佛教僧人，而不是當地基督徒：因為基督徒「十分無知，自己無所作為，也沒有力量」。馬可·波羅說，是佛教的人道主義教誨啟發了忽必烈慷慨大方的福利政策。馬可·波羅還說著名的祭司王約翰只不過是個愚蠢傲慢的軍閥，被成吉思汗殺掉也是罪有應得。這些都不是虔誠到狂熱程度的中世紀基督徒的思維，他們更不可能公開表達這些想法。

馬可·波羅旅行了二十四年，其中十七年在中國度過。1295年，他終於回到家鄉。他不是擅長舞文弄墨的人，直到他在一場海戰中被俘並被囚禁在熱那亞，才開始把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馬可·波羅遊記》的「序言」說，「他不願虛度光陰，便決定寫下這本書，供讀者賞玩。於是他請獄友比薩的魯斯蒂謙把這些故事寫下來」。

魯斯蒂謙非常謙虛。我們現在相信，他給本書的早期部分，比如涉及突厥、高加索和伊朗的部分，加了不少活色生香的私貨，都是些歷史悠久的傳奇故事，可能是他追隨十字軍時聽到的。

他講的故事包括：一位基督徒鞋匠憑藉信仰搬運山嶺；人稱「山中老人」的穆斯林變節者派遣服了麻醉品的弟子去執行自殺攻擊；一位穆斯林哈里發被單獨囚禁，身邊只有他的金銀財寶；某種只有在大齋節期間出現的魚和一座懸浮在半空的教堂石柱。不足為奇的是，這些故事把伊斯蘭描繪得罪不容誅，而基督教充滿了奇蹟。這些故事都和馬可·波羅的敘述不相干。在馬可·波羅的敘述里，忽必烈的喇嘛行了神跡，而基督徒是無能的旁觀者。

兩人合寫的書開始傳播，有了越來越多的抄本。早期讀者對魯斯蒂謙的傳奇故事照單全收，因為這些傳奇大家已經比較熟悉了，所以他們願意相信。與之相反，馬可·波羅描述的是基督教世界完全不知道的一個龐大的陌生文明，而且比基督教世界先進，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完全是奇思妙想。威尼斯同胞開始稱他為「百萬先生」。他的名字成了「異想天開、胡扯八道」的同義詞。

對馬可·波羅的這種指責維持了很長時間。到18世紀，歐洲人已經開始質疑，他是不是真的到過中國。近些年又有人提出了這個質疑，在全球引起軒然大波。近期的學術研究已經明確證明，上述質疑是錯誤的。馬可·波羅給出的細節多到令人髮指，涉及紙幣印製、兌換手續費、進口稅、監禁刑罰和每個主要中心的食鹽售價這樣複雜的話題，而且幾乎所有細節都精確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

文學領域的開拓者似乎註定要受質疑。威廉·莎士比亞有過類似的命運。或者說，那些接受了異邦生活方式的人註定要受到懷疑。不管怎麼說，許多個世紀的懷疑證明有一句古話是錯的。讀書可以讓你無需離開椅子就遨遊萬里，但沒有什麼東西比得上親身到場。

成千上萬的歐洲商人和傳教士追隨了馬可·波羅的腳步，還有很多中國人向西旅行。大約1340年，一位名叫弗朗切斯科·佩戈萊蒂（Francesco Pergoletti）的佛羅倫薩商人編纂了一部詳細的指南，並告訴想要旅行的人，從黑海到北京的路「不分晝夜，絕對安全」。並非所有人都像馬可·波羅那樣頭腦開明、毫無偏見，但畢竟有大量商品和思想得到了活躍的交流。

這條路沒過多久就不再安全了。元朝滅亡後，明朝統治者將中國境內所有外國人驅逐出境。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控制了地中海東部，阻斷了連通東西方的陸地商路。歐亞之間的直接貿易與交換一下子停止，直到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打通了繞過非洲的海路。

在我的《最後的十字軍東征：瓦斯科·達伽馬的壯麗遠航》一書中，我提出，葡萄牙人遠航去亞洲時帶著兩個目標：爭奪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完成十字軍聖戰的使命，打敗伊斯蘭世界，收復耶路撒冷。因為伊斯蘭世界的大部分財富來自香料和東方奢侈品貿易，所以這兩個目標差不多是一回事。

如果達伽馬像他的競爭對手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一樣讀過《馬可·波羅遊記》，那麼他的任務也許會更順利。達伽馬抵達印度之後受到了土著欣喜若狂的歡迎，但他拿出禮物之後，土著就變了臉色。印度人還記得明朝航海家鄭和的寶船隊，中國人在印度洋周邊慷慨大方地饋贈金銀財寶，直到1433年鄭和的遠航被取消。所以印度人可能起初誤以為這些皮膚黝黑、蓄著大鬍子的葡萄牙人是出手闊綽的中國人。達伽馬帶來的禮物僅僅是少許條紋布料、銅製洗手盆、珊瑚串，以及幾箱糖、蜂蜜和油。馬可·波羅肯定知道，到東方不能只帶這些寒酸的禮物。

葡萄牙人繼續奮鬥，把航路一直拓展到中國。但他們的好戰引發了敵意與衝突，海上絲綢之路此後就始終受到武裝衝突的困擾，導致中國受辱一個世紀之久。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從海路來到中國的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水手、商人和外交官不像馬可·波羅那樣得到中國人充滿善意的銘記。說到底，交流也許是比衝突更強大的力量。

今天，東西方互相之間的了解肯定沒有馬可·波羅對他的第二故鄉了解的那麼多。儘管西方的大學裡有很多中國留學生，西方人對中國本身的了解還很粗淺，對西方人歷史上在亞洲的行動也不太知道。大多數西方人如果聽說過鴉片戰爭，也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今天東西方交流的速度遠遠超過了馬可·波羅的想像。他說戈壁灘非常長，從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一年。今天，子彈頭列車可以在長達300英里的防風牆保護下快速穿過戈壁灘。曾經的天塹如今成了通途。今天人民有機會去促進自由貿易和思想、價值觀與文化的交流，這有助於各民族的互相理解，有助於推動和平。與之相反，如果像過去的殖民者那樣追求霸權，就會導致互不信任與衝突。「一帶一路」計劃若要成為和平與理解的力量，就需要借鑒馬可·波羅的精神：他仰慕，甚至熱愛完全陌生的文化。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就是帶著這樣的精神，於上月開始了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並且是在西安，而不是在北京。馬克龍訪問了絲綢之路的古老門戶，表達了他的意願：恢復很久以前中斷的聯繫。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又一次擁有了歐洲想要的高質量商品。

馬克龍訪華，首站西安，參觀了大慈恩寺、兵馬俑和大清真寺

去年夏天，我帶著家人遊覽了西安。我們都對兵馬俑驚艷不已，我的兒子當時五歲，兵馬俑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後來我帶著他和我太太，走過了馬可·波羅描述過的那些街巷。自從寫過關於他的文字之後，我就一直想追尋他的腳步。這趟旅程是個開始。8月中旬，西安很少看到西方人，就像馬可·波羅時代一樣。我們都受到了熱情的歡迎。這是一種美好的感覺，也恰如其分。我覺得馬可·波羅如果在今天來到中國，也會感覺彷彿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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