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刑最後一晚，有人沉默，有人痛哭，有人露出魔鬼本色
儘管每當遇到惡性案件，要求判處罪犯死刑的言論就會充斥網路空間，但實際上在過去十餘年，《刑法》經多次修正後，中國的死刑罪名已經由68種減少到了46種。而據美國對話基金會報告稱，在國際上反對死刑趨勢的影響下，中國近年執行死刑的人數也出現了大幅下降。
在中國，主張徹底廢除死刑或許仍存爭議，但適用死刑堅持「少殺、慎殺」原則已然漸成各界共識，中國的最高法院更是不止一次強調：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
可以想見的是，在未來死刑罪名還會繼續減少，被判死刑的人數同樣會繼續減少，少殺、慎殺直至不殺應當是死刑在中國的運行軌跡。二十餘年前，在重慶的一個看守所里，曾有一批被判死刑的囚犯。不幸的是，他們走在了「少殺、慎殺直至不殺」之前；幸運的是，當年有人記錄下了他們最後的遺言。
「哥子，明天上路的人是我，你又在緊張什麼呢？」19歲的艾強（化名）突然笑了。過了這晚，他會被執行槍決。
20年後，有關這個年輕人的記憶，在歡鏡聽腦中蘇醒了。「如此近距離地看一條年輕的生命如同蛇鑽洞般消失，誰又能不害怕呢？」歡鏡聽泯了口茶，像是重新置身於那個久遠的場景中。他如今的辦公室位於重慶市江津區文化館，午後的陽光曬得人發燙。歡鏡聽把自己隱在陰影中，如同20年前在那個幽暗的牢房中。彼時，他的任務是幫對方寫一封遺書。
歡鏡聽這輩子寫過130封遺書。
1994年，歡鏡聽在家鄉江津成為一名鄉鎮企業家，事業風生水起。（受訪者供圖）
由於給公司做了四萬元假賬，1996年，本是鄉鎮企業老總的他鋃鐺入獄，被判了兩年，妻子也因此和他離了婚。尚未從一連串打擊中緩過神來，歡鏡聽就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為死囚們代寫遺書。經濟犯，過去有些榮譽，再加上刑期短成為他被選中的理由。與任務隨之而來的，還有可以暫時走出牢門的自由。
此前有監管民警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有時，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通常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替死囚寫遺書，在歡鏡聽所在的看守所是個慣例。歡鏡聽覺得這事晦氣，不願意去，但又不得不去，「這是改造任務，強制的。你做得好，就很好；做不好，日子就會很難過。」
艾強是他的第一個「客戶」。
那天晚上七點左右，天光逐漸變弱。當鑰匙轉動在鎖孔里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瞬間抬起了頭，艾強也不例外。
歡鏡聽的恐懼從一進門就開始蔓延。他先是取了一床藍色的鋪蓋，放在自己與艾強中間當桌子。這個距離不能遠，遠了聽不清；但也不能過近，因為鋼筆頭屬尖銳物體，萬一被對方尋到縫隙，第二天的屍體可能就要再加一具。他小心衡量著兩人間的距離，盤腿坐下，強裝鎮定地掏出稿紙。然而剛旋開筆蓋，漆黑的墨點就在紙上亂飛，一下筆，稿紙被劃破了好幾張。與之相比，戴著土銬的艾強倒顯得極為平靜。
第一個死囚
這種平靜是他在等待判決的一年多里慢慢學到的。
大多一審被判死刑的囚犯們，在等待高院複審的過程中，為了徹底在精神上麻痹自己，往往會互相鼓勵，表現得豪氣衝天、視死如歸。用他們自己的話講，「真的到了上路那一天，不要給兄弟們留下一個草包的印象」。艾強也是如此，微笑以一種詭異的速度溶解掉他臉上的僵硬，「我們這種人，判刑就像參加工作，槍斃就像睡著。」
1996年，艾強隨母親從宜賓的一個小鎮來到江津，租下了一個緊挨長江的店面，專做四川家常菜。生意日漸紅火，日子也安靜地流淌，如同身旁的長江水。但這一切在1996年7月3日中午，飯店裡來了一男一女後戛然而止。
後來在獄中，艾強對他的「陪號」說起此事，把這兩個人比喻成地獄中的黑白無常，專程為他指一條直達陰司的不歸路。
艾強母親當年的飯店舊址。如今這條街道是江津市中心最繁華的幾條街道之一。（徐牧心 攝）
在這對男女的對話中，反覆提到一個叫「濱江路」的地方。而每次提起，女子眉宇間總會流露出的曖昧神情，都讓一旁那個十九歲的外鄉少年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當天晚上，艾強洗凈了身上的油煙味，向母親告假去濱江路轉轉。臨出門前，他鬼使神差地拿起一把剔骨刀，揣在口袋裡。
飯店出門左拐，穿過一條繁榮的街道，就是濱江路。真正來到這裡，艾強才理解了那一對男女的曖昧神情——這裡多得是穿著暴露、身材曼妙的「流鶯」，她們走來走去，敏銳地捕捉著那些無所事事、看上去有些閑錢的男人。
艾強被其中一隻「流鶯」看中了。
案發地濱江路。（徐牧心 攝）
事情之後的發展已經不由得他控制。在香水味的包裹中，艾強摸遍全身上下的口袋，終於窘迫地掏出五塊錢。流鶯不可置信地看了他半天，「我早先以為你是個大老闆，沒想到是他媽一條幹滾龍（無賴）」，然後憤而離開。
艾強像是挨了一記悶棍，他像沒頭蒼蠅般跌跌撞撞地走著，迷失在望不到盡頭的濱江路上。發現不對勁時，他已經站在江津大西門環城公路上了，右邊是當時的四川省果樹研究所（今重慶市果樹研究所）。夜色下，一輛人力三輪車吱呀著駛來，艾強掃了一眼，車裡坐著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拿著手提電話，夾著公文包。
「干滾龍」就這樣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和「大老闆」狹路相逢了。
一瞬間，艾強想起了流鶯嘲諷他的話。在無可發泄的慾望和憤怒裹挾下，這個19歲年輕人歹念頓生，他牢牢握住口袋裡的剔骨刀，朝車上的男人連刺四刀，後者當場死亡。
溫熱的血灑在果樹研究所門口，倒下的那個人，就是這裡的所長。
「哥子，我感謝你」
早在歡鏡聽還是自由身的時候，就聽說過這件轟動江津的案子。
彼時正值「嚴打」。據公開資料顯示，從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全國進行了第二次「嚴打」。這是繼1983年第一次「嚴打」後，在全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行動，打擊重點為殺人、搶劫、強姦等嚴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槍犯罪等嚴重刑事犯罪。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曾透露，1997年修訂刑法典前，我國刑法立法中死刑罪名多達71個。
1996年9月28日，浙江開展嚴打鬥爭，公判大會上，戒備森嚴的武警和被從嚴從重從快處以極刑的犯人。（蕭雲集 攝）
事發後第三天，江津市公安局將艾強抓捕歸案。1997年1月14日，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575號刑事判決，認定艾強犯搶劫罪，判處死刑；1997年7月22日，事發一年後，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了川法刑一核字（1997）第196號刑事裁定書，核准了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決定對艾強執行死刑。
實際上，四川省高院的裁定書並非在案發地江津宣布的。大凡在江津市看守所（今重慶市江津區看守所）關押的死刑犯，只要突然將其調換地方，轉到重慶市看守所時。他們就心知肚明——該上路了。
然而直到晚飯時分，歡鏡聽顫抖的手還是沒能把日期寫完。於是他乾脆擱筆，給艾強遞了根煙，希望可以藉此緩解牢房內的壓抑氣息。艾強突然激動了起來，他似乎忘記了手腳上的鐐銬，只是試圖抬起手臂，並連聲說道：「哥子，我感謝你。」
歡鏡聽後來得知，死牢里總會流傳些迷信的說法：比如某死囚在上刑場前，如果有人無意中送了他一包香煙的話，意味著他將很快投胎轉世。煙越高檔，投胎的人家就越殷實。與香煙相似的說法還有「一雙青布鞋」。在江津，辦白事時要為逝者穿上一身青布做的壽衣壽鞋，如果哪位死囚有幸穿著青布鞋走上刑場，說明他來生路或許會平坦一點。
或許是那根煙起了作用，艾強一氣呵成地講了他行兇的過程，並把遺言留給了母親：
媽媽，親愛的媽媽：
明天，我就要走上刑場，去接受法律最嚴厲的懲罰了。聽其他人說，死刑將在明天上午執行，這樣說來，等我看到正午的太陽前，地獄的大門就已打開了......但是媽媽，希望您儘快忘掉您這個無知的兒子，永別了。
歡鏡聽至今不知道自己寫過的遺書中，有多少封寄了出去。據他透露，這些遺書會先送到管教幹部手中，經檢查確認沒有敏感信息後，再決定要不要寄出。實際上，這些遺書是不具備法律意義的。根據《繼承法》規定，代寫的遺書需要本人、代寫人和見證人共同簽字，但是死囚手上有土銬（一種8字形手銬），根本簽不了字。
說完遺言，艾強豪氣干雲地表示，自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接著，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牢房裡唯一一扇窗戶——每一個死囚都對這扇窗戶格外敏感，雖然對他們而言，剩餘的生命只是多一個小時和少一個小時的區別，但所有人都希望，天亮得晚一點——身上那股子勇氣頓時垮了下來，「二十年後，是不是該那位白所長提刀來殺我了？」他壓低了聲音問歡鏡聽。
離開時，歡鏡聽按照慣例對他鞠了一躬，說了一句「一路順風」。這四個字，去掉因忌諱而強加的粉飾後，其實就是「一槍斃命」。
這很好理解，畢竟多開一槍就是多遭一次罪。「我這句話是真心實意的，」歡鏡聽記得，有些人聽到這句話，眼睛會亮起來；還有些會紅了眼圈，「這時我就知道，我這句話給他，給他身邊的人，至少還是起到了一些安慰作用的。」
最後這頓晚餐，艾強要了一碗酸菜魚。死囚不能接觸任何硬物，連魚刺都不行。他身旁的陪號用筷子一根根地將刺挑出來。陪號都是五大三粗的男人，手腳不利索，一塊魚肉挑下來，鮮美的湯水都沒了，只剩下零碎的魚肉。艾強嚼著這塊沒什麼味道的魚肉，哭了出來。
第二天早上，艾強被摘下戒具，送上刑場。
若干年後，導演柯楓輾轉聯繫到歡鏡聽，以他的故事為藍本，拍了一部名叫《八佰棒》的電影。名字取自四川傳說，指的是人來世間走一遭，倘若沒經歷過戀愛、結婚、生育就死了的話，那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死後還要被打上八百棒，此外，非正常死亡的人也要挨上這八百棒。這部電影早先還有另一個名字，叫《鹿回頭》，但歡鏡聽不同意這個名字，「當你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走上刑場時，你就知道他們這輩子都不可能回頭了。」
由柯楓執導的電影《八佰棒》於2008年在西班牙上映，併入圍第56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網路圖）
等不來改判的搶劫犯
並非所有進過死牢的人都會被押往刑場。在歡鏡聽的記憶中，一年內，至少會有幾個死刑犯，等來高級人民法院的改判裁決書。
通常情況下，「改判」即改為死緩。中國的「死緩」刑事政策要追溯到1951年。彼時，毛澤東在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送審的會議決議中專有批示：「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直到2011年5月24日，最高院發布2010年年度工作報告稱最高院在審理死刑複核案件時，不是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均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一般情況下，兩年後死緩犯人便能被改判為無期。
在上個世紀90年代，「死緩」是一個幾乎千載難逢的生機。
除了自認罪大惡極，申訴無望的死囚外，所有一審被判處死刑的犯人都在等待改判。在那個互稱「同志」的年代，囚犯們發明了一種新詞，即「同改」，共同改造的意思。強烈的求生慾望，總能讓他們臆測出很多種好兆頭：牢外有鳥叫聲，是喜鵲報喜；陽光照在腳上，是把生路照亮；螞蟻鑽進了鞋子里，是活物進了家門，時來運轉，好日子在後面。
「王同改」王毅（化名）就曾經對此堅信不疑。
因「持械入室搶劫，致人重傷」，王毅被判處死刑。這個平日不學無術的搶劫犯，進了牢房後，對文字變得特別敏感。他對著刑法，逐條研究自己的犯罪過程。臨行前一晚，王毅當著歡鏡聽的面，把判決書上的內容一字不落地背了出來。
「我們沒有必要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死囚們的垂死掙扎，畢竟活下去，是動物界每一種生命的本能。」歡鏡聽事後在自己的書中寫道。
與王毅一同關押的死囚，入獄前是個毒販。每年6月26日的國際禁毒日，毒販們最怕聽到自己的名字。按照慣例，每到這個日子前，總會集中對一部分毒販執行死刑。而如果過了禁毒日，還沒人來叫自己的話，被判了死刑的毒販就稍稍放下了心。
王毅進死牢時，正是6月前夕。
在看守所內，毒販們並不像其他犯人一樣被稱為同改，而是根據國際禁毒日的日期被稱為「六二六」。（東方IC圖）
某個下午，死牢門「嘩」地打開了。囚犯們心裡清楚，當鑰匙撞在大門上時，只會帶來兩種宣判，要麼改判移交監獄，要麼真真正正地上路。死刑是安靜的，但改判卻可以傳遍整座看守所——當消息傳來，隔著牢門，犯人們也可以聽到一陣驚天動地的嚎哭。每到這時，各個監舍的鐵窗口會立刻擠滿腦袋。
王毅目送著毒販被抬出牢門，回過神時，發現自己也浸出了一身冷汗。他在原地坐了沒多久，突然聽見了一陣抑制不住的哭聲，哭聲一直響到自己的牢門口。他再抬頭時，發現那名毒販的鐐銬已經被取下來了。「改判了」「一輩子做牛做馬，再也不賣什麼葯了」，毒販嚎哭著，身子不住地顫抖，他身後的武警們也露出了笑容。
此時，大部分人的心態是「出去以後，好好做人」。然而據歡鏡聽所知，出獄後，絕大部分人仍會幹些小偷小摸的勾當，導致「二進宮」，甚至「三進宮」。但或許是這種死裡逃生的經歷太過刻骨銘心，他們往往拿捏尺度，再也不會犯足以致死的罪。
毒販的改判讓王毅覺得自己活下去的概率大了幾分。那之後，「小橋流水」的鄉村生活成為他每天與陪號閑聊的話題。他設想著，出去後，找一塊地，種一輩子田，邀請兩名陪號來山澗下的家裡喝碗茶……
然而死亡的日子來得比想像中快。
在牢房裡呆了兩個多月後，王毅被轉到另一個看守所。在這裡，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對他宣讀了川法刑一終字（1997）第377號刑事裁定書，維持原判，執行死刑。
歡鏡聽見到王毅的時候，後者仍舊維持著被人抬進死牢時的姿勢——上半身無力地靠著牆壁，失神的雙眼蓄滿眼淚，不斷地低聲呢喃：「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王毅沒有留下遺書，他不知道要寫什麼，甚至不知道該寄給誰。或許是被這種絕望的氛圍感染，歡鏡聽自作主張地為他寫了封「遺書」。他在王毅的布鞋掌中寫下「今生雖作惡，來世變好人。」
次日，王毅踩著那十個字走上了刑場。
「人的本能就像魔鬼一樣」
並非所有死囚都如艾強般平靜，或如王毅般沉默。「有時候人的本能就像魔鬼一樣。」歡鏡聽嘆了口氣，他想到了一個叫任飛（化名）的死囚。
見到任飛時，歡鏡聽按照慣例給了他一包香煙——自從得知這種習俗後，每次走進死牢時，歡鏡聽都自掏腰包，給他們買包煙。後來再談論此事，總有人把他的這一行為上升到人道主義高度。但在歡鏡聽看來，他這樣做，固然有對他人故事的好奇，但更多是為了早點完成改造任務，以期獲得減刑。
任飛接過香煙後，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激動。歡鏡聽找不到話頭，只好陪著他點上了煙。
「哥子，你沒必要陪我抽煙，煙吃多了對身體不好。」
在後來的回憶中，歡鏡聽記得任飛給他的第一印象，「那個小夥子應該是個細心溫柔的人」。但很快，他就不這樣認為了。
木子（化名）：
你害死了我。記住，老子變成鬼都要纏你，不但要纏你，還要纏你全家人！
你的鬼丈夫 任飛
歡鏡聽聽著任飛一字一句念出遺書內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壓抑著憤怒，一遍遍向任飛確認，得到的卻是後者紅著雙眼的低吼：「就這麼寫，一個字都不許改。」
任飛的判決書上記錄著他的作案過程：1995年9月8日晚十許，任飛帶著一瓶硫酸將自己的前妻木子騙到某學校操場上，趁其不備朝她的面部和身上潑去。後來經法醫鑒定，木子全身燒傷總面積達百分之三十，面，頸部大面積疤痕，頸部活動嚴重受礙，面部受損嚴重，屬重傷。
這場悲劇的起源，只是因為新娘初夜時沒有落紅。諷刺的是，這個懷疑妻子出軌的丈夫，本身就充當了另一個家庭的第三者。
任飛是湖北雲夢縣人，到重慶一家美髮學校進修，授課的是校長本人——一個風韻猶存的成熟女人。來自於小縣城的年輕男孩，突然遇到一個符合他所有性幻想的異性，「純粹的肉體關係很容易上升到了感情高度。」
或許由於青澀的男孩無法滿足一個身經百戰的女人。幾晌貪歡後，校長再沒找過任飛，但任飛已經不想回到湖北老家了，他想在重慶紮下根來。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找個重慶妹子結婚，木子就這樣稀里糊塗地陷入一場通往毀滅的婚姻中。
新婚伊始，儘管和木子如膠似漆，但任飛始終沒能跟校長斷了聯繫。校長病重住院，他前去探望過。病床前，任飛拉著校長的手，不覺間話題就說到了自己的妻子。得知新娘子初夜沒有見紅時，校長用一種過來人的語氣「開導」任飛：「像你這樣從山區農村出來的娃兒都開過葷了，她一個城市裡頭長大的女娃兒，哪有可能是悶罐雞（處女）？」
任飛「恍然大悟」，自此夫妻反目，家暴頻發。很快，木子提出離婚。自知復婚無望卻放不下這口氣的任飛，把一瓶硫酸帶在了身上。
和提及髮妻時的咬牙切齒不同，直到晨光像喪鐘一樣準時降臨監獄，任飛都始終牽掛著那位校長。臨刑前，任飛給了歡鏡聽一個電話號碼，懇求他給校長帶句話：「祝你以後的人生幸福美滿。」
出獄之後
1998年4月5日，歡鏡聽出獄了。由於給死囚寫遺書的任務完成得好，他的刑期由兩年減為一年半。
出獄後，他先是撥通了那位校長的電話。對方沉默地聽完事情的來龍去脈，乾脆利落地結束了對話：「他龜兒子是一個憨包雞娃。」這句重慶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就是，這人是個傻子，把本來玩兒的事情當成了真。
歡鏡聽出獄幾年後，「慎用死刑，少殺慎殺」的呼聲愈發高漲。2006年10月3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6年10月31日表決通過一項法律修正案，將死刑案件的核准權統一收歸中國最高法院行使。據《華商晨報》報道，一位接近法院系統的學者透露，「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國（每年）的（死刑）數字減少可能超過三分之一，有些地方（減少了）將近一半。」近年來，有關廢除死刑的討論更是從法學界走入了民間。
但這一切對歡鏡聽來說並不重要了，那些和死囚有關的故事像是上輩子的事，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原本位於市中心的看守所在兩年前搬遷到了郊區，原址則立起了高樓。（徐牧心 攝）
在他生活的這座小城，從郊區打車到市中心不到20塊錢，幾乎每走過一條街道都會碰上一個熟人。就在上個月經過江津老城區時，歡鏡聽還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見了面，歡鏡聽一時想不起對方是誰，男人就自我介紹起來，說當年是x號房間的犯人，曾以「陪號」的身份進過死牢。出獄之後則做了點小生意，過著平靜的生活。
歡鏡聽只是和男人寒暄了幾句，繼續奔赴下一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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