錚錚鐵骨寫春秋-記我黨統戰和秘密戰線上的優秀戰士劉培植同志！

作者：永勝

序言：在我黨內部，有這樣一位在16歲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他多次接受周恩來、習-仲-勛、彭德懷等同志的直接領導，打入國民黨內長期從事統戰工作和秘密建黨任務，歷經被捕、坐牢九次之多，鬥智斗勇，九死一生的忠誠衛士，他的名字叫劉培植。

今天我們就來共同回顧一下他當年所走過的光輝歷程，緬懷英雄們的光榮歷史，以提醒讀者，今天的美好生活是由無數人的鮮血換來的！

（一）黃土地上的放牛娃

劉培植出生於1917年陝北宜君縣的農村。

宜君歷史悠久，民風淳樸，文化底蘊深厚。這裡是關中至陝北通道的要衝，地勢險峻，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同時這裡山清水秀，氣候宜人，並以此獲得了許多古代帝王將相的青睞，唐太宗李世民在這裡的活動和事迹就比較多。

玉華宮的修建，使宜君的歷史地位和經濟繁榮達到了頂峰，這裡是宜於帝王生活和居住的聖地，故有「宜君」之名。

劉培植的名字是私塾的李老先生給起的。在上高小時他寫下了《冬天的太陽與窮人》這首詩——

太陽，太陽， 你每日住在天堂，有時出現，有時隱藏， 吃人的舊社會，有它的發生、發展，但一定要滅亡。太陽，太陽，你每日住在天堂，有時出現，有時隱藏，窮人離了你，就好比脫了衣裳。……

1933年，劉培植加入了由劉志丹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併入了黨，那一年他16歲。

當時受黨組織委派，他又回到了宜君縣隱蔽身份，從事地下黨的秘密工作，為紅軍輸送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這為他以後從事秘密戰線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1935年，他和其他4位同學一道，冒險通過敵人的關卡，到達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洛河川的閻家灣，並在那裡見到了他當年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田興仁同志，其後他受到了時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勛同志、秘書長張文華同志的親切接見，並被安排在經濟建設委員會擔任經濟建設科科長一職。

由於條件艱苦，敵人封鎖嚴重，隨著紅軍人數的增加，蘇區規模的擴大，吃飯這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卻成為了擺在邊區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為應對困局，經濟建設委員會採取了設「紅軍公田」的辦法:即在蘇區各地分配的田地中，抽出一部分土地由農民代耕，收穫的糧食全部交給政府，由政府分配給各部門、部隊及軍烈屬。這種辦法在當時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數千人吃飯問題的有效辦法。

同時還在各村、鎮設紅軍公糧站，實行糧票和草料票供應制，紅軍每到一地憑票就地吃飯，就地獲得飼草，群眾持票到公糧站領糧領草。採取了這些辦法後，比較好地解決了根據地的糧食生產和供給，支援了前方戰鬥，同時也為蘇區發展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劉培植先後兩次主持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革命形勢和黨的政策，並請習-仲-勛同志到會講話。在許多鄉村農民分到土地後，即由當地政權組織犁牛生產合作社，教育農民進行有組織的生產。還組織了多種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當時紅軍經常吃羊肉，肉吃了，皮怎麼辦？劉培植組織了熟皮革生產合作社，用黃米加芒硝鞣製皮革，生產出許多羊皮，然後簡單的做成羊皮大衣，使紅軍指戰員和政府工作人員每人都有了一件光板的羊皮大衣。由於敵人封鎖蘇區，一些生活用品十分短缺，邊區政府經常派人深入白區，通過各種渠道與白區商人進行秘密貿易。

劉培植在擔任省蘇維埃政府糧食部副部長併兼調查統計科和運輸科長期間，曾多次帶領保衛隊和武裝運輸隊去白區，一面打仗一面搶運糧食和生活用品。

同時，省蘇維埃政府又建立了最初的金融財政機構—— 財政部，發行了陝甘邊區貨幣。貨幣是用漂白布面油印的，在邊區內部使用流通。邊幣的出現活躍了經濟交往，也方便了生產，促進了簡單商品生產的

發展。

（二）肅反擴大化

由於受到「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在陝甘邊區「肅反」導致的後果是包括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一大批久經考驗的革命同志，一夜之間被打成了反-革-命，原紅26軍營以上幹部和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縣委書記和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捕，其中很多優秀同志被無情殺害，習-仲-勛同志也被打成了「富農路線」的代表，並被關押。

劉培植看到習-仲-勛同志被關在一處四面透風的破屋裡，缺衣少蓋，便偷偷地給他送去了一條氈絨毯子，被「肅反」的人發現，也成為了反革命的懷疑對象，不過由於年齡較小，且是一般幹部，在為紅軍籌糧工作中成績突出，才幸免於難。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了解到陝北根據地正在進行的錯誤肅反工作，以及劉志丹等人被關押的消息後，毛澤東等領導同志以黨中央的名義，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審訊」、「刀下留人」，並派王首道、賈拓夫等同志代表黨中央，奔赴瓦窯堡接管了當時主持「肅反」工作的保衛局。經過審查，於當年的11月初將劉志丹等受誣被捕人員全部釋放。

（三）打入東北軍開展統戰工作

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聶榮臻、朱瑞、劉志丹聯名發表了《紅軍願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號召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打回老家去。

劉培植當時擔任陝甘蘇維埃政府糧食部副部長、省委白區工作部副部長兼紅29軍政治部工作。

為了將黨中央爭取東北軍脫離蔣介石的控制，投入到抗日的統一陣線中來的指示精神，劉培植經周恩來（副主席）同志的批准，以紅29軍軍代表的身份只身前往位於甘泉城的東北軍107師開展統戰工作。

春節剛過，劉培植便身著便裝，通過關係到達107師師部，向衛兵亮明了身份，並告知要面見劉翰東師長。

在與劉師長的交談中，劉培植重申了毛澤東主席說過的話: 「拿著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是朋友。我們共產黨人歷來是不記私仇的。目前我們都面臨著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你們東北軍被迫流亡關內，國讎家恨你們不報，反而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打共產黨、打紅軍，這於情於理都是不容的」。

劉翰東師長頻頻點頭說:「先生言之有理，我們愧對三千萬東北同胞，流浪他鄉的滋味我是領教了。」

隨著雙方談話的深入，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最終建立起來了。

其後，劉翰東的107師就成了東北軍和紅軍建立友好關係的第一個師，不僅在火線上不向紅軍進攻，不打真仗，保存實力，同時對紅軍出入蘇區和白區提供了方便。劉培植幾次從甘泉107師師部和哨兵陣地穿過，經常乘坐他們的汽車通過，給了紅軍以極大的方便。107師還將他們的服裝證件、胸臂章送給了紅軍。105師和67軍從西安給紅軍運送大批軍用物資，也是經107師的協助才運到蘇區的。

從甘泉縣城回來後，劉培植向省委及紅29軍肖勁光軍長彙報了此行的收穫以及107師師長劉翰東的態度，省委當即向中央作了彙報。周副主席指示，讓劉培植以紅29軍軍長肖勁光同志的名義，秘密去見東北軍129師師長周福成，爭取他與紅軍聯合。

劉培植奉命又到了129師駐防地鄜縣城內，敵人戒備森嚴，該師師長周福成是個頑固狡猾的傢伙，聽說紅軍派來了代表，並且是以肖勁光的名義來的，他故意推脫避而不見，讓他的參謀長出面與劉培植周旋敷衍。該參謀長姓呂，對共產黨和紅軍十分仇視，本來劉培植想心平氣和地說明來意，並從正面闡述和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停止內戰，紅軍願和東北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打回東北去。但呂參謀長卻態度蠻橫，極不講理，當面詆毀共產黨和紅軍，並示意衛兵要將劉培植扣押下來，有加害之意。

對於敵人的陰謀，劉培植憤怒至極，據理力爭，針對敵人對紅軍的造謠污衊一一予以駁斥，並針鋒相對地告誡敵人要認清形勢，紅軍是有力量的，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也曾經讓東北軍吃過苦頭，聯合抗日才是東北軍的最終出路。呂參謀長聽了這一番話，是又怕又恨，臉色難看地說道：「本應把你殺掉，但兩軍對陣不殺來使，所以放你一馬。」劉培植義正辭嚴地回答道:「放與不放在你，但是你要知道共產黨人是不怕死的！」呂參謀長聽了這幾句話，顯得十分尷尬，臉上露出了殺機。

果然，當劉培植出城剛上坡走了不遠，就發現了尾隨在後的一批黑狗子跟蹤著，企圖在半路上殺害他，於是他急步奔跑，與來時掩護他的游擊隊員們取得上了聯繫，趁敵人沒有防備，突然攻擊，打死打傷了幾個保安隊員，成功脫險，使敵人妄圖借刀殺人的詭計最終沒有得逞。

（四）機智勇敢迎說敵人，挽救紅軍總部

1936年冬，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調集五路人馬進攻紅一方面軍總部。偵察兵前來報告，敵人先頭部隊距離紅軍總部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離了，情況萬分危急，如不拖住敵人，包括中央首長在內的紅軍總部將要面臨滅頂之災，從它處調動部隊已經為時已晚，情急之下，彭德懷同志急令劉培植前去迎說敵人，阻止其前進，如果能使敵人暫緩進攻一兩個小時，就算成功。這個看似今天也不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劉培植想都沒想就義無反顧地接受了。

由於時間緊迫，他連紅軍的衣服都沒有來得及換下，就反穿羊皮大衣向敵人圍剿的方向走去了。

走出了半里路，劉培植就遇到了敵人的尖兵，敵人一見他頭上的紅五星和紅領章就立刻把他抓了起來。

此時，劉培植機智地大喊道:「你們搞錯了，我是自己人，我不是紅軍的探子，我是105師情報隊的」。敵人質問道:「不是探子，為什麼穿紅軍的衣服？」劉巧妙地答道:「你們不懂，這衣服是我的護身符，不穿它怎麼到紅軍那邊探聽情報啊？」敵人將信將疑，劉培植又繼續說道:「我剛從他們（紅軍）那邊回來，他們漫山遍野地設下了埋伏，不趕快停止前進，會吃大虧的。」

由於是東北軍的部隊，以前多次中過紅軍的埋伏，所以有些談虎色變，居然不敢再前進一步，就這樣停滯了好幾個小時，紅軍總部終於轉危為安，劉培植最終也憑藉自己的聰明智慧，脫離了險境，返回了部隊（1956年，彭德懷元帥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間歇，指著劉培植對與同桌吃飯的陳雲、羅瑞卿、廖魯言等同志誇讚道: 「你們知道他是誰嗎？！他是我們的救命恩人，當年如果沒有他去迎說敵人，拖延了反動派，為黨中央的轉移爭取到了寶貴時間，估計我們現在就都已經不在了，中國的歷史很難講嘍！」眾人聞聽紛紛起立鼓掌，為劉培植當年的勇敢行為舉杯喝彩）。

（五）西安事變及打入東北軍統戰建立黨組織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達到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的，舉行「兵諫」，史稱「西安事變」。

劉培植從虎口脫險後，當時住在平涼的105師師部，並準備動身前往西安去尋找彭總指示的聯繫人朱理治和劉瀾濤兩位同志接洽，準備開展下一步工作。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駐地軍民欣喜若狂，群情激奮，國民黨平涼專署立即籌備召開慶祝大會，同時給毛主席打電報，說他們堅決擁護蘇維埃，堅決要求殺掉蔣介石。平涼專員特地邀請劉培植作為共產黨方面的代表在大會上講話，劉培植由於不了解當時事變的具體情況，也沒有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就婉言謝絕了。

隨後他火速地趕到了西安，去尋找接頭人。由於行色匆忙沒有接上頭，在遠東大旅社餓了三天肚子，無奈最後去到了劉多荃將軍公館（劉多荃與王以哲均是東北軍高級將領，與紅軍關係密切），才吃上了飽飯。

劉多荃將軍回來後告訴劉培植，周副主席來西安了，劉培植聽了激動萬分，第二天在金家港的張學良公館，劉培植又見到了周副主席，並得到指示，上級安排他在西安的東工委工作，臨分手時，周副主席講:「沒時間細談，情況我都知道，留下地址，晚上有人找你。」當晚10多，在遠東大旅社，周副主席派羅瑞卿同志給劉培植送來了30元生活費，並給他從新介紹了組織關係，指示劉培植擔任東工委組織部長，負責與在東北軍中我黨地下組織的聯絡和發展工作。這在當時，對於身處困境的劉培植來說，是極大的鼓舞，他立刻精神百倍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之中去了。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的六條協議，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同時撤銷了「西北剿總」，短時期內西北地區出現了「三位一體」的大聯合（即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形勢空前大好。這時我黨爭取東北軍的工作也由秘密轉為半公開，在東北軍中公開宣傳抗日，公開宣傳我黨的政治主張，開始積極地將東北軍逐步引導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

但是，在托派、親日派賣國勢力的搗亂破壞下，再加上蔣介石逼走楊虎城，軟禁張學良，使得東北軍人心動蕩，一批少壯派軍人發動軍事政變，於1937年2月2日殺害了東北軍的代理負責人王以哲軍長以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史稱「二·二事件」）。爾後劉多荃將軍為了給王以哲報仇，又錯殺了在爭取張學良聯共抗日過程中立下大功的高福源旅長。

隨著張學良、楊虎城的相繼離去，王以哲被害，東北軍、西北軍群龍無首，一片混亂。此時，鎮守潼關的西北軍42師師長馮欽哉投向了國民黨的懷抱，引狼入室，使中央軍順利地進入潼關，並逼近西安城。

在大軍壓境的不利局面下，劉培植隨同東北軍總部撤退至邠州一帶。

至1937年3月，「三位一體」被拆散，西北大聯合遭到徹底破壞，形勢對於從事統戰工作的劉培植和他的同志們來說，變得極為不利。

1937年2月下旬，葉劍英同志命令劉培植負責領導抗日先鋒總隊改編後的110師內的地下黨工作，劉把地方黨和部分東北軍地下黨的組織關係交給了葉劍英同志。臨行前，葉劍英同志要劉護送3名紅軍幹部到鄂豫皖蘇區去，設法說服這個蘇區的創始人，同時又是當地的農民領袖高敬亭同志，要他服從黨中央領導，接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劉培植一行4人途徑涇陽尖軍鎮時，被當地民團扣住，身上的4支手槍被收走，問他們是幹什麼的，劉回答說:「我是招兵副官，他們3人是新招募來的新兵。」敵人不相信，把他們關在一間屋子裡，由於當時他們身上還藏有文件（「鬥爭報」90-105期），如果被敵人搜去，必將難逃虎口。因此必須想辦法銷毀這些文件。可是怎麼毀呢？他們假意要喝水，向看守他們的白軍衛兵要來了一盆水，把文件撕碎泡在水裡，想揉爛銷毀，可是文件的油光紙又硬又光加上油墨揉不爛，捏不攏，字跡也洗不掉。於是他們背著敵人悄悄地用頭頂著被子把文件燒掉了。

到了晚上，敵人嚴厲地審問他們，劉培植只說自己是招兵副官，其他3人是新兵，敵人見沒有破綻，只能暫時關押著他們。後來他們利用白軍伙夫送飯的機會，給了伙夫一些錢，求他到110師629團團長賈陶（地下黨員）同志處報信，賈陶同志按著信上的要求正式行文證明劉培植是招兵副官，幾經周折，4人才最終脫險。之後他們隨東北軍東調，並於1937年3月到達了安徽蒙城，駐防安定後，一天夜裡，劉培植用繩索將三位同志從城牆上吊了下去，使他們最終安全抵達了鄂豫皖蘇區。

劉培植在110師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對外的公開身份是該師629團的傳令兵，因為軍官身份不便掩護，傳令兵則很自由，可以到處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並且很安全。他隨身掛著傳令兵文件的小黃包（黨的文件也裝在裡面）來去自由，坐火車不要票，過關口不受檢查，利用特殊身份極大地掩護了地下工作的開展。

隨著工作的逐步深入，從士兵中發展黨員的工作逐步發展到下級軍官中，其後又慢慢地發展中級軍官，高級軍官。尤其是在51軍中大批的共產黨相繼成為了各個要害崗位上的負責人，為後來的抗日中堅力量的培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後來陳雲同志在評價51軍發展共產黨的工作時指出——數百名的黨員幹部所建立起來的有雄厚基礎的組織系統，是我黨在友軍里人數最多，力量最強的地下組織，這麼多的地下黨員，這麼龐大的地下組織，卻一直沒有遭到破壞，確實是統戰工作方面的一個典型範例。

（六）台兒庄大戰中的傳令兵

1938年初，淮河保衛戰打響，這是繼八路軍115師平型關戰役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進行的第一個戰役，作為51軍與日寇接敵的處女戰，因此，意義十分重大。戰前黨軍工委號召51軍中的全體黨員帶頭，務必保證首戰必捷，以增強該軍的抗日信心。

戰鬥打響後。黨員和同情我黨的指戰員們身先士卒，視死如歸，負傷不下火線，英勇頑強，684團一營營副羅廣智同志反擊越過淮河之敵，率全營英勇反攻迫使敵人背水為戰，羅雖身負重傷，仍然奮不顧身地指揮戰鬥，直至這股敵人全部被殲，最後，他也倒在血泊中，壯烈犧牲；何剛坤同志原是抗日先鋒隊的排長，在戰鬥中他也身負重傷，仍然堅守陣地，英勇犧牲；原學兵隊員黃金棟同志，並不是一名黨員，在戰鬥中依然勇敢地撲向日寇的防禦工事，硬是從敵人碉堡的槍眼裡奪出一挺輕機槍，因負重傷不願做俘虜，拉響了身上的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營長郎振鈞更是英勇不屈，他負傷後滿面是血，繼續指揮作戰。黨員連長李長漢、林千和、楊國治同志身負重傷，後被劉培植送上火車去後方養傷。

51軍浴血奮戰迎頭頂住了日本侵略軍的進犯，大滅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軍民士氣，戳破了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同時也使51軍受到了硝煙瀰漫的戰鬥洗禮。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51軍奉命回師北上參加台兒庄戰役，這次戰役是自抗日戰爭爆發以來，國民黨正規軍對日作戰最成功的戰役。由於日軍輕進，中國士兵奮勇，台兒庄人民的支持，國民黨軍隊取得了殲滅一部分敵人的勝利，51軍在這次戰役中打得十分英勇，全體黨員在各自的戰鬥崗位上，起到了衝鋒在前、不怕犧牲的模範帶頭作用。

680團8連地下黨支部在書記孫謙同志的領導下，先後在該連發展了19名黨員，而且將全連5名軍官都發展成為黨員。該連在台兒庄戰役中，奉命開赴蘭陵一帶阻擊日寇進攻，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在進攻東江樓據點時，一夜之間攻佔了三個碉堡，並把敵人全部燒死在碉堡內。在友鄰部隊都已撤離之後，全連在連長孫清溪（後被追認為黨員）、張則三等連排長的帶領下，頑強戰鬥，掩護大軍撤退，全連堅守陣地，視死如歸，最後全部光榮殉國。

日軍在這次戰鬥中以重兵拚死爭奪戰略要地邵庄，51軍和680團奉命進攻邵庄，團長於學道（51軍軍長於學忠的弟弟）親自指揮戰鬥，但由於他臨陣畏敵，指揮不力，幾次向師部打電話請求增援，見增援部隊不能趕到，他便在敵人的隆隆炮聲中逃跑了。敵人死守邵庄，槍聲密集，炮火連天，照明彈把整個前沿陣地映得通紅。這時劉培植挺身而出，依照進攻命令，繼續指揮黨員營、連長向敵人猛攻，在火線上橫向活動，聯繫各營部隊，激戰了一天一夜，敵人最終敗退，51軍乘勢奪得了戰略要地。事後，於學道被撤職。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聽到戰報後表揚說:「團長貪生怕死逃跑了，傳令兵指揮打勝了。」其實李宗仁並不知道傳令兵是誰，更不知道他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

在賈家鋪子戰鬥中，680團、683團和684團打得異常英勇，但由於敵人增兵很多，部隊的犧牲越來越大，敵人的火力把部隊壓制在麥地里抬不起頭來，劉培植和同志們一直堅持到晚上才撤出陣地，隨部隊從徐州突圍，一夜加半天急行軍一百八十里路，擺脫了敵人的追擊。

（七）延安整風幸免於難

1942年，抗日戰爭轉入了相持階段，中央調劉培植回延安加強總部的情報工作。

回到延安後，劉培植被安排在中央調查研究局任軍事研究室主任。

1942年和1943年，黨在歷史上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史稱「延安整風運動」，其目的是要克服當時在黨內普遍存在的「三風」，即: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三風」問題的存在，在當時的確確地妨礙了黨的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行。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這兩個演說的發表，標誌著延安整風運動由準備時期，進入到普遍整風時期。劉培植所在的中央調查研究局的全體同志，也參加了這次整風。

這次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經過一年多的整風，比較徹底地從思想上清算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影響，從而改變了黨的面貌，使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一正確方向，使全黨的思想水平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也就是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劉培植在1943年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政治考驗。

在參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軍委召開的兩次高幹會議後，中組部本來確定劉培植到總政治部擔任聯絡部副部長，但由於柯慶施懷疑他九次被捕、被扣有政治問題，所以向總政治部提出了不同意見，於是將劉培植改由政治部調到了359旅鋤奸科擔任科長。

劉培植沒有怨言地答應了。可過了幾天，又調他到三邊司令部去當聯絡科長，以「朱總司令代表」的身份，安排他去內蒙和寧夏，與國民黨內蒙司令奇玉山和寧夏的土皇帝馬鴻逵談判，劉培植依然服從組織安排，單人匹馬地到了內蒙，會見了奇玉山。通過工作，奇本人願意與八路軍合作，共同抗日。在內蒙，奇司令還帶劉培植參觀了當地喇嘛廟的神秘住處，並以當地的烤全羊盛情款待了他。

從內蒙回來後，領導又安排劉培植去寧夏與馬鴻逵談判，於是他又孤身一人帶著一條大氈絨地毯和數十斤冰糖（給馬鴻逵的見面禮）出發了。

到了黃河邊上的吳忠堡，馬鴻逵不準劉培植過黃河見他，並派手下人來敷衍和應付劉，最終談判沒有成功。

從寧夏回來後，劉培植就進了三邊整風訓練班。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幹部的運動，以純潔組織。通過整風運動審查幹部是必要的，但當時，康生握有整風領導權，他利用審干機會打擊迫害幹部，搞所謂的「搶救運動」，冤枉了好多同志，也逼死了一些好同志，雖然被毛澤東同志及時發現並糾正了，但還是傷害了不少同志的感情，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由於劉培植參加革命後九次被捕、被扣，同時在東北軍做中上層的統戰工作和秘密建黨工作，所以同東北軍官兵打交道很多，於是有人毫無根據地懷疑劉培植被捕後曾經叛變過，同時講他是國民黨復興社的特務，還說他在張學良的東北軍做地下工作是「紅旗黨」（假共產黨）。

面對無端的指責和猜疑，劉培植本著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向組織上講清楚了這九次被捕、被扣的經過和在東北軍工作的情況。

但是康生指使一些人搞捕風捉影，他們奉行的是: 懷疑誰，誰就要坦白交代，懷疑什麼，就必須承認什麼。他們指名問供，指問題逼供，不承認便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承認了就吃坦白飯，就自由了。這樣一來，許多本來沒有問題的同志也「假坦白」，承認自己是「特務」、「叛徒」、「姦細」、「復興社成員」、「CC」、「托派」、漢奸和日特等等一些自編自造的罪名。這一次所謂的搶救運動的規模和勢頭，遠遠超過了陝甘蘇區的肅反擴大化。

在所謂的搶救運動中，劉培植對於各種圍攻、各種推磨戰術，甚至於七天六夜的輪番逼供，始終不承認那些無中生有地強加在他頭上的罪名，同時他自己也在想: 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是這樣的——在敵人面前不屈服，不出賣組織和同志，視死如歸，在自己人面前，對那些沒有根據的懷疑、誣陷，同樣不應胡說八道和屈服。所以說這是他在這次搶救運動中所奉行的信條，也是他在以後歷次運動中所奉行的信條。

面對各種逼供、誘供，甚至於封官許願和恫嚇、槍斃等種種威脅，劉培植始終保持著共產黨員高度的黨性。他時刻提醒自己，一個黨員要經受得住兩種考驗: 一是對敵鬥爭的考驗；二是黨內鬥爭的考驗，前一種考驗是同敵人面對面地鬥爭，是直接的、光榮的、思想上沒有負擔。後一種是曲折的、委屈的、思想上很痛苦，負擔也很重，有說不出的苦衷。因為自己是被自己的同志和組織所誤解。一個黨員，光有同敵人鬥爭的鍛煉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能夠經受住黨內鬥爭的鍛煉，只有這兩種鍛煉都經受住了，才能在政治上成熟起來。

在最後的時刻，有人拿來了繩子，對劉培植說，如果你不坦白，現在立刻就把你捆起來槍斃。劉培植氣憤地把繩子搶了過來，套在自己脖子上大聲地嚷道:

「槍斃吧！我是共產黨員！」

當時所有到會的同志聞聽此言，都大驚失色，那些了解劉培植的人也暗中同情他。

劉培植繼續講道: 「同志們，我沒有問題，過去在敵人面前，敵人說我是共產黨，這是真的，但我絕不能承認；現在在黨的面前，說我是特務，這是假的，我也絕不能承認！這就是我對黨的忠誠老實的態度。」

從進整風訓練班開始，到後來的參加勞動和工作，組織上對劉培植的審查，前前後後一共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由於毛澤東同志及時發現了康生搞的「假坦白」危害很大，誤傷了許多同志，挫傷了這些同志的積極性和熱情，便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正確方針，同時對搞錯的同志，予以甄別平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還親自給被冤枉的同志們鞠躬，並賠禮道歉。

（八）戰鬥在無形戰線上

抗戰勝利後，東北的戰略地位變得極為重要。

1945年9月15日，黨中央做出了發展東北根據地的決定。決定指出:「目前我黨對東北的任務，就是要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的力量。」同時指出:「這是千載一時之良機。」對於部隊進入東北的方式，則做出了更具體的規定: 「進入滿洲邊境時，絕不可被蘇聯紅軍及英、美、國民黨人發現。絕不要經過蘇聯紅軍駐紮的地方，在東北絕不能採用八路軍的番號，也不能用共產黨的公開名義和蘇聯紅軍接洽並取得其幫助。如部隊進入滿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脫下軍裝，作為勞工或難民開到瀋陽附近再行裝備。」

同一天，黨中央決定成立東北中央局，彭真為書記。

在延安整風中，劉培植雖然受到了迫害，但是他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絲毫沒有動搖和改變，最後經過甄別，黨組織為他平了反。

滿懷著從新參加工作的熱情，劉培植服從組織安排，加入了中央軍委組織的赴東北的幹部隊。

這隻隊伍大約100人的隊伍，由劉培植帶隊，於1945年9月下旬徒步經遼源、朝陽、阜新、彰武，到達了東北軍區所在地磐石。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長的林楓同志，讓劉培植從這隻隊伍中抽調人員，籌建公安總局，後經請示批准，正式認命劉培植為遼寧省委社會部長兼公安總局局長。

1945年冬，公安總局成立後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當地的匪患。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的主力均在西南，對東北鞭長莫及，但蔣介石又不甘心將東北的控制權拱手相讓於共產黨。所以，他們利用偽滿政府為他們打下的社會基礎，與偽滿洲國的憲兵、警察、偽職員、漢奸、土匪相勾結，狼狽為奸。原來的那些曾為日本侵略者效忠賣命的民族敗類，一下子就投入到了國民黨的懷抱，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對於缺乏群眾基礎的共產黨的工作隊而言，這絕不是一場普普通通的戰鬥。

由於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立足未穩，敵人一方面造謠惑眾散布共產黨站不住、呆不穩，長不了；同時各種隱蔽和公開的破壞活動層出不窮。例如: 策動公安隊伍叛變、殺害幹部群眾、勾結土匪搗毀政府機關等等。

面對公開的和隱藏的、拿槍的和不拿槍的敵人，我黨一方面在軍事上狠狠地打擊敵人，在北滿，三下江南，在南滿，四保臨江，用槍杆子奪回勝利果實，保衛紅色政權；另一方面，加強公安保衛工作，與暗藏的形形色色的敵人和政治土匪作鬥爭。 前者是公開的鬥爭，有形的戰線，後者是秘密的鬥爭無形的戰線。公安戰士常常隨部隊行動，部隊打進一個城市，他們就布置鞏固工作；部隊撤離一個城市，隨即秘密布置情報和偵查人員，進行潛伏工作。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兩條戰線互相配合，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不斷鬥爭，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根據黨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精神，公安總局從遼北地區的具體情況出發，制定出了公安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即: 堅決打擊敵偽殘餘勢力，打擊國民黨的特務活動，配合我軍進行戰爭，保證接收任務的完成，為建設和鞏固新政權服務，保衛土改勝利果實，保護人民利益和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社會治安。

由於當時敵我的力量非常懸殊，公安隊伍人手有限，所以不能四面出擊，只能在重點地區打擊敵人。公安總局在東北局及省委的領導下，緊密依靠黨政軍民的配合，充分發揮每一位公安戰士的智慧和才能，與敵人鬥智斗勇。他們還利用三教九流，各種社會關係和敵人的內部矛盾，在確定打擊目標後經常採用反偵察手段，誘敵深入，一網打盡。

由於國民黨的瘋狂進攻，所以公安工作，只能在槍林彈雨中進行。哪裡有敵情，公安戰士們就奔赴到哪裡戰鬥，局機關也隨軍行動，經常駐紮在鞏固地區、游擊區、敵占區，戰線不固定也沒有範圍。

1946年5月，公安總局得知東邊道地區有個國民黨的「地下軍」司令部，這個地下軍指揮著一幫政治土匪（偽滿漢奸、警察、國民黨軍隊的殘兵敗將）對我進行干擾破壞相當猖獗。

吉林東部我軍的一個團，被這個「地下軍」司令部給瓦解了，嘩變後投靠了大漢奸，抗聯的大叛徒謝文東。此外，我東北人民代表，遼北省磐石縣委書記張溢清同志，到長春開人代會，途中也被這伙土匪殺害了。不僅如此，這伙政治土匪還搶砸了我不少縣政府，並在群眾中進行反革命活動，影響極壞。國民黨軍隊佔領長春通化後，東邊道地區金川縣政府設在樣子哨，但不久國民黨軍隊佔領了樣子哨，敵人在軍事上的暫時優勢也助長了「地下軍」司令部這伙土匪的反動氣焰，因此必須儘快的消滅它。

但地下軍司令部在哪裡？有多少人？主要成員是誰？公安戰士們並不清楚。為了破獲這個反革命組織，總局決定搞反偵察。

劉培植帶著100餘人的公安隊伍化裝潛入樣子哨，在敵占區暗中查詢可疑的人和線索。在樣子哨，經過仔細觀察了好幾天，劉培植他們發現，當地老百姓人心惶惶，外逃的很多，街上非常的冷清，許多店鋪都關著門。但奇怪的是只有一家中藥店照常開業，而且場面很大，可以說是鶴立雞群。於是劉培植裝作看病走進藥店，請中醫先生看病開方子。店裡有位姓李的「醫生」專給人看相、切脈、開方子，人稱「坐堂先生」。這位先生40開外，個子高大，一身藏青長衫，衣冠楚楚，像是個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但長相有點兒兇惡，不像一個醫家。劉培植第一次請他看病，並不與他交談，只是暗中觀察，注意他的言談舉止。以後又找他看病，彼此有些熟悉了，敘談的話也逐漸多了起來。

在敘談中劉培植髮現「坐堂先生」涉及時局和政治的話題比較多，雖然在這個陌生人面前很謹慎，但還是偶爾透露出幾句對八路軍不滿的話。經過幾次觀察，劉掌握了他的政治態度，認定他是個可疑的人。於是決定從他那裡打開缺口，了解有關敵特活動和「地下軍」司令部的一些情況。一次看病，借閑談的機會劉培植突然讚揚起「坐堂先生」：

「李先生，你非凡，不是一般的中醫先生。」

「坐堂先生」沒有回答，但從臉上可以看出，他聽了這話有些得意，於是劉培植繼續說：「李先生，見到你，我很高興，交個朋友怎麼樣？」

「好，交個朋友吧。」

劉一看他不拒絕交朋友，就試著用話套他：「那邊情況怎麼樣？」

「那邊」，是指國民黨佔領下的瀋陽，瀋陽當時是國民黨軍政指揮中心和大本營。劉的問話很含糊，意在向他暗示劉是那邊的人，至少也是知情人。「坐堂先生」聽劉問「那邊」情況，先是有些驚疑，隨後用眼睛環視四周，然後低聲對劉說道：「我離開那邊好久了，那邊情況我不知道。」

「你最近到那邊去沒去過？」劉追問一句。

「沒有去。」

「可是我想去又離不開，你還是去一去。」劉說道。

「現在去不了，這邊的情況我也不大知道。」這邊的情況，顯然是指共產黨方面的情況，這完全證實了劉培植的懷疑。劉又進一步用話來套他：「老兄，你對時局怎麼看？」

「時局動蕩，雙方爭奪……」

話說了一半兒，「坐堂先生」便又咽了回去。

「機會難得，亂世出英雄呀！」劉一邊鼓勵地說道。

「坐堂先生」嘆了一口氣，看得出他是想干一場，於是劉單刀直入，壓低嗓音問道：「你有多少人？根底深淺？」

「坐堂先生」身子一顫，習慣性地東張西望，然後說道：「我沒多少人。」

「我的人多，起碼能掌握兩個團。」劉馬上接過話說道。聽說有兩個團，「坐堂先生」顯出高興的樣子。

「你雖然人不多，也一定拿到委任狀了吧？」

「坐堂先生」沉默不語。當時國民黨為了收買地方土匪拋出誘餌，常常給偽滿殘餘勢力和土匪頭目發委任狀，上邊蓋上官方大印，封他們這個官、那個長的。儘管「坐堂先生」沒有回答，但是其實是默認了。於是劉轉開話題說道：「你人少，我人多，咱們合作一起干怎麼樣？」「坐堂先生」對劉說的話半信半疑，遲遲不表態。於是劉又把話題再度轉到委任狀的問題上，想探明他的委任狀是從哪裡弄來的，從而搞清他們的上線。

「老兄，何必信心不足呢？你不是有委任狀嗎？」

「有也是空頭的。」他終於承認有了。

「我想搞空頭的還沒有呢，你是怎麼搞到手的？」劉順勢問道。

「從東邊道司令部搞來的。」

劉聞聽此言，心中一陣暗喜，但表面上卻裝作憂心忡忡地說道：

「老兄有個委任狀當然好，不過依我看，不能過分相信它，空頭司令不好當呀，得有實力。這年頭，有實力才能成大事，誰有實力誰吃得開。「坐堂先生」認為劉講的是高見，便把話題轉到實際問題上。對劉說道：「我們名義上是三個軍，但只有幾百人，在樣子哨南山活動。」這無意當中他就泄露出了地下軍司令部的實力和活動範圍。這是很重要的敵情，為了麻痹對方，劉對他講的情況表示冷淡。

「老兄，我知道你們在那裡活動，搞得名聲不好。給人家找借口，成不了大事，捅上去那邊兒也不滿意。」一番話說得「坐堂先生」不好意思，反過來問劉培植：「老弟有什麼高見？」

「最好是合作。」劉坦率地說：「就用你的番號，我給你人怎麼樣？但我們必須開個會共商大事良策，你看如何？」

聽聞此話，「坐堂先生」警覺起來，開始盤問劉培植：「你的人在哪裡？有多少人？」……劉急忙攔住他的話說：「老兄，你先別問，有些情況我還說不清，我上面還有位大員，到時候那位大員會告訴你的。」

最後，「坐堂先生」終於下定了決心，二人最終商定了開會的地點和時間，劉培植隨後安排了戰士在會議地點附近進行了埋伏。

開會地點設在了中藥店的後院。開會當天，「坐堂先生」請來了「地下軍」頭目7人（後來得知還有幾個頭目沒有到）。敵人到會後，劉培植命令3名自己人進後院埋伏。看見這些土匪，劉搶先說道：「大員還未到，不等了，現在開會。」土匪頭目們莫名其妙，正在交頭接耳，劉把臉一沉，厲聲說道：「你們的末日到了，我代表人民把你們抓起來！」話音剛落，早已埋伏好的公安戰士一擁而進，土匪們一個個乖乖地束手就擒。經過審訊，「坐堂先生」李某是「地下軍」司令部的參謀長，其他頭目是司令、軍長、師長，這個李某專門在樣子哨刺探共產黨的情報工作，結果一個共產黨就在他面前，他也未探出來。在審訊中，敵人還供出了其他土匪頭目和金川縣國民黨書記長。當時召開了公審大會，根據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這批土匪頭目，槍斃了4個，並公布了罪狀，教育了群眾，狠狠地打擊了敵人的氣焰。

為了一網打盡地下軍司令部指揮的那一幫政治土匪，劉培植把「坐堂先生」的聯絡員經過教育後，帶路南山去消滅土匪。同時出動了100多名公安戰士化裝成土匪的樣子，並帶著國民黨的官方印信和符號。土匪們信以為真，見到公安戰士猶如兄弟。後來土匪請戰士們抽大煙，發現聯絡員手是被綁著的，引起了懷疑。而帶隊的同志，為了便於繳槍滅敵，採用了非常笨的方法，要雙方面對面排好隊歡迎，結果土匪們表面答應集合，暗中拚命跑入山中，最後一個土匪也沒有抓到，事後劉培植嚴厲地批評了帶隊的大隊長，並要求今後一定杜絕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吉林省境內伊通地區，有幾股政治土匪，號稱「天下第一軍」、「天地龍」、「天下好」等等。他們人數較多，藏於深山，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指使下經常下山「抓一把」，擾民亂政。對我地方政權威脅很大。但這幾股土匪究竟藏在什麼具體地方，劉培植並不清楚。當時，敵人在軍事上大舉進攻長春，公安戰士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剿滅這些政治土匪。所以在當時，劉培植他們就採取了一種較為靈活的應對方法：能說服勸降的，予以整編，分化瓦解；不能說服勸降的，遇機會堅決消滅。

為了找到伊通地區的這幾股土匪。公安總局的戰士們又開始了反偵察工作。土匪們東躲西藏，經常是來無影去無蹤，所以只有首先設法抓住他們的人，才能順藤摸瓜，一舉殲滅。於是公安總局在梅河口至山城鎮一帶開設了幾個飯館，把自己的人派進去，暗中觀察南來北往的客商，特別注意從瀋陽方面來的人，從中尋找可疑的人和線索。這種做法就像是《水滸傳》里的梁山好漢張青，在山下開店搞情報一樣。幾個飯館像拉開的大網，等敵人來自投。

一天，山城鎮的飯館裡來了一男一女，他們年紀40出頭，像是夫妻。講一口標準的北平話，很健談，處事有經驗，給人一種老練精幹的印象。偵查員白紅青同志（劉培植的日文翻譯），注意到了這一男一女，後來將他們扣押，並將這一男一女押送到了公安總局。

這一男一女來到後，裝的很鎮靜，若無其事的樣子，這更引起了大家的懷疑。於是劉培植決定親自審問他們：

「我知道，你們不是一般人。你們從北平動身後，我們就得到了通知，我們特意在山城鎮歡迎你們，沒想到吧？」

這兩個傢伙不吭聲，劉又說道：「你們的被捕不是偶然的，你們北平總部有我們的人，你們的行動我們也清楚，」

「北平總部」是特務機關，負責指揮東北的特務、地下軍和政治土匪。後來由北平搬到了長春，這兩個傢伙一聽劉培植講出「北平總部」，急忙為自己遮掩：

「我們不知道什麼北平總部，我們是北平彌勒佛總會的傳教士。」

劉培植把桌子一拍，嚴厲地說道：「撒謊！什麼傳教士！你們傳的不是佛教和天主教，傳的是政教、特務教、亂世教！」

這兩個傢伙聽後，一時答不上話來，劉看到事情有門了，於是語氣變得舒緩些：

「老實告訴你們，這次你們來的任務很重要，但你們的任務完不成了，趁早別費那個腦筋，坦白交待，爭取寬大處理吧！」

經過反覆審問和政策教育，這兩個傢伙最後終於供認是「北平總部」派來的，是總部的聯絡員，負責聯絡整個東北的地下軍，包括東邊道「地下軍」。伊通地區幾股政治土匪的活動地點，他們也知道並且有聯絡圖。劉培植要他們戴罪立功，去伊通山裡勸說土匪頭目出來投降。

其後有這兩人帶路，劉培植帶領二十多人，每人攜帶一長一短武器，外加一挺輕機槍，乘坐一輛大卡車從東豐縣出發，直奔伊通縣，並通知伊通縣委和20旅旅長關松濤同志做好納降準備工作，協助公安總局完成此次任務。

離開了伊通縣大約走了25里路，三架敵機發現了他們的卡車，低飛盤旋追逐卡車不放，連續俯衝掃射。卡車司機當即犧牲，車翻進了路旁的溝里，部隊傷亡了大約10餘名同志，警衛班長毛純同志也犧牲了。劉培植當時是在駕駛室里沒有受傷，兩個特務聯絡員躺在車上嚇得縮成一團也沒有受傷。於是部隊當即趕回伊通縣，讓20旅出車派人。20旅的領導縣委同志對劉培植講：「路上這樣危險，是不是不要去了？」

劉培植說：「還得去，計劃不變，一定要把土匪引下山。」當時劉培植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不管路上怎樣危險，也不能不去，因為這是責任所在，另外有情況行動一定要快，否則就會坐失良機，圍剿東邊道土匪時就有過教訓，所以當時根本已經把個人的安危拋在了腦後。

從20旅要了半個排的武裝，乘坐大卡車繼續前進。部隊晚上到達了區中隊所在地，這裡離土匪窩點大約還有十來里的路程，劉培植排兩個特務聯絡員先進山，讓他們去做土匪頭目的工作，勸敵人歸降。可誰知這兩人一去三天未歸，不知出了什麼事情。劉培植擔心勸降失敗，土匪會來偷襲，心裡急成了一團火，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身邊的區中隊人員情況當時也比較複雜，有些人也並不是十分可靠，劉培植的內心焦急萬分。

事後回想起來那段往事，劉培植心裡確實有些後怕，也不知當時究竟是怎麼熬過來的。

等到了第四天太陽快下山的時候。他用望遠鏡發現山裡出來了一行人，有20多個，穿著布不一，掛著長短槍，每人都背著雙份的子彈袋，朝部隊駐地走來。這時，劉培植懸著的心才算放下。那兩個聯絡員告訴劉培植，這一行人都是土匪頭目，劉培植主動迎上前去，把他們帶到了區中隊的房子里，等他們坐下後，劉培植講道：「弟兄們，我是來歡迎大家的，一路辛苦了！」

土匪頭們提出當晚在區中隊駐地休息，劉培植沒有同意，因為他知道這裡並不安全，最後好容易說服土匪們。當時聽這些土匪講，其他的土匪並不願意來。而且揚言要抄他們的後路。為了不讓敵人摸清部隊的虛實，劉培植故意當著這些土匪頭的面給區中隊長打電話說：「弟兄們已經來了，派的是代表，情況很好。你告訴關司令。也告訴周圍的部隊，不用警戒了，把沿路的部隊撤走，讓弟兄們好好休息。」

隨後他們帶著土匪趕路，走了不到十里路，後面便響起了槍聲。後來得知是那些不願投降的土匪騎兵把區中隊消滅掉了。如果再晚一步的話，他們也將十分危險。

當天夜裡把這些土匪頭目帶到了所謂的司令部設宴進行談判，關松濤同志裝扮成「司令」，土匪頭們人雖然來了，但心裡還在猶豫，他們感到不投降沒有出路，投降又怕上圈套吃虧。內心十分的矛盾。實際上他們這次下山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來看看風聲，看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是什麼態度。

於是劉培植開門見山地對他們說：「現在抗戰勝利了，我們要在一起建設國家，弟兄們在山裡呆著不是上策，要認清形勢……。」

土匪們應聲附和：「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早就願意來。」

扮裝「司令」的關松濤同志是個粗人，說話不注意分寸和策略，他直通通地說：

「我們八路軍紀律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官兵待遇一樣，每個人一天的菜金只有幾分錢，你們棄暗投明我們歡迎，但不準抽大煙，按八路軍的規定來辦。」

土匪們頭聽了這番話，面面相覷，頓時改口道：

「八路軍的紀律嚴明早有耳聞，我們是願意來，山裡的弟兄們願不願意來我們就不知道了。」

劉培植一聽，這分明是要打退堂鼓，看到事情要糟糕，他急中生智地哈哈大笑，說道：「弟兄們不必多慮，這是我們關「司令」故意用話來嚇唬你們，看看你們是不是真心的。我告訴你們，八路軍不準抽大煙，但對你們大煙是可以抽的，要慢慢戒；菜金加十倍特殊優待。你們過慣了大吃大喝的生活，不能一下就搞得很差，這一點請放心。」

劉培植一面說著，一面在桌子底下用腳踩了踩關松濤同志的腳，示意他趕緊表態。這時土匪們也表態說：「這樣好，我們一定勸說山裡的弟兄們快點來」。經過勸降，土匪頭目們回到山裡，帶出了幾百人接受了八路軍的改編。

由於反偵察手段的成功運用，所以劉培植和他的戰友們常常出其不意地捕獲敵人，同時一網打盡。

1946年冬，在長白山下的通化，敵人利用他們控制的軍火倉庫，勾結隱藏的日本人、國民黨特務、漢奸、偽警察與當地土匪策劃組織在2月3日進行暴動，即「二·三」暴動，企圖炸毀遼東軍區、行署、黨政

機關、物資倉庫後，逃往山裡。但敵人並未料到，偵察員沈凱同志早已秘密打入了敵人的內部，得到了敵人準備暴動的消息之後，他立刻把情報彙報給了公安總局和地委，當地黨政軍緊急動員，當天夜裡就抓獲了暴動分子，有的日本人見大勢已去，選擇了自殺，落網的敵人有數十人。幾個小時之內就徹底粉碎了這一起反革命暴-亂。

還是在1946年的下半年，一天傍晚劉培植一行50多人，來到了鐵嶺城東北邊下腳。這裡離城大約有十幾里路，城裡住著敵軍，所以不能入城過夜。下腳的地方，有個天主教堂，他們知道這個教堂與敵人有勾結；本想去百姓家住一宿，但後來考慮到不如直接住教堂，把教堂控制起來，反倒更加安全。主意已定，劉培植便帶著人去叫教堂交涉，提出借宿問題。教堂里出來了一位「神父」，知道了他們的身份後不讓他們借宿，還裝腔作勢地說：

「這裡是教堂，神聖不可侵犯！」

劉培植接過話茬，半開玩笑地說：「我不是神，也不是聖，更不會侵犯你，不但不侵犯你，還會保護你，你怕什麼呢？我又不燒你的教堂。」

這位「神父」仍不讓借宿。劉繼續說道：「教堂以行善為本，我們共產黨為百姓辦好事，行最大的善，你對真正的行善者為何如此冷淡？

一提起共產黨，這位神父的眉頭就皺了起來，衝動地說：「你們共產黨長不了，我不相信共產黨！」

「你為什麼不相信共產黨？」劉問道。

「中國只有一個領袖，就是蔣委員長。」

劉反駁說：「讀夫民賊沒有資格當領袖，當然的領袖是毛澤東！」

「我不知道毛澤東,我只知道蔣委員長。」

「神父」頑固地說道。

「你不是不知道毛澤東，你是不敢承認我們黨和我們的領袖，這是因為你有你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神父」立刻辯解道：

「我是傳教的，不問政治！」

劉立刻揭穿他說：「你公開擁護獨夫民賊，仇視共產黨，這還能說是不問政治？豈不自相矛盾嗎？」「神父」自知理虧，頓時啞口無言，接著劉又給他講八年抗戰，講共產黨怎樣打敗日本侵略者。最後「神父」不得不假裝笑臉，無可奈何地讓一行人住進了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堂。

夜裡入睡後，神父悄悄地溜出教堂，去鐵嶺城向敵人報告。劉培植他們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離開了教堂轉移到了別的地方。後來這個所謂「神父」由於從事特務活動被當地鎮壓了。

風風雨雨，戎馬倥傯，在其後的戰鬥歲月中，劉培植的足跡又經歷了北大荒開墾；榮譽軍人、複員軍人安置；林業、農墾、農業、民辦教育等多個領域和不同戰線，同時也經歷了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在各種不利條件下，他都能夠頂住壓力，不畏艱險。

甚至在文-G之中，再一次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終都沒有喪失對黨的信任，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優秀的老革命工作者，

對黨的無限忠誠和熱愛，最後要說的是：

劉培植同志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身上那種用於奉獻、敢挑重擔、不計報酬、無懼生死的高貴品質和精神，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共產黨員學習和領悟的。

讓我們緬懷先烈，回憶英雄，不忘今天的美好生活是由這些先烈和英雄們用汗水、用青春、用鮮血換來的，我們將永遠記得他們，歷史也不會忘記他們。

備註：本文采寫內容取自於劉培植同志1989年出版的《鐵骨春秋》劉培植回憶錄，受劉培植同志生前同事所託，特發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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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文作者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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