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經——論語體貼之十八

2.2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注釋】

《詩》三百：《詩經》實有三百零五篇，「三百」只是舉其整數。

蔽，朱熹《集注》：「蔽，猶盡也。」

思無邪：《詩經?魯頌?駉篇》中的詩句。

【翻譯】

孔老師說：「《詩經》三百來篇，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心思想，就是『沒有不正經的想法。』」

【辨析】

孔子引「思無邪」到底是什麼意思？二千年來吵成一鍋粥。

先看《駉篇》原詩：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

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

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

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

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有三解：

一，發語辭，無意義。俞樾《曲園雜纂》：「駉篇八『思』字並語辭。」語辭即發語詞。

二，動詞，想要，思想

。鄭玄《詩箋》解「思無邪」曰：「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

三，祝願

陳奐《毛詩說》認為八個「思」字皆為祝辭。

鄙意以為陳說為上。

「邪」的解法也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兩種。一是解為邪僻，邪惡，如上引鄭玄注。不同意這種意見的人很多，如王闓運《論語訓》：「詩本詠馬，馬豈有所謂邪正哉？」

另一種有代表性的解說是，以「邪」為「徐」即虛。「思無虛」意思是沒有虛情假意。鄭浩《論語集注述要》：「古義邪即徐也。無虛徐，則心無旁騖……夫子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按今人錢穆，李澤厚等亦主此說。

其實，此「邪」字除了邪惡意思以外，還有邪路的意思，尤其和後句中的「徂」（行）對照來看 ，以邪路解「邪」更妥貼。「思無邪，思馬斯徂！」全句可譯為：別跑偏了，馬兒啊！你要往前沖。

【解說】

斷章取義：

孔子在本章中稱引「思無邪」是以上哪種意思呢？後世人們多認為孔子「斷章取義」，即拋開原詩語境，偏離原詩含義，借題發揮，舊瓶裝新酒，賦予新義。先秦典籍中古人引詩經常是類似情況，大概孔子引「思無邪」也是如此，「思」字本來是無意義的發語詞，孔子當作思想，思慮來用，「邪」本來是邪路岔道的意思，孔子當作邪僻，邪惡來用。於是「思無邪」被孔子賦予新義，變為「思想純正，沒有邪念」。

詩無達詁

「詩無達詁」，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精華》。「達詁」的意思是確切的訓詁或解釋。春秋戰國時代，賦《詩經》斷章取義成風，《左傳》等當時典籍中此類記載多不勝數。既各取所需而屬「斷章」，借古語以說「我」之情，因此，所引之詩，其義因人而異，所謂「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曾異《紡授堂文集》卷五《復曾叔祈書》)。西漢人解《詩》，如《韓詩外傳》,亦用此法。所謂「《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校本〈韓詩外傳〉序》)。明人沈德潛說得更為明白：「讀詩者心平氣和，涵泳浸漬，則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見，勉強求合也。況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後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斯為得之。董子云：『詩無達詁』，此物此志也。」（《唐詩別裁．凡例》）

【閑扯】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裡，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里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意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

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藉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裡，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採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裡面。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里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

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里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朱自清《經典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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