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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將是中國崛起進程中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戰略對手

原標題:日本將是中國崛起進程中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戰略對手


在當代世界政治中,民眾的「認知」因素歷來是對國家間關係有重大影響的變數之一。認知因素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立場往往可以直接作用於政治人物的政策選擇,並構成影響相互關係時最基本的國內政治要素。比較日本人的「自我認知」與中國人的「日本認知」,不難發現已出現了重大差異,而日本人的「中國認知」也既複雜又矛盾。中日相互認知存在著巨大對立,雙方國民對彼此國家的認知以負面評價為主。中日關係已基本完成了「止損階段」,今後需要為實質性的改善營造條件,推進中國民眾「日本認知」的更新,同時積極塑造和影響日本民眾的「中國認知」的改善,並儘可能地讓中日關係中的合作與競爭兩個領域繼續得到發展和管控。


朱鋒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以來,日本問題一直是中國人最為糾結的國際問題之一。這不僅因為日本是近現代史上對中國傷害最深的國家,也是中國在衰落、掙扎、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和崛起進程中最為複雜、矛盾和衝突性的認知因素。近百年前,蔡鍔就曾說過,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必須邁過日本這道坎兒。戴季陶在日本全面侵華之前也曾感慨,「『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而中國人卻對日本所知有限,甚至是情緒化的排斥。

當代中國的「日本認知」,同樣充滿了各種矛盾和衝突性的元素。例如,我們認識日本究竟是強調以「歷史問題」為主,還是現實的地緣政治為主?究竟是強調停留在歷史、以記取受日本侵略的慘痛歷史為主,還是以鄰國關係中揮之不去的地緣聯繫為主從而「面向未來」?究竟是強調中日地緣政治競爭為主,還是強調「命運共同體」建設為主?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我們沒有邁過的一道坎兒。中國註定了要與日本這個鄰國在各種各樣的糾纏中並肩前行。隨著東亞地緣戰略環境的變化和日本自身外交與安全戰略的調整,中國人的「日本認知」再也不能簡單地停止在歷史爭議、歷史悲情以及過度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將會復活這樣的「臉譜化」上了。僵化的、停滯的、臉譜化的「日本認知」,只會使得中國缺乏對日本這個強大對手的客觀、準確和深入的認識。


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的發展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讓中國社會的「日本認知」與時俱進,不僅是我們全面、清晰和務實地判斷和認識日本的關鍵,是未來中日關係改善和發展的信心來源,更是中國今後制定和執行有效的對日政策、及時化解各種日本挑戰與威脅的必要條件。同時,實質性地改善中日關係,構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不僅要推進中國民眾的「日本認知」的更新,也要積極塑造和影響日本民眾的「中國認知」的改善。


一、認知因素與中國民眾的「日本認知」


在當代世界政治中,民眾的「認知」(identity)因素歷來是對國家間關係有重大影響的變數之一。認知因素主要表現為不同國家的社會和國民在相互認識和看待彼此時最基本的心理活動和反應,並通過這種心理活動和反應演變為各自基本的情感抉擇。因此,認知因素常常決定了民眾對他國在情緒上的好惡、親疏與遠近,直接可以生動地勾畫社會和民眾在相互看法與態度上的接受與不接受、積極或者消極。有關「認知」因素對外交與國際關係的影響,認知因素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立場往往可以直接作用於政治人物的政策選擇,並構成影響相互關係時最基本的國內政治要素。國家的對外政策常常無法超越民眾的整體認知,因為這直接影響一項外交政策究竟擁有多大範圍的國內民意支持。

在中國民眾對鄰國的認知中,對日本的看法,尤其對安倍執政的日本政府的看法,似乎是「最不具有爭議性」的。右傾政府、嚴重的歷史認識問題、甘當美國的「小弟」、謀求修憲強軍,這一堆標籤式的看法形成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在「日本認知」上的「流行模式」。這種模式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有著較深的民意基礎。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和日本民間非營利團體「言論NPO」共同實施的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受訪者對日負面印象比率達66.8%。在負面印象形成的具體因素上,選項集中於兩項:歷史問題(67.4%)和領土爭端(64.7%)。而對日正面印象的比率則為31.4%。在正面印象形成的具體因素上,選項集中於三項:「日本人講禮儀、懂禮貌、文明程度高」(61.8%)、「日本產品質量可靠」(53.5%)以及「日本經濟發達,國民生活水平高」(53%)。


總的來看,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正面認知,主要集中在日本是經濟大國,環境優美、風光秀麗,日本民族講禮儀、文明水平高,日本人辦事認真、工作勤奮、有進取心等等。近年的中日輿論調查數據亦表明,受兩國關係回暖影響,中國民眾對於日本的正面認知回升明顯。但上述輿論調查中,中國受訪者對日正面印象的比率31.4%與負面印象的比率66.8%,仍形成鮮明反差。因此,這裡擬圍繞後者加以論述。就中國民眾的日本負面認知的具體內容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日本的島國位置與尚武精神。(二)「歷史問題」與日本的錯誤史觀。許多中國人認為,日本對侵華歷史缺乏足夠反省。「同樣的戰敗創傷,在黑格爾的故鄉德國,容易平復,在富士山腳下,迄今仍在頻頻作痛。」二戰以後,有些日本領導人曾經公開承認日本對於亞洲各國的侵略行徑並做出道歉,其中 「村山談話」最具歷史意義。但從冷戰結束以來,日本首相圍繞歷史問題的言論依據其政治立場不時搖擺,小泉內閣和第二屆安倍內閣上台之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以及如何看待歷史問題更是困擾中日關係的重要政治障礙。(三)日本聯美製華的戰略選擇。冷戰結束以來,美日同盟不斷增強,日本對美國的安全與軍事依賴不斷深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曾分析認為,中國因素在美日同盟之間存在著兩種可能性:一是分裂美日同盟,二是拉緊美日同盟。當時他曾斷言這兩種可能性都會存在。


二、日本的「自我認知」與中國的「日本認知」的差異


中國民眾的上述「日本認知」,有其合理的一面。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傷痛和悲情、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言論以及中日間今天複雜而又尖銳的國家競爭關係,都事實上構成了中國民眾「日本認知」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然而,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東亞「基準文化」,中日兩國各自傳統與文化、政治制度、社會規則以及個人思維與行為習慣,又加劇了彼此在認知層面的對立。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兩國各自民族主義情結的發展,更加劇了兩國民眾的認知對立。了解日本人的「自我認知」與「中國認知」的內涵,分析這些對立的根源與危害,是促成中國民眾的「日本認知」轉化和升級不可或缺的要素。

相對中國民眾的「日本認知」,日本人的「自我認知」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差異。


(一)追求獨立自主與國家尊嚴,但保持日美特殊關係。(二)謀求大國地位與國際貢獻。(三)歷史觀中的「罪與罰」。如何看待歷史,尤其是二戰的侵略史,是了解日本人「自我認知」的一面鏡子。戰後幾十年來,日本官方對於侵華戰爭一直奉行一種態度曖昧的政策。儘管有「村山談話」這樣類似承認戰爭罪行並道歉的積極態度,但日本官方大多時候維持一種想要翻案卻迫於國際社會壓力而不敢公開地、明目張胆地否認歷史的態度,因此公開的表述措辭都非常謹慎,甚至故意模稜兩可打太極。這種曖昧態度即使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也有鮮明的體現。該文件是中日復交並指導其後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文件。就是在這個文件中,日本方面的表述是:「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裡只提「戰爭」,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戰爭,是否為侵略戰爭,都沒有直接說明。而在戰後70周年「安倍談話」的相關部分中,甚至連「戰爭」的字樣都不見了。相反,日本對於自己受到原子彈轟炸的慘痛歷史總是記憶猶新。戰後以來,從日本政府到普通民眾都傾向於強調日本是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因原子彈攻擊所受的人道主義災難,甚至成為日本官方在國際上索取同情和理解並淡化自身侵略行徑的一張道德王牌。而對於他們作為「加害者」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民眾卻「被鼓勵遺忘」,形成「集體失憶」。最後,日本人文化心理中固有的忠君思想、盲目崇拜權威、較強的從眾心理、較重視個體在某種序列中的位置等特點,使普通民眾的心態和認識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甚至操縱。因此,日本官方的歷史觀也就很容易成為日本民眾的歷史觀。從日本人的生死觀上看,日本對歷史缺乏反省也有所謂「日本特色」。在許多日本人的觀念中,無論活著是好人還是壞人,死了都將成為好人。日本很多人認為,發動戰爭者已經「一死了之」。靖國神社中供奉的240多萬戰死者,不管是不是戰犯,許多日本人都將其視為好人、英雄甚至神來頂禮膜拜。「靖國神社是唯一一個平民可以變成神的地方。過去的日本兵上戰場之前告別的時候就兩句話,一句是『多立戰功』,一句是『靖國神社見』。」日本人對侵略歷史缺乏中國人與韓國人眼中的深刻反省,與這種「靖國情結」有很大關係。


比較日本人的「自我認知」與中國人的「日本認知」,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已經出現了重大差異:中國人認為日本是精神上不獨立的國家,其實日本有自己一整套有關外交、政治與安全領域的自主與尊嚴的觀念系統;中國人總認為日本是「小日本」(中國人印象中的「蕞爾小國」日本,領土面積與雲南省相當,實際上卻比英、法、德等傳統西方大國都要大),但日本在經濟上從60年代開始就已經不是「小國」,今後很長一段時間也將繼續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雄厚實力和地位;中國人認為日本應該正視歷史,但日本人卻自有一套「懺悔觀」和「生死觀」。在政治上,日本也不滿足於「中等國家」的地位。從小泉政府開始日本積極致力「入常」到安倍政府的「俯瞰地球儀外交」,從安倍上任後連續六年軍費的增長到想要在2021年之前完成修憲目標的政治預案,日本將是中國崛起進程中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戰略對手。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朱鋒在《日本學刊》2018年第1期發表《中日相互認知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兼議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全文約2.4萬字)。(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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