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平章：父親劉文典那些事兒
父親在世的時候，很少談個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親過世後母親告訴我的。這幾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憶錄，還有他在反右期間寫下的兩份檢查，對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現在很多人談到父親，都把他當作一個傳奇。關於他的很多傳聞，都帶有虛構編造的成分，是後人演繹出來的，並不符合事實。我想說，父親確實有骨氣很硬、特立獨行的一面，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平常人，也有很可愛的一面。
安徽大學第一院大門
「腳踢蔣介石」系文人演繹
關於父親的為人，現在的人說得最多的，就是他頂撞蔣介石的故事。關於這段往事，說法很多，有的到了幾乎離奇的地步，比如說他「腳踢蔣介石」，其實這是沒有的事情，完全是後人演繹出來的。
父親在北大做了《淮南鴻烈集解》以後，名聲逐漸大起來。1927年，安徽省政府邀請他回皖籌辦安徽大學。當時省里也沒給多少錢，但父親覺得作為一個安徽人，給家鄉教育做點事是應該的，因此到處奔走，找財政部要錢，聘請名師，租借校舍，總算把安徽大學的框架拉起來了。
結果，開學沒多久，就發生了學潮。事情的過程其實很簡單，1928年11月23日，安徽大學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舉行十六周年紀念會，下午五點多鐘，參加紀念會的人正在學校膳堂聚餐，突然闖進一批安徽大學的學生，說是受到邀請，要來女校參加晚會。結果，雙方就衝突了起來。
安大的學生血氣方剛，不僅砸了女校的桌椅，還打傷了學校的女僕。女校自然就告到了省政府。這時候，剛好蔣介石到當時的安徽省會安慶視察，聽說了這件事情，就把父親和女校校長程勉喊去，詢問內情，並要求嚴查。
作為安徽大學的實際負責人，父親到會後堅稱此事「有黑幕」，不願嚴懲學生，結果惹惱蔣介石，直斥父親為「新學閥」。而父親也不是省油的燈，回罵蔣介石是「新軍閥」，遂被扣押。據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指導委員會秘書石慧廬回憶，現場頂多是父親「把腳向下一頓」，結果就被後人演繹出了「腳踢蔣介石」，誇張過頭了。
這件事情發生後，我母親馬上向陳立夫、胡適、蔡元培等人求援。蔣介石那時候還算比較尊重知識分子，很快就同意放了父親，並允許他繼續回到北大任教。這是我很感謝的。
所以，我六叔劉天達說過，父親不是當官的料，很難搞行政工作。憑他當時的學術地位，在政府謀個一官半職，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一直說，「只有終身之教授，哪有終身之校長」，不願意過多參與政治。
父親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
劉文典寫於南下途中的詩稿
「貶低沈從文」是子虛烏有的
關於父親在西南聯合的生活，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那就是他怒斥沈從文「跑警報」的傳聞。
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軍飛機頻頻侵擾昆明，於是「跑警報」稱為一道風景。我們一開始住在一丘田，一旦敵機來了，就趕緊往不遠處的一塊空地上跑。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剛跑到那塊空地上，一家飛機就俯衝下來了，我甚至看到了飛機上日本兵的風鏡，父親一下撲到在我身上，躲過一劫。後來我們搬到了龍翔街五號，過了馬路，走三四百米，就是學校。要跑警報的話，再走幾百米，就是虹山。
搬到龍翔街後，由於敵機經常來襲，學校開課也不正常了，我就在家，沒怎麼上學。那時候，日本的飛機一般從越南飛過來，快到雲南境內的時候，負責監控的部門就會在五華山上掛紅燈籠，一個燈籠代表預行警報，就要準備跑了。父親總是拿個布包，包一兩本書，再拿著茶壺，過馬路，到虹山。我們在虹山還挖了個洞，飛機來的時候就躲在洞里，飛機走了的時候就出來談天說地，還有賣小吃的，跟平常的市井小巷生活沒什麼區別。
現在聽到一種說法，父親在「跑警報」時看到沈從文從身邊跑過，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你替誰跑？」這個說法過去我沒聽到過，不知道從哪裡傳出來的。我曾向父親的學生任繼愈先生打聽過這件事，他也說沒有聽說過，我覺得不符合情理。
我特意查了一下，沈從文當時住丁字坡，在昆明的東邊，要跑警報的話，應該往圓通山方向。我們當時在龍翔街，在昆明的西邊，方向不同，根本碰不著。而且當時大家都是在逃命的情況下，父親跟他又沒有什麼仇恨，按常理不會說出這種超出人之常情的話。所以說，這個說法是不可信的。
還有一種說法，西南聯大要評定沈從文為教授，獨獨父親提出反對意見，說「如果沈從文都能評上教授，那我豈不是太上教授了」！這個其實也是沒有根據的臆測。西南聯大評定沈從文為教授的時候，父親已經應滇南鹽商的邀請去了磨黑，根本不在昆明，哪有機會說出這樣的話！
1943年劉文典赴磨黑途中
被聞一多「趕出」西南聯大
1943年的時候，父親應邀去了一趟磨黑，呆了大約半年的時間，結果因為這件事跟當時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聞一多鬧得不痛快，被聞一多辭退了。
這個事情，是個懸案，至今還有很多情況說不清楚。起因是磨黑有個民主人士，叫張孟希，是個鹽商，在當地辦了一個中學，想請個有名的先生去撐撐檯面。同時，剛好他老母親去世了，想請先生幫助寫個墓志銘。
條件開得很高，而且答應在父親回來時再附送五十兩雲南煙土（鴉片）。父親那時候剛好休假，又考慮到日軍已經打到了怒江，去滇南大山裡，畢竟安全些，就跟學校打了個招呼，並商定辦好了磨黑的事情就早點回來。
結果，到了每年一度的發聘書時節，西南聯大已經按照常規給父親寄出了聘書，但這時卻收到了聞一多的來信，說即使聘書寄出了，也要收回，等於就是將父親解聘了。
我聽母親說，馮友蘭先生為這個事很生氣，拄著拐杖跟朱自清說：「這個事，一多做得不對!」
但是，聞一多是清華大學國文系的主任，他說要辭退就辭退。幸好陳寅恪很快知道了這件事情，就寫信給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推薦父親到雲南去教書。熊慶來當然是求之不得，立即寫了言辭懇切的邀請信，高薪聘請父親到了雲南。這樣，從1943年起，一直到父親去世，他都呆著雲南。
這個事情，到底是什麼原因？
聽母親說，其實父親一開始跟聞一多的關係還是挺好的。父親代理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的時候，聞一多因為在青島大學遇到學潮，呆不下去了，就找到父親想進清華。父親就同意了。
但父親畢竟是個只懂得搞學問的人，據說有一次，他經過聞一多講課的教室，站了幾分鐘，聽到他讀錯了幾個字的古音，可能後來跟別人說了，傳到了聞一多的耳朵里，讓他很不愉快。
我印象中，父親後來從來沒有提到過「聞一多」三個字。聞一多遇刺後，我跑到他中槍的那個土牆邊上玩，看到牆上有幾個洞，我還從裡面找到一顆彈子，拿回來給父親和母親看。父親沒吭聲。母親說，這個怎麼能拿回家，我就趕緊扔掉了。
劉文典回憶與魯迅交往的文章
與魯迅不過是觀點不同而已
父親跟魯迅先生相識，是同在北大教書的時候。不過，兩人的交情並不深，父親沒有去過魯迅的家，魯迅也沒有來過我們家。
兩人比較近距離的接觸，是兩個人共同的學生李膺中結婚的時候。1956年，父親曾寫過一篇《回憶魯迅》，談到他們在這次婚禮上的相遇：兩人一起聊到魯迅在廣州被搜查的情形，還互相開玩笑，但也僅此而已。
掀起軒然大波的，是1947年父親關於魯迅的一個演講。這個演講是應雲大學生邀請做的，題目就叫《關於魯迅》。父親大概談了一些不太合時宜的觀點，比如說魯迅太悲觀，總以為人世太壞、陰險、欺騙、虛偽等，又認為魯迅總是說中國的革命不會成功，這給年輕人帶去了很多消極的情緒。
這場演講，經過當地報紙一報道，在雲南鬧得沸沸揚揚。幾家報紙先後發表20多篇評論文章，抨擊父親的觀點，說他攻擊魯迅。
我曾就此傳聞當面問過父親，為什麼要罵魯迅？父親覺得很委屈，說：「我怎麼會罵魯迅呢！我和他是同門，在北大教書共一個休息室，還偶爾閑聊一下。我只不過是不同意他把精力放在打口水仗上，不如多做點學問。」
父親對魯迅先生稍有不滿，還在於覺得魯迅不近人情，與自家兄弟都鬧得不合，老死不相往來。
其實父親對周作人還是蠻同情的。1956年他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期間抽空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政府特意派了小車，結果遇到了正在走路的周作人。兩人閑聊了幾句，就各自散去了。父親回來還感慨說，做人啊，真是要注意民族大義，不能動搖，不然周作人也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劉文典與家人
「二雲居士」的稱謂並不確切
近些年，關於父親的傳聞很多，有的已經近乎空穴來風，有的則頗有來源，只不過有誇大演繹的成分。比如，很多文章都提到父親有個綽號「二雲居士」，意思是說，父親一愛雲南煙土，也就是鴉片，二愛雲南火腿。
父親確實抽過鴉片。我大哥劉成章英年早逝之後，父親的心情一度非常鬱悶，不知道遇到哪位朋友勸他抽抽鴉片，解解悶。這樣就抽上了。母親知道後，也沒說什麼，抽就抽吧，總比天天悶悶不樂強。
到了雲南以後，因為當地盛產煙土，幾乎家家都有個煙床，沒事就抽幾口。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拉黃包車的，都在抽鴉片。我記得，我岳父、岳母都有抽鴉片的習慣，不足為奇。那時候，走親訪友，主人和客人各躺在煙床兩邊，主人點好煙槍，抽上兩口，再遞給客人抽幾口，幾乎成了一種時尚。
但到了解放以後，政府禁止抽鴉片，父親就決定戒鴉片了。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將鴉片燒成煙泡，每天早晨吃半顆，慢慢地，搞了半個多月，才真正把鴉片戒掉了。
這就是父親抽鴉片的真實情況。當然，鴉片也確實給他帶來不少負面的評價，比如他落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據說就與抽鴉片有關。
至於說到雲南火腿，我父親牙齒不好，並不怎麼吃火腿，頂多就是吃一點火腿月餅，量也很小。所以說，「二雲居士」的稱謂，其實並不完全確切。
劉平章口述章玉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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